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克于1784年估计，法国共有人口2467万，由1715年的1700万增长而至。因为有较多的食物供应、更好的卫生及无外来的侵略和内战，18世纪整个国家经历了繁荣，但新兴的财富大部分归于中产阶级。
法国人口中只有200万人务农。农人由皇家督察官、地方行政官、教区牧师和诸侯——封建贵族——指挥监督。据1789年的估计，这一阶层约有2.6万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弟，战时仍以英勇而古老的方式报效国家（这时剑已多半成为装饰品而非武器），只有极少数贵族留在宫中，大多数住在他们的庄园里，从事农业经营与管理治安、宫室、学校、慈善机构等职业。然而这些工作多半已由中央政府专门机构接管，而且自耕农也在地方行政上发展他们自己的机构，因此贵族们已成为退化的器官，从社会的机体中汲取许多血液，却仅以少许军事服务作为报偿。连这项职务也引起了公众的愤懑，因为贵族们建议路易十六（1781年）将所有未具四代贵族出身的人，赶离陆军、海军和政府的每个主要职位。
若说贵族任由他们的广大土地荒废，而使成千的城市居民没有面包吃，未免言过其实。法国许多地方诚如约瑟夫·扬对卢瓦尔河和谢尔河地区的描述：“这些田地呈现一片缺乏照料的荒凉，像那凄怆的房舍。但这个国家可以改善，如果他们知道怎么改善。”不少贵族本身穷困，有的无能为力，有的遭遇不幸，有的对土地使用不善。许多人向国王恳求帮助，其中几个人还获得国家的补助。
农奴制度——法律将一个人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并使其成为对地主提供租金与劳役的终身奴仆——1789年在法国境内已多半消失。但仍有100万名农奴，主要为教会所有。路易十六将皇家领地的农奴解放（1779年），法国法务院（在法国东部）却将他的敕令延迟9个月才注案，合计有1.1万名农奴的吕克瑟维尔修道院和方登修道院，以及位于现在侏罗地区的有2万名农奴的圣克劳德修道院拒绝跟从国王的先例，漠视几位贵族与伏尔泰共同提出的呼吁。逐渐地，农奴或出钱或以打斗争取自由。1779年，路易十六将主人的权利——在其领地外贩卖农奴——废除。
1789年，95%的农民享有自由，但大部分必须支付一项或更多的封建税，按地区不同。它们包括年税（两倍于18世纪）、遗产税和使用地主的磨坊、烘炉、压酒机与鱼池——这些仍为地主独有——的费用。地主保留射取猎物权，即使进入农民的田地也无妨。圈限公地范围愈来愈大，那原为农民放牛砍柴用的。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劳役以日计资，但在奥夫涅、香槟区、阿图瓦省、洛林，农民们仍须每年为地方贵族免费工作3天或更久，以维护道路、桥梁与水道。整体上，保留的封建税平均夺取农民10%的生产或收入，教会税又剥取8%至10%，加上上交给国家的税，市场和出售税，与付给教区教士的洗礼、结婚、丧礼费用，农民仅得到约土地成果的一半。
货币贬值使地主所得的金钱价值降低，贵族们为保护他们的收入逐渐增加税金，或恢复久已废弃的税金，或将公地圈限更广。通常，收税外包给专业代理，他们大多办事冷酷。农民对某些必需品的征收权利发生怀疑时，他们会被告知，它们是被登记在庄主名册或登记簿上的。如果农民向这些名册的真实性挑战，就必须诉诸庄园法庭或省议会，而裁判由贵族们控制。邦瑟夫受到杜尔哥的秘密鼓励，出版一本小册子《封建权利的流弊》（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Feudal Rights，1776年），倡导减少这些权利，他因此受到巴黎国会的责难。伏尔泰虽已82岁，再度起来奋战。“要废除封建权利，”他说，“就等于夺取国会绅士们的财物，他们大多拥有封地……这是教会、贵族和国会会员……联合对抗共同敌人——人民——的事件。”
关于封建税有些事要说明，以贵族的观点来看，它们是农民自由地缴出作为他从合法主人那里购买一块土地的部分代价的抵押——多数主人曾很荣耀地从以前的地主买来的。一些贫穷的贵族仰赖租税过活。政府税、教会税和战争所需与破坏远较封建税更使农民困苦。法国社会学家尤雷斯说：“如果18世纪的法国社会，除了留有那可鄙的封建制度外没有其他弊端，就不需要一场叛乱来抚平创伤。逐渐减少封建权利，解放农民就能和平地完成。”
法国贵族最特殊之处是他们罪行方面的知识。许多贵族加入哲学家的行列，否定古老的神学，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嘲笑他们过时的世袭特权。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30个贵族放弃了他们金钱上的封建特权。拉斐特不仅为美国作战，而且回到法国激烈地从事和平改革的事业。他放弃奴隶制度，并献出他的部分财产以解放法属圭亚那的奴隶。自由主义的宣言和改革的主张在一部分贵族中变得很流行，尤其是有爵位的夫人，如拉马克夫人、布夫莱尔夫人、布里耶纳夫人和卢森堡夫人。成百的贵族和高级教士活跃地参与各种奋斗以平均税率，防止政府浪费，组织慈善机构，停止强迫劳役。有些贵族，如波旁公爵夫人，将他们大部分的财产给予贫民。
然而，所有这些事不过是这个隐藏的事实——法国贵族已无法自己谋生——的高贵装饰罢了！许多贵族努力尽他们的传统责任，但在浪费闲散的富有贵族与经常处于饥饿的平民之间的对比，引起恨懑和责怨。很早以前，一位伟大的贵族就宣告了自己的世袭阶级的死刑。国务大臣阿尔让松（1744—1747年），1752年如此写道：
大贵族出身的人必须完全消除。大领主们使我了解那些拥有尊严、财产、教会税、官位和职务，却无赏罚也无须成长的人们，全都不伟大，而且往往毫无用处……我发觉优良猎犬的血液能遗传，但一旦堕落便完了。
就是这些富有、骄傲而往往一无是处的地主触发了这次革命。他们缅怀黎塞留以前的日子，当时他们的意旨便是法国的统治力量。法院为他们取消皇家诏令的权利辩护时，血统贵族和战功贵族与教袍贵族合并——世袭的法官——企图使国王屈服。他们向法院内呼吁自由的演说家喝彩，他们鼓励人民和小册子作家停止路易十六的专制权力。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但由于王朝权威动摇，促成1789年国民大会的可能性，它由中产阶级操纵，以掌握法国主权。贵族们为他们的坟墓掘下第一铲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