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无奈之下要求内克重返政府（8月25日）。现在，他拥有国家部长的名衔和皇家会议中的席位。每个人，从王后、教士到银行家、民众，都为他的再任喝彩。群众聚集在凡尔赛宫的庭院欢迎他，他走出来，告诉他们：“是的，孩子们，我回来了，我回来缓和你们的痛苦。”同时，他自己也哭了。
政府内部、民间、行政系统和群众的紊乱，几乎造成政治的崩溃。内克所能做的最好的举动，就是维持它的稳固，直到三级会议召开。正如一个重建信心的手势，他将其私人的200万法郎注入国库，并抵押了他个人的财产，作为国家债务的部分担保。他取消了8月16日的声明，要求持有公债者以接受证券代替接受钱币。政府的公债在市场上提高了30%，而银行家借给国库足够的款子，以度过当年的危机。
在内克的劝告下，国王再度召集最高法务院（9月23日）。法务院为此胜利而得意忘形，犯了一个大错，宣布：即将召开的三级议会，其运作方式仍本着1614年的形式区分阶级的座位，并以阶级为单位投票——那将自动地缩减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变得无能。一般民众相信，法院的主张会协助自由抵抗暴力。他们了解的自由，与两层特权阶级的意愿相同，即压制国王。现在，法院因加入了封建制度的一方而丧失了有权利的中产阶级的支持。此后，中止了它为实现某些事业的代理人的资格。贵族革命已经显示了它的极限和没落，现在，中产阶级革命开始了。
内克的工作因为1788年的大旱而益发艰苦，后来，旱灾虽为一场大冰雹终结，却因此毁灭了那些早受摧残的农作物。1788年与1789年之交的冬天，是法国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段时期。在巴黎，气温降至零下18度。塞纳河从巴黎到勒阿弗尔全冻结了。每磅面包价格从1788年8月的9苏，上涨到1789年2月的14苏。上层阶级的人尽其所能地赈济贫民。一些贵族，如奥尔良公爵，花了不计其数的利维尔，供给穷人们的饮食和取暖；大主教捐了40万利维尔；一家修道院每天救济1200人，持续了6个星期之久。内克禁止输出谷类，而输入金额高达7亿利维尔。于是，饥饿被阻止了，但归还债务的工作落到其继承者或三级会议身上。
同时，他不顾有权势的贵族们反对，说服国王，于1788年12月27日公布：在即将来临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必须和其他两个阶级代表的总和相等。1789年6月24日，他向全国各地区发出邀请，请他们选举代表。在第三等级，每个24岁以上付了任何一种税的法国人，都可以有资格——甚至被迫——投票。如此一来，所有从业者、商人、公会会员，事实上，除了依赖救济过活和赤贫的劳工以外，都有了投票权。合格的候补者组成了一个选举委员会，选举本区的代表。在第一阶级，每位牧师或副牧师，每个修道院或僧院，选举一个本地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都可以参加会议，由这个会议再选举一位教会的代表到三级会议去。在第二阶级，每个24岁以上的贵族，都自动成为选举委员会的一分子，再由此会议选举一位本地区贵族的代表。在巴黎，只有缴付了6利维尔或更多利维尔的人头税的人才有选举权，在这里，大部分劳动阶级被剔除了。
每一阶层的每个选举会议，都由政府邀请起草一部《怨懑公报》（Cahier des Plaintes et Doléances）——诉讼及不满的陈述——作为代表的导引。在各省的公报中，地区的公报都被略言为每一阶级：它们全部或大部分被引荐给国王。所有阶级联合起来的“公报”，一致反对专制，要求君主立宪政体——在此政体中，国王及其大臣的权利将受到法律的限制，一个普选产生的会议定期开会，并规定：只有该会议有权制定新税和承认新法律。几乎所有代表都被通知不支持政府的公债，直到制定一部宪法。各个阶级抨击政府财政的不当、间接税、王室权力的过度膨胀——正如“怨懑公报”所刊的一样，他们一致要求陪审制度、通讯保密和法律的改革。他们也要求自由，但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贵族们要求恢复他们在黎塞留时代以前的权利，教士和中产阶级们要求在阶级斗争中的自由，农民们则要求从繁捐和封建税中解放出来。原则上，他们都接受所有财产一律同税。全体代表都表示对国王忠诚，但无人提到他的“神圣的统治权”。在一般民众心中，它已经作古了。
贵族的“公报”要求：在三级会议中，每一阶级分别开会，并以阶级为单位投票。教会的“报告”拒绝答应，并要求取消最近许给新教徒的公民权。一些“公报”要求大部分什一税留给教区。在教阶制度中，所有僧侣皆可晋见较高级的教会人士。几乎所有教会的“公报”都为当时艺术、文学、戏剧的伤风败俗而悲痛，他们将此堕落归罪于新闻的过度自由，他们还要求天主教教会对教育有专利权。
第三等级的“公报”，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自耕农的意见：要求废除封建特权和运输税，要求所有职位开放给各个阶级有才能的人，责备教会的财产及僧侣们的无谓浪费。一份“公报”建议：要应付国库的亏空，必须卖掉教会的土地，收取他们的租金。还有的则主张教会财产充公。许多人抱怨贵族的动物和狩猎，使他们的田地荒芜。他们要求：全民自由教育，改革医院和牢狱，废除农奴制度和奴隶买卖。一份典型的农民“公报”言道：“我们是王位的主要支柱，军队的真正支持者……我们成为别人财富的来源，然而我们自己仍处于贫穷。”
总之，这次三级会议的选举，在法国历史上是值得骄傲和光荣的事件。在一个短时间内，波旁王朝的法国几乎成了民主国家。这是一项很理想的投票，在如此异常的运作上，并不如一般预料的那样混乱。大致而言，它较以后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的选举更免于腐败。就我们所知，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发出过如此广泛的邀请，请它的人民依照程序来指导它，其中包含了他们的怨言和渴望。这些“公报”联合起来后，给了政府一个较它以前拥有的更完整情况的见解。现在，法国有了政治改进的材料。现在，法国选择了来自各个阶层的精英，去和一位已经有志于革新的国王会晤。所有的法国人都对这些人充满希望，他们来自国家的每个角落，正步向巴黎和凡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