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艺术受到三个外来事件的影响：贵族的废除与迁移，在意大利西南古城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1738年及其后庞贝（Pompeii）挖掘古代的遗物，拿破仑抢劫意大利艺术。大多数上层阶级的移民携带着足够的金钱与购买艺术品的嗜好离开法国，有些艺术家如维吉·勒布朗夫人，随移民离境。弗拉戈纳尔完全依赖休闲阶级的钱包维持生活，仍然支持大革命，因而几乎饿死。其他的艺术家支持大革命是由于他们记得贵族如何将他们当作仆人与佣工看待，还有美术专业学校如何只允许他们自己的会员在其沙龙展览。1791年，立法会议开放美术专业学校给任何够资格的法国或外国的艺术家来竞争。国民公会禁止美术专业学校成为实质上贵族化的学校。1795年，督政府以新的美术专业学校替换它，而且在罗马设立办公处。1792年，这所学校已成为博物馆。在那里，法国的艺术家被允许研究模仿拉斐尔、乔尔乔涅、柯勒乔、达·芬奇、韦罗内塞的作品……甚至圣·马克的马，赃物从未被如此良好地予以利用。1793年，国民公会恢复政府资助的罗马奖（Prix de Rome）及在罗马的法兰西学院。逐渐地，日见高升的中产阶级取代贵族成为艺术品的购买者。1795年沙龙展览的535张画吸引了无数的观赏者，艺术品价格上升。
奇怪的是，大革命并未在艺术上产生任何激进的波动。相反，那不勒斯附近的古代雕刻与建筑的发掘，及1755年以后温克尔曼与1766年莱辛的作品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灵感，以其贵族政治的内涵，刺激古典形态的复苏。其影响的强烈，足以抗拒大革命浪漫与民主的影响（普吕东不赞同）。这一时代的艺术家在理论与实际上完全接受古典与贵族的法律准绳、风纪、礼节、智能、理性与逻辑，以遏阻激情、盛怒、热忱、骚动、放纵与伤感。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艺术遵循昆体良与维特鲁威、高乃依、布瓦洛的古老法式。但在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时期，它趋向于新异奇怪的样式。借卢梭稳定情绪，以狄德罗支持情操，似乎无限接近浪漫主义的时代。但这是在政治与文学，而不是在艺术方面。
1774年，维安受到在赫库兰尼姆和庞贝挖掘报告的激发，带着他的学生大卫动身前往意大利。这位一心向着大革命的年轻人发誓，他将永远不受古典制度的拘束与贵族艺术的诱惑。但是，在希腊与罗马艺术方面他表现出他精于轮廓的高贵、结构的合理及线条的笔力与纯净。他起先抗拒古典艺术男性的寓意，渐渐向它屈服，而且将它带回巴黎。它使大革命排除基督教，使加图与西庇阿的理想调和化，它甚至使塔利安夫人的希腊晚礼服与其一致。现在这一时期以下风格适当地搁置一下——哥特式的神圣抱负，巴洛克式的少不更事，洛可可式（17—18世纪欧洲流行一种纤巧华丽的建筑和音乐形式）放荡的矫饰，布歇的玫瑰色的裸体画，弗拉戈纳尔的跳跃的女孩。现在古典线条的理论把握、冷静的思考、贵族的约束与斯多葛的轮廓，必须是富有色彩的、情感的、民主的、浪漫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艺术目标与原则。
大卫在大革命与帝国期间左右法国艺术。1748年，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兴旺的资产阶级家庭，这使他终生未受穷困。16岁，他进入艺术专业学校，在维安门下学习，两次尝试得到罗马奖，均告失败。他禁闭自己，还想绝食自杀。一位邻近的诗人惦念他，寻找他，并在找到他之后，请求他不再绝食。1774年，大卫再度参与竞争，并以一幅洛可可式的画——《安条克渴望斯特拉托尼的爱》（Antiochus Dying for the Love of Stratonice）获胜。在罗马他爱上拉斐尔，然后又改了主意，因为拉斐尔在方式与线条上过于女性的柔和。他发现较有力的滋养在于达·芬奇，思想与轮廓严谨的控制在于普桑（NicolasPoussin）。他从文艺复兴的《圣母画像》（Madonnas）中接受古代英雄的哲学、格言与争胜精神，同时在基督教的首都他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
他于1780年回到巴黎，娶了一位富有的妻子并获得一连串的古典题材——贝利萨留、安德洛玛刻与一些爱国志士——提供给美术沙龙。1784年，他到罗马为路易绘制一幅以反对罗马为背景的画——《贺拉提的誓约》。他在罗马展览此画时，一位年老的意大利画家巴托尼（Pompeo Batoni）告诉他：“只有你与我是画家，至于其他的人，他们可以去跳河。”到巴黎后，他在1785年的沙龙画展中展出他的作品《贺拉提的誓言》。在李维的传奇历史中，大卫发现爱国精神是古罗马的真正宗教：贺拉提家族的3位兄弟发誓将与古里提（Curiatii）部落的3位兄弟作殊死战，以解决罗马与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之间的战争（公元前7世纪）。在大卫的画中：贺拉提宣誓，并接受他们父亲的剑，而他们的姐妹悲伤着，她们其中之一已与古里提部落中人订婚。从高乃依的《贺拉斯》（Horace）知道这个故事的法国人，感受到这画描写的国家地位高于个人和家庭。一位真诚致力于改革的国王与一个已蓬勃显现革命的城市，共同称赞这位艺术家，同时他的竞争者承认他显露英雄的勇气、仁慈的牺牲及女子悲伤的技巧。《贺拉提的誓约》是艺术史上最圆满、有意义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意味着古典风格的胜利。
受此方法与主题的鼓励，大卫转至希腊并于1787年推出《苏格拉底的死亡》（The Death of Socrates）。雷诺兹爵士在巴黎观赏此画，宣称它“为米开朗基罗与拉斐尔后艺术上最伟大的成就，在伯里克利时代它是雅典的光荣”。两年后大卫再现了罗马人的传奇——《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斯》——这是李维的罗马行政官的故事（公元前509年）——他判决他儿子死刑，为了图谋恢复君主政体。这幅画受委托绘制于巴士底狱陷落之前，明显未预料到即将发生的暴动。国王的艺术部长禁止其展出，但是民众的支持使其获得1789年沙龙画展的入场许可。来看这幅画的群众向它致敬如同它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大卫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艺术代言人。
其后他致力于大革命政治与艺术的罕有的结合。他接受大革命的原则，说明它的枝节，组织与装饰它的庆典，而且表扬大革命的烈士。激进派代表圣法尔若1793年1月20日被一名保王党暗杀后，大卫开始积极表现这一情景。两个月内他将这幅画呈献给国民公会，被挂在议事厅的墙上。马拉1793年7月13日被杀后，一群哀悼者进入国民公会走廊，随即他们之中喊出一声：“大卫，你在哪里？你已将圣法尔若为国捐躯的容貌传给子孙，另一幅待绘制的画正等你来画。”大卫起立并回答道：“我愿意画它。”10月11日，他将完成的画呈献给国民公会。这幅画显现马拉半躺在他的浴盆内，他的头无生命地向后垂下，一只手紧握一份原稿，一只手无力地落在地上。浴盆旁的一块木头刻有光荣的碑文——“给马拉大卫”。这是违反大卫特有风格的，革命的热忱将现实主义取代新古典主义。这幅画与《圣法尔若》采用最近的事为主题并弃绝古典的惯例，它们使艺术参与大革命。
1794年前大卫在政治上变得那么杰出，被选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他追随罗伯斯庇尔的领导，并为最高主宰日的庆典安排游行与艺术装饰。罗伯斯庇尔失势后，大卫被当作他的信徒之一而遭到逮捕，在监狱服刑3个月后由于他学生的抗辩而被释放。1795年，他隐退到他画室的个人小天地，但1799年他以一幅精巧的全景《萨宾人之劫》（The Rape ofthe Sabines）恢复声誉。11月10日，拿破仑得权，51岁的大卫开始全新而成功的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