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卢梭在文学、教育学、哲学、宗教、道德、礼仪、艺术诸方面都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今天，他的著作大都显得夸大、伤感或荒谬，只有《忏悔录》与《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感动我们，但直至昨日，他的每个字都出现在欧美思想界。斯塔尔夫人曾谓卢梭：“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却将所有东西付诸一炬。”
当然，卢梭是浪漫运动之父。我们可见许多散播浪漫主义种子的，如汤姆森、柯林斯、格雷、理查森、普莱沃及基督教本身，它的神学与艺术是最卓越的浪漫曲。卢梭使种子在他的温室中成熟，而结果从生出就成熟，丰饶于《谈话集》、《新爱洛漪丝》、《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中。
但浪漫运动是何意？是感觉对理性的反叛、本能对理智的反叛、情感对判断的反叛、主体对客体的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的反叛、个人对社会的反叛、想象对真实的反叛、传奇对历史的反叛、宗教对科学的反叛、神秘主义对仪式的反叛、诗与诗的散文对散文与散文的诗的反叛、新歌德对新古典艺术的反叛、女性对男性的反叛、浪漫的爱情对实利的婚姻的反叛、“自然”与“自然物”对文明与技巧的反叛、情绪表达对习俗限制的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的反叛、青年对权威的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的反叛、个人对抗国家——简而言之，19世纪对18世纪的反叛，或更精确地说，是1760年至1859年对1648年至1760年的反叛。以上浪漫运动趋势的高潮阶段，在卢梭和达尔文期间横扫欧洲。
几乎所有这些要素皆可从卢梭那里找到根据。法国已厌烦于受古典理性与贵族政治的压制。卢梭感情的表露，使“本能受抑制，情感受压制，个人与阶级受压迫获得了解放”。《忏悔录》变成“感性时代”的权威书籍，就像《百科全书》曾为理性时代的《新约》一样，并非是卢梭反对理性，相反，他称理性为神的礼物，而视为最后审判接受，但他感到理性的清冷之光需要心灵的温暖以激发行动、伟大与道德。“感性”成了男女之间的标语，女人比以前更需要学习多愁善感，男人则学习哭泣，使快乐与忧伤表现出热泪盈眶，难以知晓是何种情绪。
卢梭的革命始于母亲的双乳，现在它们没有了胸衣的拘束。然而，这一部分的革命显示出最为艰难，在超出一个世纪的关闭与解开的交替后才获得胜利。《爱弥儿》畅销后，法国妇女即使忙于歌剧辛苦的独唱工作，仍然仔细看护自己的婴儿。小孩由襁褓至成长，皆受到细心照料。对小孩关心之事传至学校时——瑞士较法国更为重视，学校皆采取卢梭式的教育。由于现在人性被视为本善，学生不再被视为倔强的顽童，而是可爱的天使，他的愿望是上帝之声。他的感官不再被责为撒旦的工具，而是启发经验与无数无邪的欢乐之门。教室不再被视为监狱，在鼓励发挥固有的求知欲与能力之下，教育变得自然、愉快。死记事实与遵守信条而令人窒息的时代已过，代之而起的是感觉、计算与推理的技巧。孩子们尽可能不由书本吸收知识，而是由实际观察接触所得——如接触地上的植物与石头，观察天空的云彩与星星。卢梭的教育观点影响瑞士的裴斯泰洛西与拉沃特、德国的巴泽多、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美国的杜威。杜威的“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也是卢梭思想的一部分。由于卢梭的激励，德国的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ebel）建立幼儿园制度，传遍西方世界。
卢梭灵感的表现深达艺术境界，孩子们的得意神情影响了画家格勒兹与维基·勒布朗夫人。英国前拉斐尔派信徒的画，皆反映出哀婉动人和神秘的崇拜行为。人们之间的态度也受影响，朋友之间，亲切与忠贞，相互牺牲与挂念也不断增长。浪漫式爱情表达在文学方面，而使生命融于其中。做丈夫的不再藐视社会习俗与行为准则，反而更爱其妻，做父母的爱其子女，重建美满家庭：“以往人们对通奸之事只相对讽讥而毫无办法，卢梭却毅然定其名为罪恶。”通奸虽间断发生，但已不再为人们的礼俗所许。以往对高等妓女的偶像崇拜，改以楚楚可怜的卖身妓女视之。鄙视社会习俗，以对抗成规。中产阶级的道德表现已得其美名：勤勉、节约、态度与衣着上的朴实。不久，法国延长其“裙裤”为长裤，而在政治与裤子上都成了过激的革命家。卢梭将英国园艺改变成法国广场的风景，将文艺复兴的规律形式改变成浪漫式曲线，有时改变成未开化与归返自然紊乱的情景。男女出游，由城市移向乡村，结婚仪式以自己所愿的自然心境行之。男子喜欢登山，他们寻求独居，抚慰自我。
文学几乎向卢梭与当时的浪漫潮流低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充满爱、自然本性与泪水（1774年），而使浮士德以三个字来浓缩半个卢梭“Gefühl ist Alles”（感情至上）。1787年，卢梭回忆：“《爱弥儿》与其感情，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心灵和文化。”席勒在《强盗》一背叛法律（1781年）。他高呼卢梭是自由解放者与殉道者，可与苏格拉底相比。赫尔德同样要求：“来！卢梭，请做我的向导。”经卢梭努力奋战，将法国诗与戏剧，从布瓦洛的规则、高乃依与拉辛的传统剧作形式及古典格式的严格限制中解放出来。贝尔纳丹·圣皮尔，卢梭的狂热信徒，使《保罗与维尔日尼人》（Paul et Virginie，1784年）一书表现出古典浪漫风格。拿破仑时代后，深受卢梭文学影响者包括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缪塞、维尼、雨果、戈捷、米什莱及乔治·桑等。它产生了一群忏悔、幻想及伤感或激情的小说，天才与生俱来未澄清的想象力深受重视，强调须经训练与传统来培养。它影响了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英国的华兹华斯、骚塞、柯勒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美国的霍桑和梭罗。
卢梭的《新爱洛漪丝》（1761年）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期间的哲学，充满了卢梭反叛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主义。实际上，1751年他给博尔德的信中已表现出藐视哲学。他之所以轻视，根源于理性无法教人们培养美好品德。理性似乎毫无道德感，理性从事保卫任何欲望的工作，却败坏道德，因此有时仍需天赋良知才能判断真伪，甚至如果这个良知欲产生道德，塑造一个善良的人而不是聪明的计算者的话，它必须以感情来温暖。
当然，这些帕斯卡都已说过，但帕斯卡已遭伏尔泰的驳斥，而德国沃尔夫的理性主义正兴起于大学之中。康德为哥尼斯堡教授时，他信服休谟与哲学家主张的“单是理性甚至无法充分防卫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卢梭找寻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否认理性在感性世界之上的有效性断言：“心灵自主，自我控制与内在良知绝对性，而从人类对道德的绝对服从感中，演绎出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康德承认亏欠卢梭甚多，故将卢梭的相片悬挂于书房的墙上，并尊他为道德世界中的“牛顿”。尚有一些德国人感受到卢梭精神的影响，如雅各比的《感情哲学》、施莱尔马赫的如蛛网的神秘主义、叔本华的意志崇拜。在哲学史上，康德是卢梭与伏尔泰之间的竞赛的表征。
宗教领袖联合教徒宣布卢梭为一位异教徒。卢梭被列入伏尔泰与贝尔的行列中，同被视为“传播错误与不实事件的毒素”。即使在他有生之日仍有一些俗人与牧师乐于聆听他的教诲。萨伏依的教区牧师已热忱地接受基督教的主要教义，而且劝告怀疑者回归其本国的信仰。1765年，他由瑞士逃亡时，受到斯特拉斯堡主教的欢迎。由英国回法国时，他也发现法国天主教徒感激地引他以对抗无宗教信仰者，并期望他成功地转变信仰。
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尝试建立一种独立于宗教信条的道德。罗伯斯庇尔追随卢梭之后，放弃这个企图，以为这是一项失败，而寻找足以维持道德规律与社会内涵的宗教信仰。他谴责那些拒斥上帝、保留国王的哲学家。（罗伯斯庇尔说）卢梭已超越这些懦夫之上，勇敢地攻击所有国王，而为上帝与不朽辩护。
1793年，伏尔泰与卢梭遗留下来的敌对在阿贝尔与罗伯斯庇尔的争斗中有了判决。阿贝尔是巴黎行政区首长，追随伏尔泰的理性主义，支持教会亵渎神圣，确定对“理性女神”的崇拜（1793年）。罗伯斯庇尔是巴黎哲学家后期人物，追随卢梭思想。他称卢梭：“神授之人！……我仰视、敬畏您的人格！……我了解一个献身于崇拜真理的崇高生命的所有忧伤。”罗伯斯庇尔稍具权力时，他说服国会采用信仰“萨伏依教区的副牧师”的表白，作为法国正式的宗教。1794年5月，为纪念卢梭，他举行“上帝日”的仪式。罗伯斯庇尔指控埃贝尔与他人为无神论者，而将两人送上断头台时，他觉得此行是遵行卢梭未实行的意愿。
不可知论者拿破仑在宗教的需要上同意罗伯斯庇尔，使法国政府崇信上帝（1802年）。天主教会随着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而恢复（1814年），它赢得了夏多布里昂、约瑟夫·迈斯特、拉马丁的权威之笔。但现在旧信仰愈来愈宁愿依赖感情的权利，而不愿依赖神学的争论，这是伏尔泰、狄德罗与帕斯卡、卢梭之间的争斗。1760年显得呆滞的基督教，在英国维多利亚王朝与法国王权复兴时期再度兴盛起来。
政治上，卢梭时期呈现黄金时代。法国主动援助美国独立革命，使卢梭在政治的影响力上达到最高潮。杰斐逊发表的独立宣言源于卢梭思想，就如洛克仿效孟德斯鸠。1785年至1789年，美国驻法大使极力吸收伏尔泰与卢梭的思想。他附和卢梭，以为北美印第安“平民生活较欧洲的官员生活来得快乐”。美国革命也使卢梭的政治哲学得以扬威四海。
根据斯塔尔夫人所言，拿破仑将法国大革命归于卢梭之处较其他作家为多。英国政治家伯克以为法国革命立宪议会中（1789—1791年）：
有一大争论，即在革命领导人物的优秀人才中，大都类似卢梭的性格。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很类似……诸如研究卢梭的学问，学习卢梭的沉思冥想，学习卢梭利用白昼的辛勤工作或夜晚放荡消遣。卢梭成为他们的“圣经”标准……他们为卢梭立塑像。
1799年，玛勒特·杜潘回忆：
在中层与低层阶级中，卢梭拥有的读者较伏尔泰多上100倍。卢梭灌输给法国人民至高无上的学说……要想举出一位不传授无政府理论，不以热忱的态度去实现它们的这种革命家是很困难的……我曾听说过，1788年马拉曾在公众街道上向一位热情洋溢的听众阅读评论《社会契约论》。
演说家们遍及法国，引述卢梭之语，宣称人民至高无上的道理。部分由于对此学说的狂热欢迎，使充满反对声与暴行的大革命苟延了10年。
经过革命与反动的交互出现，卢梭的政治思想继续不断地产生影响力。他的矛盾，他用以宣称它们的力量与激情，使他同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先知与圣人。因为，两个对立的主义都在他谴责富人与同情穷人中得到滋养。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个人主义及对文明”的拒斥激起了从佩恩、葛德文、雪莱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与爱德华·卡彭特的反叛。托尔斯泰说：“我15岁时，颈上戴着有卢梭肖像的饰物，以代替平常的项链。”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平等主义，为社会学家理论的变化——从有“格拉古”（Gracchus）之称的巴贝夫（Babeuf），经法国的傅立叶、德国的马克思到苏联的列宁——提供了一个主题。朗松说：“一个世纪以来现在所有的民主政治、平等、普遍选举权的进展……所有可能掀起波澜的极端党派的宣言，对财富与财产之战，所有劳工与苦难大众的运动，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卢梭的功劳。”卢梭已不必以逻辑与争论诉诸博学与高傲者，他已用他们能懂的语言，以感情与激情详细地告诉了人们。他雄辩的热情，在政治与文学上显出较诸伏尔泰之笔的权杖更具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