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经济生活的显著特点是商业阶级的兴起。它在路易十四与柯尔伯时开始繁荣，因为优良的道路和运河促进贸易而获利，因为与殖民地交易而富有，它崛起于行政职位（1781年），它控制了国家财政。
但在道路和运河上，贵族或政府只有一个通行站来收取通行费，因浪费时间在货物的检查上迫使商业阶级几欲反叛。商人要求国境内自由贸易，但未确定国际上是否也如此。1786年，受到重农主义理论的鼓动，政府减轻英国纺织品和五金器具的关税以换取英国减轻法国酒、玻璃制品及其他物品的关税。一个结果是打击了法国的纺织工业，其无法与装设新机器的英国工厂竞争。里昂、鲁昂和亚眠的失业问题达到爆炸点。
然而，降低关税、增加国外贸易，充实了商人的财富。1763年至1787年，贸易额几乎加倍，至1780年已超过10亿法郎。法国的港口都市挤满了商人、船主、水手、仓库、加工厂、酿酒厂。商人阶级在未遭革命压制以前，曾在那些城镇独霸许久。
正如在英国，商业的繁荣部分来自贩卖非洲奴隶，将他们运至美国，在那里出售以耕作。1788年，法国奴隶贩子独自运了29506名黑奴至圣多米尼加，那里及瓜德罗普和马丁尼克的大部分土地和工厂属于法国投资者。多米尼加的3万名白人使用48万名奴隶。1788年，巴黎组成一个“黑奴协会”，由孔多塞领导，包括拉斐特和小米拉波，以解放奴隶，但船主和种植业主抗议。1789年，波尔多的商会宣布：“法国需要殖民地以维持它的贸易，因此需要奴隶在世界的角落从事农业生产，至少等到其他权宜之计发现为止。”
工业、殖民和其他投资都需要资本，因此银行家产生了。合股公司提供股票，政府发行公债，证券的买卖发展为投机事业，投机者收买记者散布谣言以提高或降低股票价格，内阁阁员参加投机，因此成为银行家施压或影响的对象。每次战争都使政府更加依赖资本家，并使资本家更急切地关注政府的政策与偿还债务的能力。有些银行家喜欢私人债务而不愿借给政府，但他们可以低息借钱，再以高利贷给政府，只凭账目就能增加他们的财富，假定他们判断正确，政府就还债。
总包税人（因贷款给政府而购得收取间接税权的资本家）特别富有但特别遭怨，因为大体上像贩卖税等的间接税，对于那些大部分收入用在日常所需的人是最重的负担。这些富有的佃农像爱尔维修和拉瓦西耶一样，都是很正直、有公共责任的人，对慈善业、文学和艺术的贡献很大。政府认清赋税承包制的害处，便于1780年将总包税人的人数由60人减为40人，但大众仍然不满。大革命废止了税田，而拉瓦西耶在这个过程中身首离异。
因为赋税在革命中扮演着领导的角色，我们必须再次注意法国人繁复的税：
一、租税是土地和私人财产税。贵族因服兵役而免税，教士们因为维持社会秩序和为国家祈祷而免税，法官、高级行政官和大学教职都免税，几乎所有租税都落在第三等级的地主——大多在农民身上。二、人头税或丁税，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要承担，只有教士可免。三、二十分之一税，为所有私人不动产税。但贵族使用私人影响力或雇用律师寻找法律漏洞，以逃掉大部分此税及人头税，而教职则按时自愿付钱给政府以避免。四、每个城镇付政府一项税金（入市税），此加诸市民。五、收取间接税的有（1）运输通行税；（2）出入口税；（3）消费税：葡萄酒、酒类、肥皂、皮革、铁、游戏用纸牌，等等。六、烟草、盐由政府专卖。每人每年必须向政府购买规定的最低量的盐，价格由政府规定，总高于市价。此盐的税金（盐税）是农人的主要困扰之一。七、农民付税以代替劳役。平均第三等级每人得付出收入的42%至53%缴税。
如果我们将商人、制造商、资本家、投资家、工程师、科学家、小官吏、出纳员、贸易商、化学家、艺术家、书商、教师、作家、医生和登记的律师与法官合称为中产阶级，我们便能了解为什么至1789年，它已成为国内最富裕、最有力的部分。它与贵族拥有同样多的乡村土地，它只要买下一块贵族封地，或一个国王许多秘书之一的职位，便可得到贵族资格。贵族因怠惰、浪费和身体衰败而减少人数和财产，教士们因为科学、哲学、都市享乐生活、法典等兴起而丧失其领土时，中产阶级却因工业技术、商业和资本的发展而增加他们的财富与权力。他们的制品或舶来品充满了小店铺或储藏室，繁华的程度使巴黎、里昂、兰斯或波尔多的外国访客惊讶。战争使政府崩溃，却使中产阶级更富有，因为他们供应运输和物资。这种增长的繁荣几陷于城镇，与农民和无产阶级隔绝，而以商人和资本家最为显著。1789年，40位法国商人共有财产6000万法郎，巴黎蒙马特区的一位银行家积蓄达1亿法郎。
革命的根本因素是现实的经济与政治形式之间的悬殊，是中产阶级制造和拥有财富上的重要性与政府权力上的被排斥。中产阶级确知它的能力与所遭受的轻视，它困扰于社会的排挤和贵族的轻侮——如显赫的罗兰夫人受邀留在一个贵族家庭进餐，却发现她被安排到佣人房。它眼见贵族剥取国库作为奢侈的费用和飨宴，却拒绝将政治、军事职位或升级机会给予那些真正以其创意的投资发展了法国经济、并以他们的积蓄支持国库的人。它看到教士们吸取国家岁入的1/3以维护全法国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中古、幼稚的神学。
中产阶级并不想推翻这一专制，但渴望控制它。他们绝不希望民主政治，但他们希求立宪政府，使各个阶级的才智之士能被推出来负责立法、行政和国策。他们要求解除政府或行会对工业和商业的限制，但他们不反对政府的补助金及农民和市民的支持以争取中产阶级的利益。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中产阶级利用农民的不满破坏封建制度，用市民的不满缓冲国王的军队，因而倾覆贵族和教士。革命的两年后，至高的立宪大会废止封建制度，没收教会财产，为商业组织立法，但禁止工人有任何组织或聚会（1791年6月14日）。
资本家立刻感到事态不妙而大为惊恐，因为曾向他们借贷许多钱财的政府可能宣告破产——如亨利四世以来它曾有过完全或部分的破产共56次。公债所有人对路易十六失去信心，为政府企业工作的承包商不能确保他们的薪水或它发下时的价值。所有商人都觉得避免国家破产的唯一办法（后来证实了）是各个阶级完全税制，尤其是对教会积蓄的财富征税。路易十六唯恐失去他已动摇的王位，犹豫是否将租税扩征于特权阶级时，公债债主几乎在无意识中放弃了他们一贯保守的原则，成了一股革命的力量。这次革命不归因于农人们有耐性的贫穷，而是中产阶级危险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