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托克维尔与泰恩都承认从贝尔到马布利的法国哲学家，是导致革命的主要原动力。我们能接受这些显赫的保守家的结论吗？
所有杰出的保守家，都反对对抗欧洲现存的政府的革命。相反，好几位哲学家相信国王是改革最实用的工具。伏尔泰、狄德罗与格里姆及当时最专制的几位统治者——腓特烈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古斯塔夫三世保持友谊的关系，即使不是崇拜，也至少保持友好关系，而卢梭乐于接受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狄德罗、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大体而言虽攻击国王，但在他们现存的作品中，从未提倡废除君主政体。马蒙泰尔与莫雷莱明确地反对革命，社会学家马布利则宣称自己是一位保皇党人，作为哲学家偶像的杜尔哥努力拯救而不是消灭路易十六。卢梭进步的共和政体思想，仅对少数几个国家适用。革命虽采取他的理论，但忽略了他的警告。革命者把法国建成共和政体时，在谈判中他们不是法国的哲学家而是普卢塔克的希腊和罗马英雄，他们的偶像不是费内而是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
哲学家们为大革命提供了观念上的准备，其目标是经济或政治的，其措辞则是哲学的，这个基本目标的进行是由于哲学家们排除障碍，对封建的特权、教会的权威与国王的神圣权利的信仰的破坏工作非常顺利。一直到1789年，所有欧洲国家都依赖宗教的帮助，灌输政府的神圣、传统的知识、服从的习惯与道德的原理。这些现世权力的基础植基于上天，而国家将上帝视同秘密警察的头子。革命在进行过程中，拉罗什富科写道：“教士是一个完美政权的首要堡垒，而伏尔泰把他推翻了。”1856年，托克维尔认为：“18世纪末所有宗教信仰陷入普遍的怀疑，这无疑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渐渐地，挑剔旧神学漏洞的怀疑主义，开始细察俗世的制度和事务。哲学家们公然抨击宗教不容忍迷信及贫穷和农奴待遇，并致力于减少封建贵族对农民的权力。有些贵族承认攻击他们的讽刺作品的威力，以致许多人对其天生的优越与传统的权利都失去了信心。让我们听听塞居尔的说法：
我们是蔑视传统的习俗、蔑视我们的父亲及他们严格礼节的批评家。……我们热情地倾向于由机智与勇敢的作者宣布的哲学学说。伏尔泰吸引了我们的智力，卢梭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看到他们攻击旧体制，暗中引以为乐……我们同时享受贵族阶级的利益和平民哲学的愉快。
这些良心受谴的贵族，包括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米拉波父子、利昂库特、拉斐特、诺瓦耶、奥尔良公爵，还可忆起给予卢梭帮助与舒适的卢森堡夫人和孔蒂王子。这些少数自由主义者受到农民袭击封建财产的刺激，在立宪会议中使封建领主放弃他们大多数的封建税以为补偿（1789年8月4日）。甚至王室也受到哲学家们促使散布的半共和政体观念的影响。
路易十六之父记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好几段，并阅读卢梭《社会契约论》，除了其对基督教批评的部分外，下了“见解精辟”的评论。路易十六教授他的儿子们（其中三位先后称王）：“你们享有的荣誉，不是自然赋予的，自然赋予的是人人平等。”路易十六在诏承认“自然法”（natural law）与“人权”（the rights of man）是得自作为理性存在的人类本性。
美国革命增加了共和国观念的声望，革命也使经济方面的征税与贸易得势。其《独立宣言》归功于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即华盛顿、富兰克林与杰斐逊早已受哲学家的影响而铸造了自由思想。法国一位国王承认，通过那些法国启蒙运动的美国拥护者，共和学说由军事的胜利成为政府的观念，并从事制定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孟德斯鸠的宪法。
法国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过国民会议，贵族尝试从君主政体中夺回他们失于路易十六的统治权。贵族们不再受哲学家的激励。第二阶段，中产阶级赢得控制革命之权。此时弥漫着哲学家的观念，但所谓“平等”的含义，只是出身贵族的中产阶级的平等观念而已。第三阶段，人民的领袖取得控制权。民众虽仍对牧师和国王保持虔诚之心，但领导人物失去对他们的期盼。民众自始至终拥戴路易十六，但领导人物使他上断头台。1789年10月6日之后，雅各宾派控制巴黎，卢梭是他们的神。1793年11月10日，胜利的激进分子在圣母院大教堂庆祝理性的觉醒。在杜里斯，革命分子以马布利、卢梭与伏尔泰的肖像取代了圣者的雕像。1795年，在沙特尔城一所著名的教堂中，理性的觉醒在一场反抗宗教狂热的运动中，将伏尔泰与卢梭结合在一起的大戏启开序幕。
因此，我们不能把大革命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归咎于哲学家们，尽管革命领导者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哲学家们无意制造暴动、大屠杀与断头台之事。他们恐惧退缩于那些流血景象。他们可以正当地说他们被残酷地误解了，但是他们在对低估宗教的传统、抑制人类动物本能的影响上应负责任。同时，在引人注意的文告与可见的事件中，真实的革命仍然继续进行着。中产阶级利用哲学作为工具，从贵族政治与国王手中夺取了经济和国家的控制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