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囚车之间，在废墟之中，爱与性幸存。大革命已忘记医院，但在医院，在战场，在贫民窟，慈善减轻了痛苦与悲伤。美德阻遏邪恶，父母的情爱同时残存于子女的自主。许多孩子看到父母的无能，因而惊服大革命的热情与新风尚，他们中一些人抛弃旧道德限制，变成无忧无虑的享乐主义者。男女乱交盛行，性病蔓延，弃儿倍增，性变态风行。
萨德侯爵出生于巴黎东南普罗万一个地位很高的家族，高升为布雷西亚与比热的总督，似乎注定终身为行政官。但是他的心中激荡并沸腾着性幻想，为了使它们成为正当的哲学而寻求不已。涉及与4名女子的风流韵事后，他在艾克斯昂省以“毒害与兽奸之罪”被判死刑（1772年）。他逃亡，被捕，再逃亡，犯了更大的罪，逃至意大利，回到法国后，在巴黎被捕，监禁在樊尚（1778—1784年）、巴士底狱和沙朗通（1789年）。1790年获释后，他支持大革命。1792年，他是皮克派（Section des Piques）的书记。大恐怖期间，由于他被误认为是一名回来的移民而被逮捕。一年之后被释放。1801年，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他因出版《朱斯蒂娜》（Justine，1791年）与《朱丽叶》（Juliette，1792年）而再度入狱。这些是性经验的小说，有正常与不正常的。作者偏好不正常的性行为，而且使用相当的文学手腕替自己辩护。所有的性欲——他主张——是自然的，而且应无愧内心地纵情，甚至可以从传染病毒的痛苦中获得性欲的欢乐。他以一字声名（指萨德主义）永垂不朽。他在不同的监狱度过他最后的生命，写作风采优雅的剧本，最后死于沙朗通精神病院。
我们得知在大革命期间大学生之间的同性恋，可推测它已普及于监狱。妓院一般开在王宫附近，在土伊勒里宫的花园、圣希拉尔街与白蒂沙普街，妓女极多。她们也出现在戏院与歌剧院中，甚至出现在立宪议会与国民公会的走廊上。标注着女人的住址与费用的小册子到处都是。1793年4月24日，坦普尔派（Temple Section）发布一项命令，“会议……愿意终止由公共道德毁灭及女性堕落与不忠引起的无数不幸，而且借此指派警察局局长”等。其他派系从事运动，私人的巡查被组成，一些罪犯遭到逮捕。罗伯斯庇尔支持这个措施，但是在他死后监护人的勤勉为之松懈，娼妓再度出现于督政府期间。
1792年9月20日以后，只有公证结婚是合法的，教士是不必要的，只需要在官方作证下签署共同的誓约。在较低的阶层，许多男女未婚同居。私生子数目庞大。1796年，法国登记有4.4万名弃儿。1789年至1839年，默朗的新娘在她们结婚时24％是怀孕的。法国大革命前丈夫通奸常被赦免，富有的人可能有情妇，在督政府期间情妇更是被公开夸耀。1792年9月20日的一项法令使离婚合法。女人的合法权利有所增加。由于更多不为习俗约束的年轻人逞强，父系的权威因而减少。1802年，普伦普特里在法国旅游时，在报道中引用一位园丁的话：
在大革命期间我们不敢责怪我们孩子的过错。那些自称为爱国者的，视惩罚孩子为违背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些变得十分难以控制，以致一位父亲责骂他的孩子时，后者常常会告诉他应管好他自己的事业，又说“我们是自由与平等的，共和国是我们唯一的父亲，并无其他的”……那将需要许多年使他们服从。
色情文学盛行，成为年轻人最喜爱的读物。1795年以前（如同1871年），一些曾经过激的父母开始将他们的儿子送进教士管理的学校，为的是远离一般放荡的道德与作风。一时，家庭似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受害者。但在拿破仑时期，风纪的恢复暂缓，一直到工业革命才较缓慢较一致地给予改正。
在旧制度期间，妇女由于优雅的风度与高尚的情操，及她们思想的教化而获得很高地位的这种情况，大多受限于贵族与中上阶层。但1789年以前，妇女团体显然在政治中脱颖而出。她们前进至凡尔赛，并将国王与王后送回巴黎作为突然得权的公社的俘虏后，几乎赢得大革命。 1790年7月，孔多塞发表一篇文章《准许妇女有参政权》。12月，艾德夫人尝试成立俱乐部献身于女权运动。妇女在议会的旁听席上表达她们的意见，而且试图组织她们自己。她们获得若干利益：妻子与丈夫一样，能请求离婚；母亲与父亲一样，对未达限定年龄儿女的婚姻，有许可或否定的责任。督政府期间，无选举权的妇女成为政治上公开的力量，支持部长与将军，而且骄傲地展示她们在风度、道德与服装上的新自由。拿破仑于1795年26岁时，这样描述她们：
妇女在各处——在游戏场所，在公共散步之处，在图书馆。你们在学者研究室看到非常美丽的妇女。世界各地只有此处（巴黎），女人的确具有值得男人为她们疯狂的影响力，而且男人不考虑其他，仅为了她们度过一生。一个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应给予她的、什么是她应有的权利，必须在巴黎住上6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