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早已认识到道德神学基础被抛弃后，他们有责任寻找其他的根据，其他可以使身为公民、丈夫、妻子、父母和孩子们具有庄重的行为的信念系统。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超自然认可的道德法典，他们丝毫没有自信人类能够被控制。伏尔泰与卢梭最后承认大众宗教信仰的道德必然性。1783年，马布利在致约翰·亚当斯的信函中，警告他对重要的宗教事件不要漠不关心。然而，无损于宗教在启蒙时期和理性主义时期的人，对群众的道德是一种致命伤。他建议一个政府必须控制和指导这些“孩童”的思想，如同父亲做给孩子们看一样。狄德罗在他生命的第二阶段中，沉思过如何发明一种自然的伦理道德，最后他承认失败了。他说：“我还不敢写下第一行……我不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个工作。”
在抨击超自然的信念10年后，有哪种道德在法国盛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把19世纪的前半世纪加以理想化。丰特内尔在1751年去世之前，他说但愿他能再活十年，“看看宇宙的背信、堕落和所有束缚的解除将可朝向另一个方向”。在法国《百科全书》（1751年）问世之前，如果当时的情况（可能对中低层社会不公平）能体现上流社会道德的一种真正的模样，在18世纪的下半叶，我们几乎把道德的缺陷推诿到哲学家的身上而认为是正当的。其他比宗教信念还要衰微的因素，使旧道德法典淡薄。财富的增多，使人在犯错时也付出比以前更大的代价。雷斯提证明一个良好的资产阶级的人，悲叹法国人个性的变质。年轻人从家庭、农村和住所逃到纸醉金迷及有更多机会的城市中，湮没在人群中显得更默默无闻。在《巴黎夜生活的景象》（Les Nuits de Paris）中，雷斯提描写了1780年代的巴黎，如同一个青少年犯、小偷、职业犯罪和出卖色情的大旋涡。泰恩认为1756年至1788年的法国，是“充满流浪、行乞及各种难以治疗的精神病……污秽的、憔悴的和蛮人组织引起的堕落的地方。在每种腐败势力之上，他们像害虫般聚集在一起”。这种社会有机体的人类废物，是人类天性和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产物，这几乎可以归咎于哲学和宗教信念的衰微。
或许有些人下赌注，以为繁华的巴黎（如同伦敦一样）与不信仰有关。但是每个人无论是否虔诚，都加入了赌博这一方。1776年，所有私人的彩票都被禁止出售，而被合并成王室专营的博彩业。在上流社会中两性混乱的少数情况，却被认为是合理的无神论的结果。在拉克洛所著《男女之间私通的危险情况》（1782年）一，我们发现虚伪的贵族在艺术的吸引力上互相交换意见，计划一个15岁的女孩离开修道院时被奸污之事，以表白一种道德的虚无主义哲学。主角维科第表示所有的人在他们的欲望中都是一样邪恶，但大多数人未能有结果，因为他们允许道德传统威吓自己。维科第认为聪明的人将从事任何一件大事，以期望自己得到愉快，因而轻视所有道德的禁令。我们回忆一些希腊的哲学家，在斥退上帝之后而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就我们现在所知，因伯爵——通常被误认为萨德侯爵——的厌恶观产生了超道德论的哲学。1740年萨德侯爵诞生于巴黎，在军中服役12年，因同性恋的罪名被捕并被判死刑，他三次逃亡、三度被捕，最后被送到巴士底监狱监禁起来。在狱中他写了几本小说和剧本，主要有《查士丁尼》（Justine，1791年）和《朱利的罪行故事》（Histoire de Juliette，ou Les Prospérités du Vice，1792年）。1789年，他被迁移到查尔敦的疯人院，1790年才被释放。1830年他又被认为无可救药而再度被关进监狱，1841年与世长辞。
从基督神学的评论中，可能哲学家们主张超道德论是一种令人生厌的非隐遁生活，稳健的记忆将会了解道德的义务有无宗教的信仰。在正常法国人中——甚至巴黎人——在这几年中，道德的更新有诸种因素：纤弱和感伤的兴起，浪漫爱情的胜利更是结婚的利器，年轻母亲骄傲地抚育自己的孩子，丈夫向自己的妻子求爱，家庭中恢复了团体是社会秩序健全的来源。以上诸因，其发展常与基督信条的遗风类似，或与半基督徒的卢梭哲学类似，但无神论者狄德罗仍予以热诚的支持。
路易十五死于过度荒淫。路易十六则靠朴素的衣着与生活，对妻子的忠诚与处处非难赌博，而树立好榜样。王后也加入朴素的潮流，使感情与情操复活。法兰西学院对有突出美德之人，每年授予奖品。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正派的，把克雷比永的小说搁于一边，贝尔纳丹·圣皮尔的《保罗与维尔日尼》树立了爱情方面的良好道德风气。艺术作品反映出新的德行，格勒兹与维基·勒布朗夫人也赞美孩子与母爱的伟大。
基督教和哲学共同助长人道主义，鼓励了无数慈善和救济的行为。1784年冬天，路易十六捐献了300万银币救济穷人，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捐出私有款20万银币时，许多人跟着捐献。1778年，国王与王后提供资金给埃佩教士建立聋哑学校。1784年，瓦伦廷·阿于建立了盲人学校。1778年，内克夫人为穷人创办了养育院和医院，而且由她亲自管理达10年之久。教堂、修道院与女修道院则分发食物与药品。
礼仪如同道德，反映在卢梭时代是那样民主，是波旁朝代未曾有的。阶级差别仍然保留着，但他们调和着更大的仁慈与更广泛的殷勤。无头衔官职的人才，只要懂得修饰与礼节，也会被最尊贵的望族欢迎。就是王后也愿从马车上出来拯救受伤的御者。国王与其兄弟阿图瓦伯爵以肩抵着车轮，协助将车从泥淖中推出。衣着趋于简单化：假发没有了，在朝廷则为例外。绅士们废弃了刺绣、花边与佩剑。1789年，要从一个人的装束来分辨阶级是困难的。当富兰克林游说法国时，连裁缝匠都效仿他，在街上行人都穿“富兰克林”装，粗质料的布……厚而深的鞋子。
中产阶级淑女们穿着的优雅，如同宫中的仕女。1780年以后，妇女放弃了不雅观的长外裙，代之而起的是一层层硬的衬裙。上衣前部开得很低，但胸衣通常以三角领巾（fichu）遮盖着，这可以掩饰发育的不足，因此在法语上用此字来称“欺骗”或“说谎者”。此外，发式仍是高耸式，玛丽·安托瓦内特减去部分头发，以鬈曲式代替高耸式，因此新样式流行于宫廷和全巴黎。女帽的款式有200种，有的用铁丝、羽毛、缎带、花朵制成，其构造不一。在休闲时间，妇女模仿特里农王后喜爱的款式，头罩简单的头巾。其中最大的变革是一些妇女穿低跟鞋或舒适的高跟鞋。
生活方式的健康卫生足以改变衣着，使其趋向简化。正在成长中的未成年人过“自然生活”，即无胸衣、无仆人，更多的户外生活，尽可能远离城市到乡村。约瑟夫·扬报告：“每个人都有乡村别墅，却无人前往。这种法国礼仪的改革是从英国取得的最好之处，经卢梭作品的介绍而更容易广为人知。”但是这种“返回自然”大部分只是谈论或观念，而无具体行为或实践。在巴黎生活的人们仍然沉迷在音乐会、歌剧、戏剧、赛马、水上运动、牌戏、舞会及各种招待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