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妇女不仅以她们的风采和衣着装饰了式微的封建制度，也以她们无比的能力使法国社会不只是一个闲谈杂议的场所，而是国家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吉本于1777年与巴黎的沙龙重温旧情后，写道：
假使朱利安能重游法国首都（他331年诞生于此），他定会和其他有科学素养的、懂希腊文及受过训练的天才谈论。对一国的民心，未曾被奢侈的沉耽而削弱，反而因其无价的艺术完美性，使社会生活更温文、儒雅与润泽而不得不赞叹时，他必将感到惭愧。
在信中又附加：“无论在瑞士的洛桑或在法国的巴黎，我始终认为女人比男人优越得多。”
老一辈的沙龙名流人士是很不情愿离去的，如若弗兰夫人死于1777年。杜德芳夫人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打入历史界，她举办的沙龙从1739年持续到1780年。她失去许多文学名流之士，如朱丽·莱斯皮纳斯与霍勒斯·沃波尔。沃波尔第一次见杜德芳夫人，发现她已属于冷静恬淡的贵族人士：“我每周在那里吃两次晚餐，是为了摄政者的缘故，而去周旋她那些无聊的同伴。”——她是值得回忆的，曾奠定法国道德风尚几达60年。然而（杜德芳先生补充说），她是“极为愉快的（在68岁），如同我在17世纪热衷于每日发生的事情”。
沃波尔如此赞美杜德芳夫人的心灵——他从未遇到如此卓越、能镇定自制的英国女人——他每天到她那里并歌颂赞美她，似乎使她回到黄金时代。她为他准备特别的椅子，并给他女人所能给的所有关照与宠爱。夫人有些男子气概，她并不介意他近乎女性化的敏感。杜德芳夫人见不到他时，她能按她的心意塑造他的形象，并沉醉在此意象中。但沃波尔能见到她时，他不能忘记她的年纪和无望的身躯。他返回英国时，她以近乎莱斯皮纳斯写给吉伯特的热情，而且以她那种年龄所能表现的优美的散文给他写信。他的回信却是抑制她的得意，他以英国斯尔维恩斯做得出的讽刺想法打碎一切。她容忍他的谴责，重申她的爱，同意称之为友谊，使他确信法国人的友谊常比爱情深厚而坚定：“我属于你甚于属于我自己……我恨不得寄给你的是我的灵魂而不是书信，我宁愿少活几年，只要你回巴黎时我还活着就可以了。”她把他比成蒙泰涅：“这是我所能给你的最高荣誉，因为我发现没有别的人可与之相比。”
1767年8月，沃波尔再到巴黎去，杜德芳夫人以处女般的兴奋等待着他。“大海毕竟无法隔离我们，我自己都无法相信一个如您一般重要的男人，他手操着伟大统治权的轮舵……能摆脱一切来看一个局促于修道院的老女巫。那真是太可笑了，但我仍被迷惑着……来吧！我的家庭教师！那不是梦——我知道我是清醒的——我也知道我今天必能见到你！”于是她派自己的马车去迎接，沃波尔立刻就到她身边。有6星期之久，他的出现使她喜悦，然而他的精明使她悲伤。沃波尔回英国之后，充满在杜德芳夫人脑海中的尽是他返回巴黎的情景：“你将使我的晚年比中年或幼年更美好，你的学生如同小孩般柔顺，只盼望能见到您。”
1773年3月3日，他请求她不要再通信。然而他于心不忍，继续通信。1775年2月，他要求退还他所有的信件，她同意以一种巧妙的提议作为他的报酬。“假如你从我这儿收回信件，那么你将有足够长的时间点亮你的火炬。那将是公平的，但是我为着你的精明而留下它。”他给她的800封信只有19封被保存下来，她的信却全被保存着，在沃波尔死后出版。沃波尔听到杜德芳夫人的养老金不再继续时，他建议将他自己的收入拿出来赠予她，但她拒绝了。
杜德芳夫人的罗曼史幻灭，使她女人天生的悲观主义更重，失去生命的光彩，但也了解了爱情的浅薄与奥秘。甚至在她失明后，也能从殷勤的表面看穿不可克制的自私。她问沃波尔：“我可怜的教师，你遇到过妖怪、鳄鱼与豺狼吗？对于我而言，我只见到白痴者、说谎者与嫉妒者，有时是不忠的人们……这里我见到的人，会使我的灵魂干枯，我找不到一个有美德、真诚与淳朴的人。”她靠着少许留存下来的宗教信仰安慰自己。然而她仍一个星期两次在外用晚餐，只为了逃避暗淡如黑夜的沉闷日子。
最后，杜德芳夫人学会憎恨生命，不再抓住生命，而甘愿死亡。年迈与久病缠身，使她83岁时已衰弱得无力与病魔对抗。她召唤祭司，交代后事。1780年8月，她寄最后一封信给沃波尔：
我今日情况极坏……我不能思考，这意味着一切将完结。我弱得禁不住惊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没什么后悔的……我的朋友，尽情地欢乐吧！不要再为我的事悲伤……你将会以我为憾，因为一个人乐于知道所爱的是什么。
杜德芳夫人于9月23日去世，遗下她的文稿和爱犬给沃波尔。
许多其他沙龙名流继续维持这一伟大传统：乌德托、埃皮奈、德尼斯、让利斯、卢森堡、孔多塞、布尔莱尔、舒瓦瑟尔、格拉蒙、博哈尔奈诸夫人。此外，加上最后伟大的前期革命性的沙龙——内克夫人的沙龙。约1770年，内克夫人开始在星期五举办招待会，后以音乐为主时，星期二也举行。格鲁克、普契尼激烈竞争时，克莱龙小姐以背诵她最喜爱的章节来让分为两派的宾客和谐相处。星期五在沙龙可能会遇到狄德罗、马蒙泰尔、莫雷莱、达朗贝尔（莱斯皮纳斯小姐死后）、圣兰伯特、格里姆（埃皮奈夫人死后）、吉本、雷纳尔、布丰、吉伯特、加利亚尼、皮加勒和苏珊（即内克夫人），及文学界的朋友安东尼·托马斯。这些集会中有一次提出伏尔泰雕像的构想，狄德罗停止其邪说而变得近乎优雅而神圣，他写信给内克夫人：“那使我感到遗憾之事是未能好运地认识您，您的纯洁感和文雅感必会给我灵感，而必会再从我的心灵透入我的工作中。”其他学者却无如此好评。马蒙泰尔虽然与她交往25年之久，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写苏珊：“缺乏巴黎的礼仪与风尚的素养，缺乏年轻法国女人的妩媚……服装没有风格，举止缺乏潇洒，缺乏妩媚，她的心灵与脸部表情一样，太完美而缺乏温雅。她最引人注意的品质是礼节、真诚与仁慈的心肠。”贵族淑女们不与她交往，欧伯克尔希男爵夫人与保罗大公爵于1782年访问内克家后，这样贬责她：“只不过是女家庭教师罢了！”克雷奎侯爵以引人而尖刻的篇幅将她攻讦得体无完肤。内克夫人必定拥有许多美好的禀赋赢得吉本不渝的爱，但她未能完全克服自己加尔文教的遗传，她保持许多拘谨与清教徒的遗风，从未沾染法国男人期望女人的虚伪造作的快乐。
1776年，内克夫人生下盖梅·内克，即斯塔尔夫人，她在哲学家与政治家们之间长大，10岁时已成博学之士。她早熟的智慧使她的双亲骄傲，直至她执拗的和易怒的惰性被证明具备她母亲的气质。苏珊平日更是保守得很，使盖梅受着严厉的管教。在这文雅的家庭里，女儿的反抗与争吵胜过当时国家财政上的混乱。内克的难题在于尝试阻止政府的破产而轻视美国人的战争，而内克夫人对报纸上对内克的各种评论十分愤慨，再加上做母亲的不快乐，苏珊因此渴望她曾经在瑞士享有的恬静生活。
盖梅·内克于1786年结婚，承接她母亲的沙龙及一部分家庭主妇的责任。现在法国沙龙逐渐衰落，文学的讨论不涉及强烈的政治，1786年苏珊写信给一个朋友道：“我没有文学的作品给您……这种谈话已不再流行了，因为危机太大了，在危机边缘，他们不敢下棋了。”1790年，全家迁移到科珀特，即内克买的位于日内瓦湖北岸的一个城堡。城堡由斯塔尔夫人管理，而内克夫人在遭受到一年多痛苦的神经病之后，于1794年结束了她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