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给他发言的机会吧？他对太阳底下的每件事差不多都可以说一些有趣的话。他认为生命是没有人愿意再次遭遇的不幸，而且大多数的人是“不耐烦地持续它而又勉强地脱离它”。麦克劳德夫人问他“是否没有人是天生善良的”，他回答：“没有，夫人，并不比狼好些。”“人显然是那么腐败，所有天上和人间的律法都不足以防止他们犯罪。”“人们的恨比起他们的爱要顽强得多，一旦我说了一些话而伤害到一个人，我将无法再说许多话取悦他，而使这件事有所改善。”
他不常讨论经济学，他抨击政府对殖民地民族的剥削，而强烈谴责奴隶制度。有一回在牛津，他提议“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暴动”干杯，而使一些教授惊愕。不过，他认为“提高每天工作的劳工的工资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的日子好过些，反而（指那些懒散的）只会使他们更疏懒，而懒散之于人性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与布莱克斯通一样，他支持私有产权的神圣。他与思想风格迥异的伏尔泰一般，辩称富人的奢华是赋予穷人工作，而不要以施舍来腐化他们。他在亚当·斯密之前提倡自由企业，但是商人的增加惹恼了他。“我担心商业的增加与商业激起的对财富的不断竞争，产生不出一个可以从智巧与欺诈中迅即期待得到的有目的远景来……狡猾取代了暴力。”他不假装轻视金钱，虽然他有所匮乏，他认为“除了木头人之外，没有人不是为钱写作的”——这样说是低估了虚荣心。
他以为（回想他给哥尔斯密的《游历者》一诗添加的句子）我们夸大了政治的重要。“我可不愿意花半个克朗去生活在一个政府形式之下而不要别的形式。”因为“大多数的政府改革计划都是可笑的事”。然而他曾经热衷于反对“辉格党的狗儿们”，还是一笔恩俸才协调了他与汉诺威王室的关系。他称爱国主义是“恶徒的最后避难所”，但是他以爱国的热情来辩护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权力（1771年），而且他对苏格兰人和法国人有着一种近乎盲目排外的轻视。
1763年，他早在伯克之前为保守主义辩白。“人的经验，虽常与理论抵触，却是真理的伟大考验。基于许多心智的发现上的系统，总是比仅由一个人的心智产生的要有力得多。”1762年后，他对现状算是相当满意。他称赞英国政府为“比经验告诉我们的和历史传述给我们的更接近完善”。他称赞贵族政治、阶级区分和特权，因为那对社会秩序和精心的立法是必要的。“我是从属关系的支持者……它最有助于社会的福祉……从属是无知者的义务，也满足了穷人的美德。”他像每个时代的人一样感叹：
在这个时代里，从属关系可悲地被破坏了。没有人还有着他父亲曾有过的那种权威——除非是看守监狱的人。主人对仆人已无威权，在我们的大专院校里也没有了，在我们的文法学校里一样没有……这是有许多原因的，而主要的我想是金钱的大幅增加……金银摧毁了封建的从属关系。除此之外，敬意普遍松懈了。儿子们不再依靠他们的父亲，像从前那样……我的希望是，就像独裁产生暴政，这种极端的松懈将会收紧缰索。
静观伦敦的居民，约翰逊判断民主政治会成为灾祸。他讥笑自由与平等是不切实际的党团用语。“人生而平等的这种想法远非真实，任何两个人无法相聚半个小时，若非其中一个比另一个获得显著的优势。”1770年，他写了一本小书《错误的警钟》（The False Alarm），谴责过激主义，认为把威尔考斯赶出国会是合法的。
在另一本小书《爱国者》（The Patriot，1774年）中，约翰逊重新攻击威尔考斯，而且发动博斯韦尔所说的“促使我们在美国的同胞们的无条件归属的企图”。在早些时候的作品里，约翰逊对在美国的殖民地偶尔公平地说过话。这些殖民地的掠得“并非基于很公正的政策原则”，大部分是因为别的欧洲国家抢夺太多了，而英国希望防止法国和西班牙因并吞美国而危险地壮大，来保卫自己。他称赞过法国移民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印第安人并与他们通婚，他也谴责英国移民诈骗印第安人而压迫黑人。但移民谈起自由、正义和天赋人权时，约翰逊藐视他们的要求，认为是无稽之谈，他反问说：“那是什么道理，我们居然听到这些驱策黑人的人大声叫嚷着要自由？”他在《课税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1775年）这本有力的小册子里谈论反对殖民地脱离的事由。显然这是应官方的要求而写的，因为约翰逊埋怨过（博斯韦尔说）他的恩俸是以“文坛名人”的名称颁赠，而现在他居然被“行政当局要求写政治性的小册子了”。
由于接受大英帝国的保护（约翰逊论辩着），移民们曾默认英国政府的课税权利。若要课税公正，纳税人并不需要在政府里有直接的代言人。英格兰居民中的半数也没有代表人在国会里，然而他们接受课税，认为那是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法律保护的公平报酬。供应他论证资料的霍金斯以为《课税非暴政》没有得到答复，不过博斯韦尔记得站在美国立场的科西嘉曾经惋惜约翰逊在文笔上的“极端暴力”。他说：“无可怀疑地，这本小册子是依那时当权者的意图而写的。实际上他也向我承认曾受到其中某些人的删改。”被删除的其中有一段预言说美洲人“在125年后将会得到比西欧人更公平的待遇”。他的政治哲学中有自由主义的成分。他重视弗克斯过于小皮特，还被诱与威尔考斯聚餐，后者请他吃小牛肉而试图改变他的政治原则。而这个年老的保守分子居然弹起革命的论调来：
我们在抽象的思辨中考察人间福乐分配的不均时……显然许多人缺乏基本的需要而许多人过着更舒服方便的生活。懒散的人靠着勤劳者的辛劳而安适地过日子，奢华的人饱食那些供应者尝不到的山珍海味……大多数人缺乏少数人享受的、弃而不用的。如此看来，社会安宁的长存似乎无法想象，因而这种期待是很自然的，即那么多人缺乏真正的需要时，不应当有人被许以长期的占有多余的享乐。
谈起宗教，他的保守思想又劲力十足了。过完了一段怀疑论的年轻岁月之后，他与日俱增地给予英国国教强烈的支持。有时他倾向天主教：他喜欢炼狱观念，听说英国国教教士有人转皈罗马教会时，他说：“愿主福佑你！”博斯韦尔告诉我们说，“他为宗教裁判辩护，而且主张新教义初次出现时应接受检查，俗世的力量应与教会联合，来处罚胆敢攻击既经建制的宗教，而这只有借宗教裁判来处罚。”他恨透不服国教者，而赞同把卫理公会教徒逐出牛津。他拒绝和一位脱离国教而加入教友派的女士晤谈。他斥责博斯韦尔与“无神论者”休谟的温情友谊。亚当·斯密保证休谟过着为人典范的生活时，约翰逊大叫：“你说谎！”为此斯密还骂他说：“你是婊子生的。”约翰逊以为宗教对社会秩序与道德是不可免除的，也只有凭借灵魂不朽的希望，才能协调尘世的苦难。他相信有天使和魔鬼，还以为“死后我们都将住在恐怖之域或极乐之域”。他相信鬼巫之类真有其事，也相信他死去的妻子向他显过灵。
他不喜爱科学，而称赞苏格拉底试图转移研究星空为探讨人事。他害怕活体解剖，对探险了无兴趣，发现未知的陆地只会导致“争夺和抢劫”。他认为哲学是智性的迷宫，不是导向宗教的怀疑就是导向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他以踢石头来否认贝克莱的观念论，为了替自由意志辩护，他告诉博斯韦尔：“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而且它是有目的的……所有的理论都在反对意志的自由，所有的体验却支持它。”
他反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全部哲学。不管个人的心智多么卓越，他否认它可以坐着论断一个种族在试行与错误的经验里，为了防范社会秩序受到人们的非社会本能冲动的破坏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他以为天主教会虽有许多缺点，但是在保留法国文明方面显示着活泼有力的功能，因而他谴责那些哲学家是心胸褊狭的愚人，他们正在弱化宗教对道德律的支持。伏尔泰与卢梭对于他来说近乎两种愚痴的类型：伏尔泰愚于智，卢梭愚于情。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微小得“难以确定他们的罪过的比例”。他责骂博斯韦尔在瑞士向卢梭献殷勤，也悲叹英国款待了这位《爱弥儿》的作者（1766年）。“先生，卢梭是一个很坏的人。我宁可从速宣判放逐他，而不是放逐在这几年中伦敦中央刑事法院（the Old Bailey）的重刑犯。真的，先生，我真想看到他在殖民地工作。”
约翰逊本人并不像他的意见那般保守。他轻松地破坏了上百个行为、言论和服饰上的习俗。他不是一本正经的人。他嘲笑清教徒，赞许舞蹈、玩牌和戏剧。不过，他谴责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一书，听说正正经经的莫尔读过这，他颇为震惊。他害怕文学中的感性，因为他在克制自己的感官冲动和幻想方面有困难。从他的学说里，我们可能以为他没有享受到人生，但在博斯韦尔的述作里，我们看到他是玩味了“人生的全潮”。他宣称人生是苦而不值得，但是，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尽可能地延长他的寿命，然后愠怒而不耐烦地面对衰老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