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个动乱的星期中，右派的代表几乎都不参加立法会议，8月10日以后，只剩下285名代表。这个残余的立法机构，现在投票通过以省的行政会议替换国王与他的参谋，以压倒性的票数选举丹东为司法部长掌握暂时行使国王权力的行政会议，罗兰为内政部长，塞尔旺为陆军部长。选举丹东的部分理由是想平息巴黎的骚乱，除了他的名气外，他还是当时革命行动中最有才能、最得力的人物。
他那时33岁，并愿为革命在35岁牺牲。革命是年轻人的一项特权。他出生于香槟地区的阿尔西，并追随父亲进入法律界。他在巴黎是一名成功的律师，但是他选择与朋友德穆兰同住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工人区，不久他在该俱乐部显得极为杰出。他的嘴唇与鼻子在幼年时因一次意外事故而毁形，而且皮肤生有天花，但是人们看到的是他挺拔的身材与宽大的额头，同时感觉到他明智与果断思想的力量，在革命的聚会里、雅各宾俱乐部或劳动阶级群众中，常常听到他对神明不敬的粗暴如雷的演讲。
他的性格不像他的脸或声音那样残忍或高傲。他做出的判决可能草率而且十分无情——如同意1972年9月的大屠杀，但是他有些潜在的软弱，而且无恶意，他愿意很快宽恕别人。他的助手时常惊奇于他取消他自己发出的严峻指令，或者保护他过严命令下的牺牲者。不久他将失去性命，因为他胆敢提出“恐怖时代持续的时间太久”，还说“慈悲的时期已来到”。不像冷静的罗伯斯庇尔，他喜欢法国讽刺滑稽作家的幽默、世上的乐趣、赌博和美丽的女人。他以赚来与借到的钱在阿尔西买了一栋理想的住所及大批的教会财产。人民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多的金钱，许多人怀疑他因保护国王而获得贿款。不利于他的证据压倒了他，于是他承认自己采用了最有利的革命措施，而且从未违背任何一项革命的主要利益。他拿国王的钱同时替劳动阶层工作。他知道劳动阶级的独裁权是一个矛盾名词，只能在政治上存在很短的时期。
他受过很多教育，这使他不致成为乌托邦主义者。他的藏，法文的有571册、英文的有72册、意大利文的有52册。他的英文与意大利文都念得很好。他有伏尔泰的著作91册，卢梭的16册，及狄德罗所有的《百科全书》。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他赞成穷人对宗教的信仰。在许多方面他像缪塞：
以我个人而言，我只承认一个神——整个世界与正义之神……田间劳动者更有此概念……他的年轻、他的刚毅与他晚年受恩于牧师给他的少许幸运……留给他一些幻想。如你愿意的话教育他……但是别让穷人害怕会因此失去与他们一生相关的东西。
身为领导者，他牺牲一切保护革命不受来自别国的攻击及不陷于国内的骚扰。出于这些缘故，他愿与任何人——罗伯斯庇尔、马拉、国王、吉伦特派人合作。但是罗伯斯庇尔忌妒他，马拉批评他，国王不信任他，吉伦特派人害怕他的脸孔与声音，并因他的指责而发抖。无人可使他出国；他发起战争，并为和平谈判；他大声怒吼像头狮子，但却言及仁义；他为革命而战，却帮助一些贵族逃出法国。
身为司法部长，他致力于联合所有革命的团体来阻止反动。他也负责处理8月10日的民众暴动——本来这些民众可成为热爱革命的士兵。革命战争需要一些精神上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他阻止一项支持大革命反对外国君主的不成熟意向——那将使所有君主联合与法国敌对。他反对吉伦特派撤销政府与卢瓦尔河旁的立法会议的建议，这将打击人民的士气。讨论的时间已过去，采取行动的时间已来到，现在是建立新的军队并加强他们的精神与信心的时候。1792年9月2日，他在一次热烈演讲中发表了一段名言，鼓舞法国也响彻了一个骚乱的世纪。普鲁士—奥地利的军队已进入法国并节节胜利。巴黎彷徨于果断的反应与沮丧的恐惧之间。丹东为了行政会议，来到立法会议激励他们为国奋战。
由一个自由国家的部长对人民宣布我们的国家已获安全是很令人满意的。人民全都激动、热忱与兴奋地加入这个战争……我们的人一部分将守卫前线，另一部分将挖掘并以武器守卫壕沟，第三部分将以长矛保卫市区……任何拒绝提供个人劳务或武器的人，我们将会处以死刑……
我们敲响的警钟并非是危险的警告信号，它命令攻击法国的敌人。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冒险、再冒险，永远在冒险中——法国才能因此得救。
就在这有力而具历史性演讲的同一天，大革命最悲惨的插曲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