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于1741年写道：“我们找不到属于我们语言的字典，也几乎找不到一本可以接受的文法。”他说错了，因为纳撒尼尔·贝利（Nathaniel Bailey）在1721年出版了《字源学的英语及普及字典》（An Universal Etymological English Dictionary），此后出现了一些半辞典性的后继者。编一部新字典的建议显然是由多兹利在约翰逊面前提出来的，而后者回答说：“我想我不至于担当这项工作。”然而，其他的书商与多兹利合伙并表示如果他愿意担任这项工作，他们愿意付给约翰逊1575镑时，他还是在契约上签了字，时间是1746年6月18日。
经过一再思索后，他草拟了一本34页的《英语字典编纂计划书》（Plan for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而且把它印出来。他把这本《计划书》送给许多人，包括后来担任国务大臣的查斯特菲尔德爵士，对这位伯爵在英文及其他方面的卓越能力给以满怀希望的颂扬。查斯特菲尔德约他见面，约翰逊真的去了，伯爵赠他10英镑及一些鼓励的话。后来约翰逊再度造访，足足等了一个钟头，在那里非常生气，终于摒弃了把他的作品献给查斯特菲尔德的想法。
他闲散地着手这项工作，后来才勤奋些，因为他的稿酬是被分期给付的。他编到“辞典编纂人”（lexicographer）这个字时，他下的定义是“编写字典的人，从事一种无害的苦工……”。他原本希望以3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但实际上花去9年的光阴。1749年，他从舰队街搬往戈夫广场。他用自己的钱雇用了五六个秘书，让他们在四楼的房间里工作。他阅读1558年至1660年既有的英国作品——从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到查理二世登基。他相信英语是在这个时期达到最优秀的境地，而且提议把伊丽莎白时代到英王詹姆士时代的语法作为建立优良语法的标准。他想定了要引用某个句子来例释某个字的用法时，就在那个句子底下画一条线，然后在书页的边处注上必须界说的那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接着，他的助手们把做了记号的每个句子抄录在纸片上，然后依照字母顺序的正确位置，把这些纸片插夹在贝利的字典里面，贝利的字典被作为起点和导引。
在那9个年头里，他曾数度休假，去寻思适切的定义。有时他觉得写一首诗要比界说一个单字来得容易些。1749年1月9日，他发行了为数12页的诗集《人类愿望的虚华》（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就像10年前的《伦敦》诗集一般，这本诗集在形式上仍然模仿尤韦纳尔，但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仍然埋怨自己的贫困，也埋怨查斯特菲尔德的轻视：
那里标示种种不幸，袭击学人的一生——
劳碌、妒羡、匮乏、主顾与监牢。
而斗士的胜利是多么徒劳！请看瑞典的查理十二怎么说：
他留下英名，使全世界在他面前顿呈苍白
他昭示一种德行，或美化了一个传奇故事。
人何其愚昧，我们眼见浮华、欺骗及老年的痛苦时，却祈求长寿，此心漂泊于重复的逸事中，命运随着每天的遭遇而摇摆不定，子女为了继承遗产处心积虑而淡忘了伤亲之痛，“数不尽的各种弊病，由卑污的角落袭击，包围着人生，逼迫悲惨的绝境”。要脱离徒劳的希望和可以确定的腐败，只有唯一的路：祈祷，信仰有力救赎苍生和赏善罚恶的上帝。
不过，这位悲观论者也有过快乐的时光。1749年2月6日，加里克把《艾里妮》剧本搬上舞台。这件事对于约翰逊来说是一件大事，他沐浴洁身，穿上一件镶有金色花边的鲜红色背心，头上戴着同样装饰而很华丽的帽子，观赏他的朋友扮演穆罕默德二世与西伯夫人装扮的艾里妮配戏。这出悲剧共演了9个晚上，为约翰逊带来200英镑。后来没有重演，不过多兹利另外付给他100英镑买下版权。这时，他的名望与富裕足够他来创立一个俱乐部了。不是距此15年后的那个“俱乐部”，而是“常春藤巷俱乐部”（Ivy Lane Club），以街为名。在那里的国王大酒店（the King’s Head Tavern）里，约翰逊、霍金斯及另外7位人士，每逢星期二晚上聚会在一起，吃牛排并交换偏见。后来约翰逊曾说：“我经常去那里作乐。”
1750年3月21日至1752年3月14日，他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写一篇短论，以《漫游》为名由凯夫发表，由此他每周得到4个基尼。这些短论卖不到500份，凯夫因而亏了钱，可谓运气不佳。这些短论后来被集成单行本出版，竟然在约翰逊死前销行了12版。我们能声明其中有趣的只有编号170与171这两篇，约翰逊在此似乎把一个娼妓道德化并美化了她的故事。批评家们抱怨他的体裁与用字过于拉丁化与冗长。只有博斯韦尔发现约翰逊在描述罪恶之余还是励人向善而感到安慰。
在那几年中约翰逊显得特别紧张，因为他的心力被那些定义弄疲乏了，而他的精神也因他妻子的颓唐而沮丧。波特用酒和鸦片来排遣年老孤单的痛苦，她经常不让约翰逊靠近她的床，而他到外头吃饭时也极少带她一起。与他们两人都很熟识的泰勒医生说：“她真是约翰逊生活上的累赘，总是烂醉如泥、面目可憎，约翰逊经常埋怨跟这种妻子一起生活的痛苦。”她的死（1752年3月28日）使他忘了她的过错，而他在她身后表现的那种爱恋使他的朋友们觉得有趣。他称颂她的德行，悲叹他的孤单，而且希望她能为他向基督说情。“他告诉我，”博斯韦尔回忆道，“他通常在下午4点外出，而很少在清晨2点以前回到家……舰队街的米特酒店是他最常到的地方，他喜欢在那里长坐达旦。”
孤独是可怕的，约翰逊在妻子去世后，把安娜·威廉姆斯带进戈夫广场的家里（1752年）。她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威尔士女诗人，除了几段很短的时间外，她留在约翰逊身边直到去世（1783年），她指挥家务和厨房工作，切烤肉片，而且用手指来判断杯子倒满了没有。约翰逊另外雇用一个黑人仆役弗兰克·巴伯料理一些私人生活，他留在他身边共达29年，约翰逊送他上学校，用尽了苦心让他学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产。为了使这个新家庭更臻完善，约翰逊又邀请了一位不安于业的医生罗伯特·莱韦特同住（1760年）。这三人组成一个时时争论不休的家庭，但约翰逊感谢他们能够相聚。
1755年1月，他把《字典》的最后几页交给印书商。这位印书商眼看就要结束这个工作及和这个人的关联，因而大大地感谢上帝。查斯特菲尔德听到了这即将出版的消息时，他希望成为书首的题献人。他在一本刊物上写了两篇文章，祝贺众所期待的巨著，试图弥补以前没有接见他的那次失误，又颂又捧地把约翰逊称为精良的英语用法的独家权威。而这位骄傲的作者寄给伯爵一封信（1755年2月7日），那就是卡莱尔描述的“那位声名远播的‘厄运风暴’（Blast of Doom），声明那位赞助人已不算数了”：
伯爵大人：
最近才从《世界》（The World）杂志的所有人那里得知，该杂志所刊两篇推荐拙著字典的大文，乃是大人您所写。如此承蒙抬举本是一项殊荣，然而由于本人不惯承受来自大人们的厚爱，以致不知如何接受，也不知该用什么言辞来致谢……
大人啊，从我在您的外室久候，或者说被拒于你的门外，距今已经有7年的光阴了。在此期间，我历尽万难以推进我的工作，埋怨这件事是没什么用的，而我终于也把它带到出版的边缘，没有受到任何赞助的行动，没有一句鼓励的话语，也没有一丝亲切的笑意。我并不期望如此的待遇，因为在……之前我未曾有过赞助人。
大人啊，所谓“赞助人”岂是对一个陷身水中而挣扎求生的人只有不关心的旁观，而当他到达地面，却以帮助来烦扰他的人吗？您对我的劳苦表示的欣悦与关注，若早得是时候，那就是您的仁慈。但是它毕竟延迟了那么久，以致我已淡忘而且无法消受，以致我已孤立而无法参与，以致我已成名而不再欠需。我希望不会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没有实际受惠的恩泽而显得冷嘲与刻薄，也不愿意公众认为我对一位“赞助人”有所亏欠，神意使我能够为自己做这件事。
既然我的工作已经进行了那么久，而对任何赞助人也无所亏欠，对这件事我并不失望，只是我要断然地声明绝无亏欠，如果这是可能的。因为长期以来我已觉醒，不再留恋我曾经得意洋洋的梦想与希望。
伯爵大人
您最谦卑的仆人
塞缪尔·约翰逊
查斯特菲尔德对这封信的唯一批评是“写得很好”。而它的确是18世纪散文的一篇杰作，摆脱了一直受到影响而且难以负荷的拉丁式变体。该文的作者一定经过仔细思考而且深有感触，因为在26年后他曾经依据记忆再度向博斯韦尔重述。这封信一直到约翰逊死后才出版。也许他的愤怨影响了他对查斯特菲尔德的《给儿子的信》（Letters to His Son）的责难——他说：“他们教导妓女的道德和舞蹈师的礼节。”
约翰逊早在1755年就到了牛津，一方面为了在图书馆里找参考书籍，另一方面为了暗示他的朋友托马斯·沃顿，如果《英语字典》一书的作者名字后面能放上一个学位，将有助于该书的流通。沃顿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约翰逊在三月内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字典》终于出版了，总共差不多2300页的对开本的两本巨著。约翰逊在结束他那篇前言时说：
这部《英语字典》的撰述，几乎没有得到学者们的任何帮助，也没有得到大人们的任何支持。并非成就于四平八稳的退休生活中，也非完成于学院亭林的庇荫之下，而是造就于不便与不安、病痛与悲伤之中。它也会遏止恶意批评的扬威，观察到我们的语言若没有在这里充分地展现出来时，我也只不过是失败于一种人力从来没有达成过的企图……我拖延了我的工作，现在那些我希望去取悦的人都已埋藏到坟墓里去了，这使成功与失败都成为空洞的声音。因而我以冷淡的静默来结束它，没有对恶评的恐惧，也没有对称赞的期望。
我们不能期望批评家能够体会约翰逊的《字典》达到了18世纪英国文学的顶峰与分界线，如同狄德罗与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1751—1772年）在法国文学里达到了顶峰与转折点一样。约翰逊作品中的一些意外的缺点受到了许多嘲笑。在所收的4万字中居然有如“gentilitious”和“sygilate”的怪字（韦伯斯特很尊敬地保留在他的字典里）。有些字的定义是带有怒意的，譬如“pension”这个字是“一种付给特殊身份者的津贴。在英格兰通常是指付给由国家雇用使之背叛自己国家的人的酬劳”。而“excise”的定义是“可恨的商品税”。也有出自个人的妙想的，就像“oats”（燕麦）这个字的定义“一种谷类，在英格兰通常是喂马的，在苏格兰却是人吃的”——这倒是真的。博斯韦尔问约翰逊“文明（civilization）是否是一个字；他说不是，彬彬有礼（civility）才是”。约翰逊的许多字源学的解释目前被否认了。拉丁文他懂得很多，希腊文则较少，但对现代各种语言就显得太不熟悉了。他坦然承认字源学是他的弱点。他定义“pastern”这个字为“马的膝盖”（应该是马脚的一部分）。一位女士问他何以错到这个地步，他说：“夫人，由于无知，完全是由于无知。”像这么大的一部著作，每页都带有成打的出错的机会，他是难免会有失误的。
约翰逊的成就得到了国外的赞赏。法兰西学院送他一部该院出版的《法语字典》（Dictionnaire），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克鲁斯卡学院送他一部他们编的《意语字典》（Vocabulario）。《英语字典》的销路够好，乐得书商们出资给约翰逊另编节本。这个大部头的原本在1828年被韦伯斯特取代前一直被视为依据的标准。它把约翰逊高高地摆在他那个时代英国作家的顶端，除了像霍勒斯·沃波尔之类的贵族外，他实际上已成为英国文学界的至尊。“文坛大可汗”（the Great Cham of Literature）开始行使他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