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上，天主教会是国家最富有的组织。它拥有6%的土地，其财产价值达20亿至40亿利维尔，是靠着每年收入1.2亿银币而来，它还得自征收家畜产量总额的什一税1.23亿。教堂有这些税收，将之用于各个方面：增进家庭生活，促进教育，陶冶道德品性，维持社会秩序，布施救济与照料病患。此外，教堂提供沉思之地，以作为非政治思想与精神宁静休息的避难所，因为教堂可摆脱复杂群众、国家暴虐、恐惧与混杂的思想，及摆脱人类因贫穷、困苦与忧伤不平等的观念之下灵魂遭受的苦楚。
由于前述诸功能，每年全国约有0.5%的人要求成为教士。1779年以后，人数减少了，修道院陷入严重衰败的状况。据我们所知：因为许多修道士赞成吸收新观念、阅读哲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的修道士放弃修道生涯，但不以其他事业来取代。因此，1766年至1789年，法国修道士由2.6万人降至1.7万人。其中一间修道院的修道士人数从80人降至19人，另一间从50人降至4人。1766年，王室诏书下令关闭修道士少于9人的修道院，并规定修道士的年龄为男人至少16岁至21岁、女人则为18岁。修道士的道德行为标准很严格。1778年，杜里斯的大主教写道：“在格雷省区内的法国人渐渐堕落。主教抱怨他们的生活放荡而无纪律。”另一方面，女修道院的情况较好。1774年，法国1500所女修道院有3.7万名修女。她们的道德行为是良善的，她们满怀着积极服务的心情，从事如下工作：教育女孩们，从事医院服务，帮助在战争中惨遭家庭破碎的寡妇们。
现世的教士与神父在主教面前极为活跃，但在教区内懒散无能。一些主教辛勤地献身于工作，一些却游手好闲只顾物质的享受。伯克于1773年访问法国时，发现一些高级教士有贪婪的罪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受知识与正直不断给予的强烈影响。一位熟悉文学作品丑恶面的史学家，下了一个结论：“大致可如此说——16世纪教士与神父令人反感的恶行，已于18世纪消失。无论法律有如何的独立性，国家的助理牧师，依旧遵守规律与道德约束，行为质朴、严谨，具有品德。”这些教区的牧师抱怨身为贵族的主教们在阶级社会里的傲慢态度；抱怨传达事件至大地区内各小区域的主教；抱怨因贫穷而起，迫使助理牧师献出自己的灵魂，就像服务于教会一样。路易十六被他们的抗议所动，安排提高他们的俸给，每年由500银币改为700银币。革命来临时，许多低级教士支持第三等级。一些主教也赞成全面改革政治与经济，但他们大部分人坚定不移地反对教会或共和国的改变。但法国财政面临破产时，教会财富却源源不绝，这一现象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曾贷款给国家的债券持有人，担忧政府是否有偿还本金或利息的能力，开始征用教会的财产，这是仅能使国家有偿债能力的最佳途径。教会不断拒绝当时经济上的改革。
宗教信仰盛行于乡间，在城市却很暗淡，中层与低层阶级的妇女仍坚守传统虔诚之心。维基·勒布朗夫人回忆：“家母是一位虔诚信徒，我心亦是。我们经常望弥撒及参加教会奉献。”星期日教堂人群拥挤，但非信徒的男士已散失大半的信仰。贵族出身的怀疑主义者趋向时尚潮流，甚至妇女中也如此。1783年，梅西耶在《巴黎戏剧》（Tableau de Paris）中写道：“时髦的世界，10年后不会有人望弥撒。”假如他们去了，“也不是自愿，而是跟随别人去的”。中上层跟随贵族政治的领导。学校里“1771年后，教师们感染不信教的观念”。学生忽视望弥撒，而研读哲学书籍。1789年，博纳得出结论：“公立学校对宗教教育几乎完全丢弃，这将是导致悲剧后果的严重问题。”在一所大学内，“仅有3位愚蠢的低能者”信仰上帝。
教士的信仰与收入成反比。主教们“接受哲学思想中‘功利主义的行为’，只以耶稣为慎谋能断的前人罢了”。有数以百计的牧师，类似马布利、孔迪亚克、莫雷莱与雷纳尔，本人就是哲学家，对现世总是采取怀疑的态度。像塔列朗之类的主教们，对基督教信仰稍有些主张。路易十六曾抱怨布里耶纳是一位不信奉上帝者，而有些大主教与他十分相似。路易拒绝将儿子交给牧师教导，因为他们将失去对宗教的信心。
教会继续要求对新闻出版加以监督检查。1770年，主教们在呈给国王的报告中称：“思想自由与出版自由将导致最危险的后果。”路易十五时代的政府早已放宽禁止清教徒进入法国的规定。此时成百的清教徒已处身于法国境内，生活在政治无能的状况下，他们的婚姻关系不为国家承认。此外，他们天天担忧路易十四的旧法律随时会施行。1775年7月，基督教士会议向国王请愿，禁止清教徒集会、结婚或受教育，并从所有公共机构中排除清教徒。同时要求允许修道誓愿的年龄恢复到16岁。杜尔哥向路易十六祈求不要顾及那些建议，解除清教徒的困难。教士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杜尔哥，促使国王将他免职。1781年，雷纳尔的《两个印第安那的历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des deux Indes）一书第2版，因巴黎国会的缘故被焚毁，作者也被逐出法国。布丰被巴黎索邦神学院攻击，指其为反宗教的缩影。1785年，教士要求凡因反对宗教而被三度宣告有罪者处以终身监禁的惩罚。
不过，教会正处于遭受攻击的时代，其势力渐弱，不再能主宰公意，无法再依赖“俗权”（secular arm）履行其命令。路易十六担心其加冕礼中所立的毁灭异端邪说的誓约，终于屈服于自由思想的压力，而于1787年发出由玛斯瑟伯斯草拟的宽容诏书：“我们奉守的正义，实不容许我君再行排斥那些表示不信仰天主教的子民，而剥夺他们应享有的公民权利。”诏书仍含有从公共机构排除非天主教徒的含意，但还是给予了民权，容许他们有所有权，对过去与未来的婚姻使其合理化，允许他们在私人家中庆祝宗教仪式。我们或许可以说，教会主教拉鲁塞先生正精力充沛地支持解放清教徒，给予其宗教信仰的自由。
在法国城市中，没有一个阶层比天主教教士更令那些少数受过教育的男士厌恶。教会引起仇恨，但托克维尔说过：“不是因教士在‘另一世界’求事务符合标准，而是因为他们处‘今日世界’里，为采邑的统治者与税收的持有者之故而引起他人的仇恨。”一位小农于1788年写信给内克，说道：“贫穷者忍受饥寒交迫之苦时，担任教堂职位的教士们却大宴宾客、无所事事，只是将自己养得肥如胖猪，等待着接受宰割，好入西方极乐世界。”中产阶级也怨恨教会可免除征税。
早先的革命大多是单独反对国家或教会，绝少同时反对两者。蛮族横扫罗马时，他们却接受罗马的天主教。古代希腊先贤与16世纪欧洲从事改革运动者，拒受盛行的宗教，却接受存在的政府。法国大革命时，同时攻击君主政体和教会，进行艰巨危险的改革，排除既有的宗教与俗世秩序。如此，10年后的法国进入疯狂状态时，还值得惊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