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过一个正面临饥荒和革命的蠢蠢欲动的国家。1789年春天，一些地区重复着抗税和要求面包的暴动。在里昂，民众侵入收税人员的办公室，撕毁了他的登记簿。在靠近蒙彼利埃的阿格德，人民以抢劫来要挟日用品减价。他们如愿了。乡村处处是对谷物欠缺的恐惧，严禁由此地输出谷类。一些农民谈及烧毁可有的“报告”，并刺杀君王（1789年5月）。在蒙特莱里，女人们听说面包已涨了价，便率领一群人侵入谷仓和面包店，抢夺所有面包和面粉。类似情形也在塞纳河的布雷、巴诺斯、亚眠，几乎法国的每个地方发生。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暴民煽动着群众：“国王已经将一切税捐延期了。”在3、4月间，一个消息传遍普罗旺斯：“国王的最佳德政，在求‘税’的平等，此后再也没有主教、君王、什一税，也没有什么头衔和地位了。”1789年4月1日以后，人民再也不必付封建税了。8月4日，“自动”放弃这些税收的贵族们，并非是自我牺牲，而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
在巴黎，三级会议快要召开时，群众的情绪也日益高涨。印刷机生产许多小册子，暴民们在咖啡馆和俱乐部倡言高论。历史上最著名、最具威力的小册子出现于1789年1月，由思想自由的沙特尔教区的伊曼纽·约瑟夫·谢耶斯修道院长所著。拉罗什富科曾写过：“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东西。它有什么？一无所有。”谢耶斯将此具有爆炸性的讽刺短诗，冠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并变成三个问题，立刻成为半数法国人正在问的：
第三个阶级是什么？一切东西。
到目前为止，在政治等级上，
它得到了什么？一无所有。
它要求什么？去变为一些东西。
谢耶斯指出：法国2600万人中，至少有2500万人属于第三等级——包括没有名衔的流浪汉。事实上，第三等级就是整个国家。假使，在三级会议中，其他阶级拒绝与它同席，它将允许自组一个“全民大会”（Assemblée Nationale），而此警言也将持续下去。
“饥饿”甚至比“文字”更令人惊悸。由政府、教会、富人所办，设立在巴黎的救济站，喂养着成群来自内地的乞丐和罪犯，他们一无所有，专事于亡命的冒险。在各个地方，群众想尽方法惹是生非，他们威胁着：要在就近的街灯柱上，吊死任何一个窝藏谷类或索价太高的商人。在谷类运到市场途中，他们时常予以截断或抢劫。有时，他们以武力抢劫市场，不付钱，去抢农人买进来后正要出售的谷类。4月23日，内克通过皇家会议，发布一项法令：在缺乏面包的地方，他授权法官和警察搜取私人谷仓内的存货，并压迫他们将私有的谷类转到市场上，但此命令并未严格执行。以上，是春天中巴黎的景象。
在这些愤怒的劫案中，奥尔良公爵看出：对于他的野心而言，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手段。他是曾经在法国摄政（1715—1723年）的奥尔良·菲利普的长孙，生于1747年。5岁时取名沙特尔公爵，22岁时与路易·玛丽结婚，她的财产使他成为全法国最富有的男人。1785年，他继承了奥尔良公爵的名衔。1789年后，经民意拥护，他以“公平的菲利普”而著称。我们前面已经见过他在法务院中向国王挑战，因此被放逐到维拉斯—柯特瑞茨。他很快潜回巴黎，并决心使自己成为民众的偶像，希望在这位饱受折磨的国王弃位或被废时，他能登上他堂兄弟（路易十六）的宝座。他对贫者施惠，要求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并冒险将他在巴黎正中心的皇家花园和一些房间开放给民众。他有着一般贵族的文雅和其祖先雷根特的品行。让利斯夫人——他孩子们的保姆——担任他与米拉波、孔多塞、拉斐特、达雷杭、拉瓦西耶、伏奈、谢耶斯、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的联络人。他的伙伴互助会给予他实质上的支持。小说家拉克洛——他的秘书——在组织民众示威与革命中，充任其代理人。在邻近他宫殿的花园、咖啡馆、赌场、妓院内，写小册子的人交换着意见、组织计划。在这里，几千个人民，包括每个阶级，都加入了当时的骚乱。他的宫室——像是所有紊乱复杂的统称——成了大革命的中心。
有传闻说，攻击位于圣安东尼街的雷维伦工厂是事先准备好的计划，由公爵出钱，而拉克洛负责组织。雷维伦领导着一个他自己的革命：他改进了一项技术，将颜料画在牛皮纸上，代替壁画和花毡，并生产英国权威所称的“毫无疑问地，这是曾经制造过的最漂亮的裱糊纸”。他的工厂雇了300人，最低工资为每天25苏。在马吉瑞特民选议会上，一个争论起于中产阶级选民和工人之间。有人谣传“工资可能会削减”。谣言传播到最后，竟成了“雷维伦说‘一个有妻儿的工人，一天只要15苏即可过活’”。4月27日，群众聚集在厂房前面，找不到雷维伦，便焚毁其肖像。28日，增援加上武装，他们侵入了雷维伦的住宅，抢劫、烧毁家具，从地下室取出酒来喝，擅动其钱币和银盘。暴民们涌入工厂并抢劫。当局派军队镇压他们，战斗持续了数小时。结果，12名士兵及超过200名暴民被杀。雷维伦关闭了工厂，迁往英国。
这是民意代表们和他们的代理人抵达凡尔赛的三级议会时，整个巴黎的大致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