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套裤汉中，赫伯特的势力也许伸展至各党派，而且利用激进派力量进入国民公会，从而恢复巴黎对全国的统治。罗伯斯庇尔的势力以前建立于巴黎民众，现在为公安委员会，他凭借较优的情报、决策与行动的机构，掌握国民公会。
1793年11月，公安委员会的名望达到最高峰，部分由于成功的国家总动员，更主要的是由于几处前线的军事胜利。新的将领——儒尔当、克勒曼、克莱贝尔、皮舍格吕——为大革命后辈人物，受到旧法规与战术或没落保王党的束缚，他们统率的100万人仍无适当的装备与训练，但是有一种思想鼓舞他们的勇气：如果敌军攻破法国防线，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可能得到怎样的后果。他们受挫于凯泽斯劳滕，但是他们收复并占领兰道与施派尔。他们将西班牙人驱至比利牛斯。在年轻的拿破仑的协助下，他们再度占领土伦。
8月26日，一支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的联合军队，受到英、西舰队的保护与地方保守派的鼓动，获得在地中海战略性的港口与军械库，一支革命军队围攻它3个月之久却徒劳无功。岬角分割此港，并俯视着军械库。获得这个据点，也就把握住了整个战局。但是英国人已用非常坚固的要塞堡垒——称之为小直布罗陀，封锁接近该岬角的陆地。24岁的拿破仑，立刻看出如果敌人的舰队能被迫离开港口，则其驻军将丧失来自海上的补给，因此不得不放弃该城。经过勇敢而冒险的侦察之后，他发现有一处丛林，可让他的炮兵安全地轰击该要塞。他的大炮摧毁堡垒的墙壁后，一营法国军队攻入要塞，杀死防御的军士，更换了那里的大炮。这对敌人的舰队构成威胁，领主胡德命令驻军放弃该城，同时舰队被迫离开港口。1793年12月19日，法国军队收复土伦。奥古斯丁，公安委员会的地方代表，写信给他的哥哥，极力称赞这位年轻炮兵“卓越的功绩”。一个新英雄的事迹由此开始。
这些胜利与克莱贝尔在旺代的那些人，使公安委员会能自由地处理内政事务。此时，有一个明确的“外国阴谋”要暗杀革命的领袖，却未发现确凿的证据。贪污遍布于陆军补给品的生产与供货方面，“在南方的陆军要求3万条马裤——一个最无耻的要求”。投机使商品价格提高。对重要的产品，政府已设置了限价，但是生产者抱怨如果对工资不做同样的控制，他们便不能固定其价格。通货膨胀被抑制了一段时期，但农民和制造商削减生产，失业率随着物价上升而增加。因为供给缺乏，主妇们必须排队才能购得面包、牛奶、肉类、牛油、油、肥皂、蜡烛与木材。排队有时自午夜开始，许多男女躺在门阶或人行道上，等待商店开门。饥饿的妓女到处寻找生意。许多地方，暴徒冲进商店并抢走商品。市政的劳务已经停顿，犯罪盛行，警察稀少，垃圾散布并污秽了街道。类似的情形发生在鲁昂、里昂、马赛、波尔多……
这些表明公安委员会对整个经济处理失当。巴黎无套裤汉的生活费与政府的财富，正被投机商获取。于是他们抛弃罗伯斯庇尔改为支持赫伯特与肖梅特，进而热诚地听取所有财产或至少所有土地国有化的建议。一个党派的领袖建议将所有的富人处死，以为解决经济穷困的办法。1794年以前，工人有一个共同的不满，资产阶级已暗中获取了大革命的果实。
1793年底前，公安委员会受到一个有力的革命领袖与一个著名新闻业者的新挑战。纵使丹东表面上极为残忍，他内在的仁慈性格使他回避王后的死刑与恐怖时期的暴乱。他由阿尔西回来后，他主张将入侵者驱逐于法国领土以外，并将大革命最主要的敌人予以处死，如此就无太多理由继续恐怖、继续战争了。英国提议和平时，他建议应该接受。罗伯斯庇尔则拒绝，而且基于政府仍然受困于不忠、阴谋与腐败的理由，应更加强化恐怖手段。德穆兰一度曾为丹东的秘书，期望他钦佩的朋友像他一样，获得幸福的婚姻。他出版了一份刊物《老科德利埃报》（Le Vieux Cordelier），要求结束恐怖政策：
自由既不是歌剧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也不是红色的无边帽，更不是脏的衬衫、破布。自由是快乐、合理、平等、正义、人权宣言及你们庄严的宪法（仍然在冬眠）。你们是否愿意让我认识自由，让我倒在她的脚下，并让我为她流干血液？请释放你们称为嫌疑犯的20万名市民……不要认为这将成为一般民众的致命措施。相反，它是你们能采取的最具革命性的措施。你们能以断头台消灭你们所有的敌人吗？如果还有更大的狂乱呢？你们难道能以断头台毁灭一个敌人，而在他的家庭与朋友中不再多毁灭两个？
我与其他主张必须实施恐怖的人有很大的歧见。我确信你们当中有一个仁慈的公安委员会的委员时，自由将可获得，欧洲也可被征服。
直到目前，仍对德穆兰友善的罗伯斯庇尔惊恐于开放监狱的请求。那些劳动阶级、教士、投机商与资产阶级——如果被释放，他们是否更有信心重新开创或毁灭这个共和国的计划？他确信逮捕的恐惧、加速的定罪与可怕的死亡，是唯一使大革命的敌人不敢以阴谋推翻它的力量。他怀疑丹东突然变为仁慈，是为了救助一些最近由于不法行为被捕的伙伴免送断头台，从而避免暴露出他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之中，法布尔·德格朗丁与沙博受审于1794年1月17日，并被判有罪。罗伯斯庇尔断定丹东与德穆兰将被罢免，这个委员会将为之结束。他断定只要这些老朋友活着，他将永不安全。
他继续让他的敌人分裂，而且参加他们的党派使其相互斗争。他怂恿丹东与德穆兰攻击赫伯特，欢迎他们对抗击反宗教战争的援助。赫伯特支持镇民暴动和抗议食物昂贵与稀少，他谴责政府与放任者，并于1794年3月4日激烈地批评罗伯斯庇尔。他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同志于3月11日有公开起义之势。绝大多数委员赞同罗伯斯庇尔，认为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赫伯特、克洛茨与其他几位同志被捕，并被控告在分配人民粮食时有不法的行为——这是一个聪明的控告，因为它让无套裤汉怀疑他们的新领袖——而且在他们决定叛乱前予以定罪，然后很快送他们上断头台（3月24日）。赫伯特崩溃，并悲叹克洛茨以日耳曼人的平静等待他的死期来临，他对群众说：“我的朋友，你们不应将我与这些恶棍混在一起。”
丹东一定了解他被用作对抗赫伯特的工具，而且他现在对公安委员会仅剩少许价值。即使如此，他继续借主张仁爱与和平以疏远公安委员会——这些主张要求委员弃绝他们赖以生存的恐怖措施，反省他们一意孤行的战争。他敦促终止屠杀。“让我们，”他说，“留若干人给断头台来处理。”他仍然筹划教育计划与司法改革。他仍保持目中无人的作风。有人告诉他，罗伯斯庇尔计划逮捕他。“如果我知道他确有此念头，”他答道，“我将吃掉他的心。”他的朋友催他先攻击公安委员会。但他的勇气与意志都很薄弱，他不能振奋起以往大胆进取的精神。四年大革命浪潮中的奋勇前进已使他疲乏不堪，现在他毫无抵抗地沉迷于逆流中。“我宁愿被斩首也不愿送他人上断头台，”他说，“我厌恶人类。”
很明显，比兰-瓦伦首先建议处死丹东。许多公安委员会的成员同意他的看法，如让宽容运动继续下去，无疑会让大革命向国内与国外的敌人投降。罗伯斯庇尔暂时不肯决定立即处死丹东。他与其他委员相信丹东已持有一些政府财产，但是他确知丹东对大革命所做的贡献，他深恐将大革命中的一位伟大人物处以死刑将导致某些党派与国民卫队的叛变。
在罗伯斯庇尔犹豫不定期间，丹东拜访了他好几次，不仅为他的财务记录予以辩护，而且为把忧郁的爱国精神转化为终止恐怖与寻求和平的政策而努力。罗伯斯庇尔仍然怀疑，并变得更为敌对。他帮助圣茹斯特（时常受到丹东的嘲笑）预备一个对其最大的敌手不利的诉讼案件。3月30日，他与公共安全委员会及一般安全委员会联合决定，由大革命法庭宣布丹东、德穆兰与12名最近被判挪用公款罪犯的死刑判决。丹东一位极有权力的朋友将此消息透露给他，并催促他躲藏到巴黎以外的地方。丹东未接受。次晨警察逮捕了他与德穆兰，并予以监禁。他批评道：“……革命的权势竟属于最恶劣之人。”
4月1日，勒让德尔建议，从牢中提出丹东，允许他在国民公会中为自己辩护。罗伯斯庇尔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阻止了他。“丹东，”他高声说，“是无特权的……我们将等待这天，国民公会是否能毁去这个早已腐朽的偶像。”然后，圣茹斯特念着他准备好的起诉书。考虑到本身的安全，代表命令立即审判丹东与德穆兰。
4月2日，他们被带至革命法庭。可能是法律论点上的错误，另一批人被牵连进来，包括德格朗丁，其他的“阴谋者”或挪用公款者及——使一般民众和他自己都惊奇的——塞克尔，公安委员会中温和派分子，现在受控与赫伯特主义者和外国阴谋有关联。丹东以权威和讽刺性的辩才为自己辩护，而且给予陪审团与旁观者十分深刻的影响，以致富基埃-坦维尔向公安委员会要求禁止辩护者发言。公安委员会呈予国民公会另一项控诉，据他们所知，德穆兰和丹东的党徒策划以武力援救他们。国民公会借此控诉，宣布这二人不受法律保护——换言之，“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他们现在可不经法律程序即被处死。陪审员听到这项控诉后，宣布他们获得充分证据并准备宣判。犯人被送回他们的监牢，旁观者被解散。4月5日，宣布全体通过的判决：所有的被告均判处死刑。获知宣判结果后，丹东预言道：“不出几个月，人民将会把我的敌人撕成碎片。”还有：“卑鄙的罗伯斯庇尔——断头台也将要你的性命。你将随我而去。”德穆兰在监狱中写信给他的妻子：“我心爱的露西尔！我是天生命运不好……我亲爱的，为我的贺拉斯活下去……我被绑住的双手拥抱着你。”
4月5日下午，已定罪的人被送至大革命广场。在途中，丹东再次预言道：“我将他们置于一个可怕混乱的局面。他们中无一人有政府观念。罗伯斯庇尔将随我而去，他被我拖垮。啊！最好做一个不干预政事的渔夫。”在断头台上，德穆兰的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丹东排在最后一位。丹东十分思念他年轻的妻子，并默默地为她祝福，然后控制住自己：“来吧，丹东，不要怯懦。”他走上断头台时，他告诉刽子手：“将我的头出示给民众，这是很值得的。”他与德穆兰一样，只活了34岁。自卡米耶唤起巴黎人占领巴士底狱后，他们已享受人生。在他们死后8天，露西尔与赫伯特的寡妇及肖梅特，跟随他们走上断头台。
整个局面似乎已明了，所有反对公安委员会的党派都已被铲除或整肃。吉伦特派人被处死或驱退，无套裤汉被分裂而且受到压制，俱乐部——除雅各宾外——都被关闭，报纸与戏院被严格检查。国民公会受到恐吓，将所有的主要议决权交给公安委员会。在后者的保障与其他委员会的指导下，国民公会通过不利于囤积者与投机者的法律，实施免费、普遍的初等教育，废除法国殖民地区的奴隶制度，建立一个有社会安全、失业救济、穷人医疗援助与老人救助的幸福国家。这些措施大部分都因战争与动乱而失败，但被保留成为鼓舞下一代的理想。
罗伯斯庇尔的双手沾满了血污，但未受束缚，现在着手于将上帝归还给法国。以理性主义代替基督教教义的企图，使这个国家转向反对大革命。在巴黎，天主教徒反抗关闭教会与骚扰教士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中低阶层人民参加礼拜天弥撒。在他一次优雅的演说中（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表示大革命与其政治前辈卢梭精神结合的时间已经来到（他的遗体已于1794年4月14日被移至万神殿）。这个国家原本支持一个纯正而平易的宗教——本质上属于艾米尔的萨伏依人的教皇，基于对上帝与来世的信仰——而且宣传公民与社会道德是共和国必要的基石。国民公会希望这个行动能平息宗教的过热并缓和恐怖，因而同意并于6月4日任命罗伯斯庇尔为主席。
1794年6月8日，罗伯斯庇尔以官方身份，为10万名聚集在练兵场的男女老幼主持一项“上帝的节日”。在一长列怀疑论代表前头是持着花与麦穗的廉洁之士，并以音乐与圣歌伴奏。一辆乳白色的公牛拖的车子装载着成捆的金黄色玉米。在它之后，牧羊人与牧羊女以大自然代表上帝的一种形态与声音。在一只装饰战神的浅盆中，是最知名的法国艺术家大卫雕刻的一座冠以无神论的疯狂象征的木头雕像。他还完成了一座象征全胜智慧的雕像面对着这个场面。罗伯斯庇尔，美德的化身，将一支火把放在无神论雕像上，但是逆风把火焰吹到了智慧雕像上。一篇大体上高洁的题献显示：“法国人民承认上帝与不朽的灵魂。”类似的典礼在全法国进行。罗伯斯庇尔很高兴，但比兰-瓦伦告诉他：“你开始用你的上帝烦扰我。”
两天后，罗伯斯庇尔劝使国民公会宣布加强恐怖，他曾借宗教节日谴责赫伯特，如同他应付并反抗丹东时一样。《牧月法令》（1794年6月10日）认可死刑适用于主张君主立宪制或毁谤共和国、违反道德、散布谣言、偷窃公共财物、投机获利或挪用公款、阻挠食物运输、以任何一种方法干预战争之人。此外，这项法令授权法院决定是否允许被告辩护、什么证人应加审问、何时证据审查应予终止。“至于我自己，”一位陪审员说，“我永远确信，在一次革命中所有被带至革命法庭的人必须加以定罪。”
恐怖的加强获得一些谅解。5月22日，一项计划要谋害赫波斯。5月23日，逮获一名企图暗杀罗伯斯庇尔的年轻人。国民公会相信有外国阴谋计划刺杀大革命领袖，因而宣布不分配住所给英国或汉诺威的战俘。巴黎监狱扣压了约8000名可能暴动或逃亡的嫌疑犯，他们必须以恐怖镇压。
“大恐怖”因此开始了。从6月10日延续到7月27日，不到7个星期，1376名男女被斩首——比自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0日被斩首的总数还多155名。富基埃-坦维尔描写掉落的人头“如同屋顶落瓦”。人民不再按计划做事，只愿待在家里并留意他们所说的每句话，社交生活几乎停止，酒店与妓院几乎无人问津。国民公会本身形同虚设，从原来的750名代表减为117名，许多代表回避投票，唯恐做出有损他们名誉之事。即使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也畏惧他们将处于新的三驾马车政治——罗伯斯庇尔、库东与圣茹斯特的斧下。
也许战争导致有权势的人屈服于强烈的权力集中。1794年4月，柯布哥亲王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入法国，任何一个法国防卫者的失败都可能导致巴黎的恐惧与混乱。英国舰队的海上封锁使法国无法得到美国的补给。直到一支英国舰队（6月1日）被法国护航船队击败，才能让重要货物运至布雷斯特。6月25日，一支法国陆军阻挡入侵者于沙勒罗瓦。隔日，圣茹斯特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弗勒吕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柯布哥撤离法国，儒尔当与皮舍格吕于7月27日越过边界，在安特卫普与列日建立法国主权。
胜利地击退外国君主的入侵可能减轻了罗伯斯庇尔的压力。一般安全委员会与公共安全委员会互相争夺政治权力，在后一团体中，比兰-瓦伦、赫波斯与卡诺使用暴力反抗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感觉出他们的敌对，罗伯斯庇尔避免参加7月1日至23日的会期，以期缓和他们对他领导权的憎恨，这却给予他们更多策划消灭罗伯斯庇尔的机会。此外，罗伯斯庇尔的战略犹疑不定：7月23日，他屈服于商人的申诉，签署了一项设定最高工资的法令，因而激怒了他以前的支持者。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这道法令使工人们现有的工资仅及以前价值的一半。
从各省回到巴黎的恐怖分子——富歇、弗雷隆、塔利安、卡里尔——表示，他们性命的保全决定于能否除掉罗伯斯庇尔。召他们回巴黎的罗伯斯庇尔要求他们说明他们的任务。“富歇，告诉我们，”他问道，“谁派你告诉人民世上无上帝？”在雅各宾俱乐部，他建议富歇就有关他在土伦与里昂的任务接受质问，否则将丧失会员资格。富歇拒绝接受审问，而且公布一张名单，其上列有将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新候选人，作为报复手段。至于塔利安，他无须如此刺激。他迷人的情妇卡巴吕斯，于5月22日遭到罗伯斯庇尔的逮捕，谣言传出她送给塔利安一把匕首。塔利安发誓，不计任何代价使她获释。
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做了最后的演讲。代表对他有敌意，因为他们中有许多反对他迅速处死丹东，而且责备罗伯斯庇尔使国民公会无能。他尝试答复这些质问：
同胞们……我必须公开心中的秘密，而你们必须了解事实……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消除严重的错误。我是来阻止某些人想将此自由神殿充塞可怕而不调和的誓约……这个恐怖与耻辱的制度是依据何种基础……我们必须向谁展示我们的恐怖……害怕我的人是暴君与恶棍或是善良百姓与爱国志士……我们应将恐怖打入国民公会吗？没有国民公会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曾冒生命危险来保卫国民公会，世上的人都看到可恶的党派策划摧毁它时，我们奉献自己以维护它的存在……谁是阴谋者首先打击的对象？我们正是他们要暗杀的，我们正是他们所称的法国苦恼……不久之前他们向公安委员会公开挑战。他们最后的目的是消灭某一个人……他们称我为暴君……他们想迅速证明大革命法庭是一个流血的法庭，是由我一手造成的，而且由我全权掌握——为了杀害所有善良的人民……
此时此地，我不敢指出姓名（这些被控诉者）。我不能亲自撕下掩盖罪恶的神秘面罩。但我可以确切地断定：在阴谋策划者中，有些人是外国人用金钱收买的间谍，有计划地毁灭共和国……这些虚伪的卖国贼，在虚伪外表的掩护下，控诉原告并加倍运用策略……来隐藏事实。这是阴谋的一部分。
我的结论是……暴政控制我们，但并非让我必须保持沉默。人们如何能责备一个真理在他那一边，并知如何为国牺牲的人。
这次历史性演讲中有一些谬误——使人惊异，这是一位始终在政治陷阱边缘选择道路的人。权势可使人疯狂与腐化，降低深谋远虑的能力，增加行动的仓促。演讲的内容——无知的骄傲，推定“真理在他那一边”的人——可能是明智的，不过仅及于苏格拉底接近死亡时的状况。以死来威胁他的敌人，这是很不聪明的。更不聪明的是过分相信国民公会，却不畏惧恐怖政治。更糟的是，由于拒绝提出他所要控诉的姓名，他使更多的代表认为他们会在将来成为他愤怒的受害者。国民公会冷静地接受他的建议。罗伯斯庇尔于该夜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他的演讲得到热烈喝彩，在那里他公开攻击比兰-瓦伦与赫波斯。他们回到公安委员会后，发现圣茹斯特正为他们写诉状。
次日清晨，7月27日（大革命历11月9日），圣茹斯特以敌对的态度与恐怖的心情将诉状呈给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面对演讲台坐着。他挚爱的朋友迪普莱警告他会有麻烦发生，但罗伯斯庇尔有信心地向这位预言者再度保证：“国民公会是公正的。所有的民众也是公正的。”很不幸，那天主持的官员是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的赫波斯。圣茹斯特开始念起诉书时，塔利安跳上讲台，将年轻的原告推置于一边，并高喊道：“我请求撕掉诉状！”勒巴忠于圣茹斯特，企图帮助他，但是他的话为成百的声音掩盖。罗伯斯庇尔请求有受审的机会，但也被大声喝止。塔利安高举着武器，宣布：“如果国民公会没有勇气宣判对他的控诉，我将用武装我自己的短剑刺穿他的胸膛。”
赫波斯将他的椅子让给杜里奥，因为他曾是丹东的盟友。罗伯斯庇尔走近讲台并高声说话，但杜里奥的铃声将大多数罗伯斯庇尔的话掩盖。尽管如此，他说的话仍然有部分压倒喧哗：“这是最后一次请你们给予我说话的机会！”国民公会代表大声吼叫，反对这种形式的演讲，一位代表说出使他致命的话：“我请求逮捕罗伯斯庇尔。”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像罗马人般大声说：“我与我的兄弟有相同的罪过，我分享他的美德，我请求与他一起被逮捕。”勒巴斯恳求，也获得同样的待遇。判决以投票方式通过。警察将两位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勒巴斯与库东带至卢森堡监狱。
巴黎市长莱斯柯命令将犯人移至市政厅，在那里他们受到贵宾的款待，并得到保护。巴黎公社的领袖命令首都国民卫队长昂里奥，率领军队至土伊勒里宫，并占领国民公会一直到逮捕令撤销。但是昂里奥喝得酩酊大醉，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代表们指派巴拉斯召集一队宪兵赶到市政厅，将犯人再次逮捕。市长再度向昂里奥求助，他仍然不能将巴黎的国民卫队集合起来，却将无套裤汉临时召集起来，但是他们对这位降低他们工资而且杀死丹东、德穆兰、赫伯特与肖梅特的人现已少有敬爱。天空开始下雨，他们解散，回到他们的工作单位或家里。巴拉斯与他的宪兵很轻易地控制了市政府。罗伯斯庇尔企图自杀，但是他持枪的手控制不稳以致子弹仅射穿脸颊，打碎了他的下巴。勒巴较为镇定地用枪射穿自己的头颅。奥古斯丁由窗子跳出时摔断一条腿。库东由于双腿失去知觉，跌落至楼下，一直躺在那里，最后宪兵将他与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带至监狱。
第二天下午（1794年7月28日），4辆死刑犯护送车运送这4人，与莱斯柯、昂里奥及其他16人一起送至协和广场断头台。在途中，他们听到了旁观者的呐喊：“打倒极权！”他们还发现有上流社会的观众在等候：俯视广场的窗户都以高价出租，女人们打扮整齐如同参加宴会。罗伯斯庇尔的头被高举时，群众发出一阵满足的欢呼。多死一个人可能并不表示什么，但是巴黎人觉得此人之死表示恐怖即将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