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找一些能干而正直的各部首长，而这些首长应是可以挽救政治与财政于混乱之中的。人民的舆论要求召回被驱逐的国会议员，他照做了，他还将企图取代他们的莫普革职。他要求费利波重回凡尔赛任他的首相，此人是莫勒帕斯伯爵。1738年至1749年，他曾任政府大臣，后来因为嘲讽蓬巴杜夫人而被免职。现在他73岁高龄了，又重膺重任。然而这是一个善意而非幸运的选择，因为莫勒帕斯在过了10年的乡间生活后，早已与法国经济和思想的发展脱节了。他拥有高度的机智，却非人民需要的智慧。此外，20岁的国王选了维尔热纳伯爵查理·格拉维耶掌理外交，斯恩特·泽曼伯爵卡劳德·路易掌理国防，奥尔纳男爵杜尔哥掌理海军。
我们已经知道杜尔哥是一位对基督教与进步的问题具有创见的专家和演讲家，他还是一位重农主义者和哲学家。他在利摩日时，他是当地具有进取心及为民求利的地方首长。朝臣们曾警告国王说杜尔哥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他曾投稿给《百科全书》。虽然如此，1774年8月24日，国王还是提升他为财政大臣——当时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至于杜尔哥在海军中的遗缺，则由萨特恩的吉伯瑞尔递补，后者曾依靠杜尔哥筹集的资金建立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后来曾开往美洲，协助美国为自由作战。
杜尔哥有如路易十四时的考伯特一样，是一位尽心国事，有远大见解，孜孜不倦，无疵可驳的法国人。他长得高大英俊，却缺乏沙龙里那些刻意润饰的男士的优雅风度——虽然他确曾赢得了莱斯皮纳斯小姐的青睐。他的健康在他勤奋的工作下被牺牲了，他从事于重建法国经济时，他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房内，潜心而有兴趣地规划研究。因为他觉得他的政权并不稳固，他企图将1/4世纪的改革，缩短在一个任期内完成。他开始掌权时，年方47岁，49岁时失去了职位，54岁时与世长辞。
他与重农主义者相信工业和贸易应尽可能地摆脱政府与公会的限制，而自由发展。他还相信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因此他认为单独对土地抽税，是增加岁入的最公平而可行的方法。至于所有的间接税，他主张都应该废除。他从哲学家中撷取了宗教互容及宗教怀疑论，他感染了他们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仰，并对由英明君主推行改革的希望深具信心。他认为，假如国君是一个明智、有决心而肯以哲学为行政指南的人，这些改革将是一次和平的革命，比起那些不但打破谬误而且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力混乱的革命，不知要好多少倍。现在伏尔泰笔下的《王者》就要付诸实现，难怪那些哲学家与重农主义者都要为杜尔哥的执政而雀跃了。
1774年8月24日，杜尔哥在贡比涅晋谒了路易十六，并感谢他的任命。他说：“我不是献身于一个国王，而是对一个诚实的人尽忠。”路易紧握住他的手，回答他：“你将不会被欺骗利用的。”就在那天晚上，他将他重要的计划呈给国王：
严防经济破产，无论是公认的或被掩饰的……
绝不提高征税，理由是人民的境况已甚为不佳……
绝不向外借款……因为其在偿还期限到来时，不是造成经济破产，就是造成税征的增加……
为了达成这三个目标，只有一途可循，即在现有岁入下减少浪费，并保证在紧缩的状况下，每年节省2000万，以偿还旧债。否则任何暴动都将使整个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杜尔哥在发觉国家岁入只有2.135亿，而国家岁出却高达2.35亿法郎后，宣布了一连串的经济措施，并发布指令，禁止任何没有经他过目或同意的国库支出，不管以什么名目。他循序渐进地建立了投资、生产与贸易的自由制度，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他还企图重建农业生产体系。过去通常为了预防城市消费者的不满，政府管制谷物的交易，限制农人将其农产品售给批发商，再转售给零售商，并抑制谷物的价格。如此一来，农产品的廉价使农人不再生产更多的五谷，而其他行业的人也不敢投资于农场的经营，大片的法国可耕地荒废在那里，使国家经济的潜力在一开始就遭到了遏制。这种情形，似乎迫使杜尔哥的改革一开始就以恢复农业为第一要务。农人可以任何价格出售他的谷物，这可以增加他的收入、提高他的地位及购买力，使这些人从拉布吕耶尔描写的路易十四时代原始落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因此，1774年9月13日，杜尔哥由国王内阁会议发布敕令，允许巴黎以外的地区可以自由交易谷物（巴黎因是大城，恐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仍受到限制）。内摩尔的杜邦曾为此敕令作前言，以解释它的目的。他写道：“为了刺激并扩展土地的充分垦用，其生产将是国家最真实的富源。为了借进口的谷物和谷仓的库存，维持粮食的充分供应……为了消除垄断……这些都将因自由竞争而得到预期的效果。”这样一篇解释性的序文，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它表示了民意渐渐抬头，并已形成了一股坚固的政治力量。伏尔泰将此敕令誉为新经济时代的开端，并预测它将很快增加国家的财富。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杜尔哥，说道：“身为费内的老朽，我感谢上苍让我活着见到1774年9月13日的法令，我向它的立法者致意，并祈祷他成功。”
然而在喝彩声中，有一个人极力反对他的主张。1775年春天，一个住在巴黎的瑞士银行家内克带着一本名为《谷物交易法》的手册，去见杜尔哥，并询及此书是否可在不损害政府的情况下出版。内克在其手册中论及：“假如少数的高智慧者，不将财富集中于某些人而造成另一些人更加穷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即须对经济采取管制措施。”他还建议：“假如自由交易使粮食价格超过某一指数，则政府应立即恢复管制。”杜尔哥对其本人的理论深具信心，而且一向崇尚出版自由。因此，虽然内克的主张与他相左，他还是同意了内克的出版，好让人民做一个公允的判断。内克终于将之出版。
城里的人民没有读内克的书，但他们赞同他。1775年春天，粮食价格暴涨时，暴乱在几个城市发生。在巴黎近郊，人们控制粮食流入首都，并到处鼓动人民起来反抗。武装的军队将农人和商人的库藏焚毁，并将贮存的粮谷倒入塞纳河中。他们还企图阻止进口谷物从哈佛运至巴黎，5月2日他们带领一群民众来到凡尔赛宫的大门口。杜尔哥认为这些军队是受雇于那些在改革中丧失权益的地方官员，他们企图造成巴黎的粮荒，使粮食价格上涨，以逼迫政府重行管制交易。国王出现在阳台上试图有所说明，但群众的喧嚣声掩盖了他的话，他禁止他的军队向人民开枪，并下令降低粮价。
杜尔哥极力反对这种妨害供需原则的命令，认为它将会破坏他们的计划。他深信只要让交易自由进行，则商人与面包商之间的竞争将会很快降低粮价。国王听从杜尔哥的劝谏，终于撤销了压抑粮价的旨令。5月3日，愤怒的群众聚集在巴黎，开始抢劫面包店。杜尔哥命令巴黎的军队保护面包商与谷仓，并下令对任何制造暴乱的人格杀勿论。同时，他注意到外国的谷物已进入巴黎及其市场。那些贮积粮食以待高价出售的投机商，也因进口粮的竞争而抛售他们的库存。粮价终于下跌了，暴乱也因而平息。一些领导风潮的人被拘捕，其中两人由警方下令吊死。杜尔哥从事的“谷物战”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但国王对这位大臣的信心也已动摇，他对在格瑞弗被吊死的一人甚表哀悼。
虽然如此，他对杜尔哥在改革政府财政上获得的成效，仍甚为满意。在谷物敕令发布后仅一天，这位性急的大臣又开始发布一些法令，包括：“节省政府支出，提高征税的效率，加紧控制农人公会，将交通、邮务与制造弹药的私人垄断权收归政府。”他建议，却没能建立一个称作“贴现仓库”（Caisse d’Escompte）的机构，是一家能对商业证券贴现、接受存款、出借债款及发行交易纸钞的银行，后来成为拿破仑于1800年组成法兰西银行的模型。到1775年底，杜尔哥已减少了6600万银币的支出，并把国债的利息从870万银币降至300万银币。政府的信用因而大大恢复，使他能以4%的利率从荷兰财政家手中借得6000万银币的贷款，他用此贷款偿清了利率7%至12%的债务。他致力于平衡预算，但他不是靠增加赋税来达成，而是靠减少奢侈浪费及铲除腐化无能。
在这些及其他改革中，他曾得到莫斯帕些微的帮助。大力支持他的是查瑞特恩·马勒泽布，我们已知他是《百科全书》和卢梭的辩护者，他也是财税部部长（专司征收间接税之权）。1775年5月6日，他呈给路易十六一份备忘录，即“谏言”，解释由农人公会来征收赋税是不公平的，他还警告国王由此而生的怨恨。他还提议实行法律的简明化，他说：“除了精简的法律外，再也没有好的法律了。”国王渐渐激赏他，并任命他为皇家事务总管。年长的自由主义者激促国王支持杜尔哥，但劝告杜尔哥不要一下做得太过火，因为每项改革将招来新的反对者。杜尔哥回答他们道：“你们要我怎么办呢？人民的需要是这么多而迫切，而我的家族都在50岁死于痛风。”
1776年1月，杜尔哥以国王之名，发布了6道敕令，大大震惊了法国。其中一道敕令将谷物自由交易的制度推展到巴黎，并停办许多与该项交易有关的机构。那些因此去职的官员，加入与他敌对的阵营。另外的两道敕令废止或修改对脂肪和牛畜的税制，农人们大为欢喜。另一项命令则废止强迫劳役——过去农人每年要为政府服12或15天的义务劳役，以维护桥梁地道或公路的完整，但此后这项工作将由从非教会私产征得的税收来支付。农人们因而欣喜过望，而贵族们怨声载道，至于杜尔哥借国王之口说出的序言，更加挑起了他们的愤恨：
除了少数几个行省外……几乎所有国内的道路，都是由最穷困的人民义务建造而成的。所有这方面的负担，几乎全落在那些除了双手外一无所有的人身上，而他们只从道路中享得了最低的利益。真正的利益落在地主身上，他们几乎全是特权阶级，他们的财富因道路而日增。穷人单独地被强迫维护这些道路时，他无酬地被迫抽出时间工作时，他唯一对抗贫困和饥饿的工具，却被剥夺而为富人的利益工作。
巴黎议会宣称他们将拒绝签署该法令时，杜尔哥几乎掀起了一场阶级斗争，他说：
虽然这样做和以往一样有点不友善，但我还是要不变地告诉国王、议会甚至整个国家。因为这在根本上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纠纷，则此事之可否，应由国王做全权决定。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国会到底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它是由一些较富有的人和全部贵族组成，他们是一群具有官衔的特权阶级。再让我们看看大声喧嚷的朝廷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是一些大公，他们大多数拥有田产封地，而它们本都应向国库纳税的……总之，不管是国会的抗议……或是朝廷的喧嚣，都不应曲解事实……只要人民在国会中没有发言的权利，国王在听到此事后，就必须自作抉择，而且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因为他们是最不幸的一群。
6道敕令中的最后一道废除了公会。这些公会实际上已变成劳工界的特殊阶级，他们几乎控制了所有的行业。他们以高昂的入会费来限制普通人入会，甚至规定人们入会的资格。他们妨害了发明创意，并以各种税制以禁止竞争性的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来阻碍自由贸易的进行。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提供了商业的资金和组织，但要求自由雇用公会或非公会工人及自由在任何市场上销售他们的货品的人——指控公会是妨害贸易的独占机构。杜尔哥急于依靠自由创意及开放投资与贸易来推展工业，他发觉废除公会制度将会对国家经济有利。这个敕令的部分序言是：
几乎在每个市镇，交易和技术的运作操在公会几个首要人物的手中。他们可以自由地制造和出售他们的特殊工业产品，而且对这些工业拥有绝对的专断权。一个投资任何工业或贸易的人，除非他加入公会的理事会，否则他是不能自由经营发展的。而为了加入该会，他必须做冗长乏味而不必要的工作，他还会受到大量的勒索，而耗费一部分用于工厂设施或商业的资金。那些无法负担这笔费用的人，只有在公会的权势下，维持着不稳固的企业，他们除了选择贫困外，已别无选择了……或者他们将工业带至国外，而这些工业可能对本国是有利的。
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杜尔哥对同业公会的指控是公正无私的。可惜的是，杜尔哥除了禁止同业公会外，进而禁止所有的雇主职工和学徒形成联盟或组织。他太过于相信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而没能预见工人的联合是团结个人力量以对抗有组织的雇主的唯一办法。他认为商人如能从封建、同业公会和政府对投资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最后所有人都将获得利益。所有的法国人，即使是外国人，都被赋予自由投资工业或商业的权利。
1776年2月9日，这6道敕令正式在巴黎国会提出。国会只批准了其中的一道——撤除一些小的机构，但拒绝同意或签署其余的5道敕令，它尤其大力反对停止义务劳役，因为如此将大大地侵害封建特权。由此看来，本来是以保障人民对抗国王为职责的国会，反而成了贵族的联合或传声筒。伏尔泰写了一本小册子，以支持杜尔哥并攻击国会和强迫劳役制度，国会下令禁止此书的发行。一些国王的内阁也袒护着国会，路易表现了一种刚毅不屈的精神，他指责他们道：“我看这里除了杜尔哥和我关爱人民外，就别无他人了。”3月12日，他在凡尔赛宫召集国会，要他们返回正义之路，并下令他们签署此敕令。工人们都为杜尔哥的胜利而游行欢呼。
一再为危机所迫，杜尔哥延缓了他的改革计划。1776年4月，他将国内自由贸易扩展到酿酒工业时，只有一些垄断商发出抱怨。他催促国王早日开放宗教自由，他指示杜邦草拟一份民选议会的计划，即在每个教区内，由那些拥有价值600银币或更多土地的人，选出代表组成议会。这些地方议会将选出代表到郡议会中，而郡议会也将选出代表在省议会中，最后由省议会推举代表到国家议会。他确信法国实行民主的时机仍未成熟，所以只建议予这些议会以参议和管理之权，立法权仍保留在国王手中，但统治者可由这些议会中，得知国家的状况和需要。杜尔哥还向国王提出普及教育的蓝图，认为这是开化民智的必要步骤。他说道：“陛下，我敢确定地说，不出两年，你的国家将变得完全两样。由于文明的开化和良好的道德……它将超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可惜的是这位大臣没有机会，而国王也没有金钱实现这些进步的概念。
除了因新自由而获得兴旺的商人和制造商外，杜尔哥的敕令及其序言引起了所有受影响的人的怒焰。虽然他亟欲和平地解放商人——这本是实行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一些垄断权受到破坏的商人，仍秘密地反对他。贵族反对他，因为他欲将所有的税加在土地上，并引起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国会埋怨他，因为他说服国王否决了它的决议。教会当局不信任他，因为他很少做弥撒，而且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建议。农人公会攻击他，因为他欲以政府取代他们征收间接税的权利。金融界对他感到愤恨，因为他以4%的利率借了外债。朝臣们厌恨他，因为他责难他们浪费恩俸及冗职，莫斯帕——他的顶头上司，尤其对他日益增长的权力和独立性感到不满。一位瑞典的大使写道：“杜尔哥使自己成为一些最可怕的力量联合攻击的对象。”
玛丽·安托瓦内特起先很欣赏他，并试着依他的计划来调整她的支出，但不久恢复了对衣着和赠礼的挥霍。对她浪费国库一事，杜尔哥曾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的惊慌和不满。为了取悦波利尼亚克家族，王后曾使波利尼亚克伯爵做了法国驻伦敦的大使。在那里伯爵牵涉了一件不明不白的金钱交易，杜尔哥偕同维尔热纳进劝国王召回他，王后因而宣称要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路易十六之所以对杜尔哥失去信心，也有他个人的理由。他尊敬教会、贵族甚至国会，这些组织已为传统牢固地接受，并因时间而神圣化。如今若要破坏它们，无疑将动摇立国的基础。但是杜尔哥正从事一种疏远它们的工作。难道他全都对，而别人都是错的吗？路易暗地里抱怨他的大臣：“只有他的朋友才是可取的，只有他的想法才是对的。”几乎每天，王后和朝臣都要找机会游说国王，以转变他对杜尔哥的信任。最后杜尔哥向国王请求支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然而路易没有给他答复，杜尔哥回家后写了一封信给国王，而这封信决定了他的命运：
陛下：
不瞒您说，我的心已被您上礼拜天的缄默深深地伤害了……只要我以正确的作为，仍有获您谅解的希望，则任何事对我都不会是太难解决的。如今我得到的报酬是什么？陛下应很清楚，以我微薄的力量，是不足以跟那些伤害我的人对抗的。他们做出各种鄙恶的事来对付我，并企图破坏我的计划，以阻挠我执行一些有益的措施；然而陛下您既没给我帮助，也没给我安慰……我冒昧地说一句：陛下，我本不应得到这些的呀！……
陛下您正以缺乏经验作为托词。我很清楚，以22岁的年龄及您所处的地位，您仍缺乏正确判断的训练，而此训练是靠日常经验累积而成的。但是，您难道不希望在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之内获得更多的经验吗？你的心不是靠这种缓慢的经验来塑造的吗？
陛下，由于莫斯帕，陛下给了我这个职位。对此我将永不忘怀，但我将永不会遵从他的……陛下，您知道莫斯帕的性格有多软弱吗？他常被围绕他的人的意见左右，您知道吗？大家都知道莫斯帕夫人是一位毫无心灵，却有倔强性格的女人，经常影响他的意志……正是这种懦弱，才使他沦为一些宫廷人士的同道，和他们一起喧哗来对付我，并使我丧失了几乎所有的职权……
陛下，您千万不要忘记，正是那种懦弱，才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使路易十三做了皇冠的奴隶……也带给路易十五的统治所有的不幸。陛下，您常被人认为是软弱的，有时我真担心您具有这个缺陷。然而在一些极紧要的关头，我见您仍能表现出真正果决的勇气来……陛下，您千万不能对自己不忠，而顺从了莫斯帕的意思呀！……
国王没有回复他这封信，他觉得他必须在莫斯帕与杜尔哥之间做一个抉择，然而杜尔哥如此苛求政府，要其完全顺从他的意思。1776年5月12日，国王命杜尔哥自动辞职。在同一天，他还顺从了王后和波利尼亚克家族的意思，擢升吉尼斯伯爵为公爵。马勒泽布在听到杜尔哥的去职后，也递上了自己的辞呈，在他离去之前，路易对他说道：“你是一个幸运的人，真希望我也能辞去我的职位。”过了不久，杜尔哥任命的人几乎全被免职了。玛丽亚·特蕾莎为情势的发展深深震愕，她与腓特烈、伏尔泰同样认为这是法国溃亡的征兆。她为女儿担任的角色而哀痛，并认为王后对此事是难辞其咎的。伏尔泰写信给拉阿尔普道：“既然杜尔哥已离去，我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杜尔哥去职后，安静地住在巴黎，并专心于数学、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的研究。他和富兰克林常常见面。他的痛风愈来愈严重，使他在1778年以后，必须靠拐杖才能走路。在经过了几年痛苦和不如意的生活后，他终于在1781年3月18日去世。在他去世前，他终未能预见他大部分的思想将在19世纪被接受或实现。马勒泽布曾为他做了一个仁慈的总结，他说：“他具有培根的头脑和霍普特尔的心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