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55%的土地属于贵族、教士和国王，主要的农事由佃农完成，主人供给他们家畜、工具和种子，并往往酬以生产的半数。这些佃农普遍贫穷，因此约瑟·扬认为这个制度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和毁灭”。其大半因素不在于属主的残忍，而是因为政府的鼓励太少了。
大多数的自耕农耕耘着45%的土地，由于土地太小，限制了机器的使用，他们注定贫穷。在农业技术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虽设有农业学校和示范农场，但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利用它们。约60%的自耕农，其土地少于13英亩，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这些人被迫出外受雇于大农场做劳工。1771年至1789年，农场劳工薪资提高了12%，但同时期各种物价涨高了65%或更多。路易十六时期，农业生产增加，受雇的劳工却变得更穷，并形成了乡村无产阶级，在就业萧条时成为各种乞丐和流浪汉的环生地带。拉罗什富科认为“无可怀疑的，法国境内有700万人乞求施舍，有1200万人一贫如洗”。
旅客们很可能夸大了农民的贫穷，因为他们大多只注意到表面，没有看到为躲避付税员的眼睛而隐藏的钱币和货物。人们的判断互相冲突。约瑟夫·扬发现布列塔尼那样贫穷而肮脏的地区和波恩那样繁华而光荣的地区。总而言之，1789年法国乡村的贫穷情形较英国，或永远丰足的波河河谷要差。最近的研究指出“旧王朝末期有着农业的危机”。例如，1788年至1789年，干旱和饥荒发生时，尤其在法国南部，农业损失严重，只赖政府和教会分送救济才使半数人口免于饥饿。
农民必须付钱给政府、教会和贵族，租税或土地税，整个负荷在他们身上。他们几乎供应了陆军步兵的全部人力。他们忍受政府垄断食盐的重压。道路、桥梁和运河靠他们的劳力维护。他们是虔诚“敬畏上帝”的人，应该很乐意付教会什一税，因为付教会税是出自慈悲的心理，而且也很少照实拿1/10。但是他们看到多数的教会税只使得教区供应一位遥远的主教，或宫廷内的一个教职懒人，或曾买未来教会税的一个俗人。路易十六减轻农民的直接税，但许多地区的间接税增加了。
农民的贫穷是革命的原因吗？它是复杂的因素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真正贫穷的人过于软弱而无法革命，他们能呼喊要求救济，但他们直到被更宽裕的农民、中产阶级的推动者和巴黎市民的叛乱惊起以前，他们既缺少方法也没有精神组织叛乱。后来，人民智慧的发展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军队很危险地受叛乱思想的感染，地方政府再也无法依赖凡尔赛宫的军事支援。那时，农民便成了一支反叛的力量。他们聚会，交换怨言和誓约，武装自己，攻击城堡，烧掉顽固贵族的房屋，并毁掉被引用来批准封建税的庄园名册。就是那种举动威胁全国贵族财产，恐吓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特权（1789年8月4日）。因此，旧王朝正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