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革命的国会的选举受到新闻业者热烈的旁听与俱乐部有力的监督。因为新闻审查几乎已不存在，新闻业者获得对公共政策新的影响力。布里索、卢斯塔洛、马拉、德穆兰、弗雷隆、拉克洛——每人都有一份定期刊物。1790年，仅巴黎一地就有133份杂志，上百份杂志散布在各省。这些杂志几乎都走激进派路线。米拉波告诉国王，如果想保住他的王位或者他的性命，他必须收买一些有名的新闻记者。“老的贵族，”拿破仑说，“如其充分领悟而成为印刷工具的专家则能长远幸存……大炮的到来毁灭了封建制度，而油墨将毁灭近代制度。”
俱乐部的作用与杂志不相上下。布列塔尼俱乐部改名为“宪法赞助者的学会”，而且将雅各宾派以前靠近土伊勒里宫的修道院餐厅作为聚会场所，不久扩大成为图书馆，甚至成为教堂。雅各宾派最初全是会议代表，但没多久即允许政治、文学、科学或商业方面的杰出人士也加入进来，使他们的会员人数增加。有些代表像罗伯斯庇尔，自我排拒于新的会议之外，而找寻另外的权力支点。会费很高，1793年大多数会员来自中产阶级。
雅各宾派的势力被附属的组织扩大至许多最小地方行政区，而且母社的学说与教义最能被大众接受。1794年，法国约有6800个激进派俱乐部，会员总数达到50万人。他们在无组织的群众中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少数党。他们的政策受到新闻界的支持时，他们的势力仅次于最小地方行政区——由他们市政会议与有选举权的团体，控制国民卫队的地方联队。这些力量融合时，国民会议必须照他们的意思来做，否则将面临武装起义或难以控制的局面。
1791年，一位在巴黎的英国人报道：“每条街上都有很多俱乐部”，文艺协会、体育协会、互助会的支会、工人集会等。一些雅各宾派发现他们的俱乐部过分浪费与资产阶级化，因而于1790年组成“人类与公民支持者的俱乐部”，不久巴黎人称其为科德利埃俱乐部，因为它在圣方济修会早先的修道院中聚会，这里给马拉、赫伯特、德穆兰与丹东提供了演讲坛。由于雅各宾派太过偏激，拉法耶特、巴伊、塔列朗、拉瓦锡、谢尼埃、内穆尔于1790年组成“1789年协会”，1790年开始在王宫召开会议，支持动摇的君主政体。另一个君主立宪派团体，由巴纳夫与亚历山大·拉梅特领导，因聚会地点是西多教团的僧人修道院而定名为斐扬俱乐部。几个废弃的修道院，现在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这是巴黎人迅速世俗化的讯号。
俱乐部之间有敌对的倾向，1791年6月至9月，投票选举新的“议会”。勤王者由于教育与安逸而变得柔弱，又依赖说服与行贿获得选票。雅各宾派与科德利埃俱乐部分子依靠民众的力量，借武力增加行贿。他们利用法律禁止任何拒绝宣誓效忠新宪法的人投票。因此天主教徒，大多数都自动被排除。群众有组织地捣乱，驱散勤王者的集会，如在格勒诺布尔。有些城市，像波尔多，市政当局禁止雅各宾派以外其他所有俱乐部集会。在某一城市，雅各宾派与他们的党羽烧毁一个投票柜，因怀疑其隐匿大多数保守派的选票。
民主作风有所整顿，此选举使立法会议获得一个赤诚保护君主政治的有势力的少数党——264位斐扬派，即君主立宪派，占着大厅右面部分。136位代表，承认自己是雅各宾派或科德利埃俱乐部分子，坐在左面高起部分被称为“山岳党”。在会场中央的355位代表拒绝被标示，他们被称为“平原党”。这755位参会者中355位是律师，适合构成一个立法团体。现在律师继承教士控制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议员都是中产阶级。革命仍然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宴会。
1792年6月20日以前，立法机构中大多数人后来组成了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吉伦特派（Gironde）。他们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也不是山岳党），但是他们几乎全来自工业或商业活动的区域——卡昂、南特、里昂、利摩日、马赛、波尔多。这些工商业中心区的居民惯于自治，他们控制了大多数财富、商业、王国的对外贸易，乃至波尔多、吉伦特省；他们以培养出孟德斯鸠与蒙田为骄傲。几乎所有高层的吉伦特派成员也是雅各宾派，而且赞同其他大多数的雅各宾派反对君主政体与教会，但是他们愤恨整个法国被巴黎及其民众管理，建议以自治省的联邦共和国代替之。
孔多塞侯爵是他们的理论家、哲学家，也是教育、财政与政策规划方面的专家。他们伟大的演讲家是维尼奥（Pierre-Victurnien Vergniaud）。他出生于利摩日，其父为一名商人；离开一所神学校后，即专攻法律，并就业于波尔多，然后被派至立法议会。除此，有更多影响力的是布里索。他生长在沙特尔，有点像冒险家，曾抽样调查欧洲与美国的职业、气候及道德规范样本，还于1784年被短暂监禁于巴士底狱。他是黑奴协会的创建者（1788年），而且是热心的奴隶解放运动工作者。身为巴黎派至立法会议的代表，布里索负责外交政策，并引导国家走向战争之路。孔多塞把他与维尼奥介绍给内克的女儿斯塔尔夫人。他们变成她沙龙的忠诚随从，并帮助她的情人——纳博讷伯爵，被路易任命为陆军部长。很长一段时期内吉伦特派被称为布里索派（Brissotins）。
历史对罗兰记载得较多，主要因为他娶了一位声名显赫的女人，她给予他思想与风格，蒙骗他，赞美他的记忆力，而且以一个著名与传奇的判决使她走上断头台而名垂青史。25岁的玛农（罗兰夫人的闺名）于1779年在鲁昂认识罗兰时，他已45岁，头发微秃，并因事业操劳及哲学思考而疲乏不堪。他有父亲般的亲切微笑，倡导高贵的斯多葛哲学，因而迷住了玛农。她熟悉古代的文豪与英雄，她在8岁时就读过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的作品，有时候在教堂里她以它取代了祈祷书：“普卢塔克使我成为一名共和主义者。”
她是一个高傲的孩子。她说，“有两三次我父亲鞭打我时，我咬他压在我身上的大腿”，而且她从未失利过。但是她读过圣人的传记，并仰望殉道者。她深感天主教仪式的美丽与庄严，并保留她对宗教的尊敬，及少许基督徒的信念。她甚至欣赏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与达朗贝尔。她不喜欢卢梭，她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她向往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沉醉于加图父子与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的作品。她与吉伦特派人是从他们的思想中获得政治理想。她也读塞维尼夫人的书信，因为她渴望写十全十美的散文。
有不少人向她求婚，但是她太关注自己的才华而不能接受普通的情人。也许25岁时，她开始妥协让步了。“一位意志坚强，极为忠实，有学问与有趣味……”她找到罗兰——“他的庄重使我以为他好像无性欲。”在他们结婚后（1780年），他们住在里昂，她描述那里为“一个建筑宏伟的城市，工商业繁荣……以富有而著名，甚至连约瑟夫国王都为之忌妒”。1791年2月，罗兰被派至巴黎并在立宪会议的委员会中保护里昂的商业利益。他参加雅各宾派会议，并与布里索有深厚的友谊。1791年，他说服他的妻子迁至巴黎。
在那里她由他的秘书升为他的顾问，她不但以高雅的智慧与才能草拟他的报告，而且似乎已指导他的政治策略。1792年3月10日，通过布里索的影响，罗兰成为国王的内政部长。他设立一处沙龙作为布里索、佩蒂翁、蒲佐、孔多塞与其他吉伦特派人聚会以及讨论计划之处。她给予他们食物与建议，却将她的爱情秘密给予蒲佐，而且不顾性命地追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