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有谁会认为1760年英国最受欢迎的诗人是查理·丘吉尔呢？他是一个教会人士之子，自己也授命担任英国国教牧师，享尽伦敦的乐趣，休妻，高筑债台，还写过一首一度极有名的诗《露西亚德》（“The Rosciad”，1761年）。这首诗使他有钱还债、支付妻子的赡养费，还“使自己穿着夺目的非教会装束，有如花花公子”。他这首诗的题目来自恺撒大帝在位时掌理罗马剧院的那位罗希乌斯，内容讽刺伦敦的主要演员，也使加里克畏缩，有一个受害者“满街跑，有如受伤的小鹿”。丘吉尔在米德门哈姆修道院加入威尔克斯猥亵的宗教仪式，帮他写作《北英国人》，还到法国陪威尔考斯过放逐的生活。他因纵酒作乐而死于博洛涅（1764年），死时还“带着享乐主义的漠不关心”。
另一个教士珀西则遵守牧师的生活，成为爱尔兰德罗莫的主教，而且在欧洲文学史上留下印记。他从一个女佣人手中把即将烧毁的一份古老手稿救出，这份手稿后来成为他那本《古英诗拾遗》（1765年）的来源之一。这些中古时期不列颠留下来的歌谣激起了思古幽情，也鼓励浪漫精神——因理性主义和古典气质而久经压抑——以诗歌、小说和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华兹华斯也把这些遗诗计为英国文学的浪漫运动起始的年份。麦克弗森的《奥西安》，查特顿的诗，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和草莓山冈，贝克福德的瓦泰克和弗恩西尔，这些不一的呼声一起召唤感觉、神秘和传奇。有一阵子，“中世纪”占据了现代人的心田。
托马斯·查特顿起先拿了他叔叔在布里斯托里亚区一间教堂找到的古老羊皮纸，企图以在羊皮纸上沉思的方式使自己进入中古时期的环境。在其父死后不久诞生（1752年）于该城后，这个伤感、想象力丰富的男孩在自己的历史幻觉中成长。他研读了一本有关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字典，然后以他自认为是15世纪用语的文字写了一些诗，宣称是在圣玛利亚雷德克利夫教堂发现的，他还称这些作品是他假想的那位15世纪的僧侣托马斯·罗利所写。1769年时年17岁，他把这些罗利诗的一部分送给沃波尔——沃波尔早在5年前就把那本《奥特兰托》当作中古时期的真本出版。沃波尔对这些诗大加赞美，还请查特顿再多寄些来，查特顿果然又寄了一些，还请他帮忙找寻出版商及伦敦有报酬的工作机会。沃波尔把这些诗交付托马斯·格雷和威廉·梅森，他们两人都说这些诗是假货。沃波尔写信告诉查特顿，说这两位学者“对他号称的‘真本’一点也不满意”，还劝他说除非他的诗能站得住脚，否则劝他先把诗摆在一边。其后沃波尔动身前往巴黎，忘了把那些诗还回去。查特顿先后写了三封信去要，3个月以后这些诗才又回到他身旁。
我们这位诗人前往伦敦（1770年4月），在哈伯恩的布洛克街租了一个顶楼小屋。他写了几篇拥护威尔考斯的文章，把这些文章和少部分罗利诗分别向杂志社投稿。不过稿费太少（每首诗稿费8便士），他无法以所得过活。他试过在一艘非洲商船上找一份医生助手的工作，又失败了。8月27日那天，他写了一首向世界告别的悲凄诗：
别了！布里斯托里亚城一堆堆肮脏的砖块，
财神的情人，崇敬把戏的人们！
你们摈斥了把古歌谣带来的男孩，
他的报酬就只有你们空泛的赞美。
别了，你们这些狂饮的市议会傻瓜，
天生就是崩溃的工具！……
别了！母亲！——让我焦躁的心灵歇步吧。
也别让狂乱的浪涛卷去了我！
老天爷，请发慈悲！我不在人世时，
也请宽恕我最后这种罪恶的行为。
然后他喝下砒霜自尽。他才活了17年9个月，死后葬在贫民坟场。
今日他的诗已有两整册。要是当初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模拟中古之作，而不说是中古的原著的话，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有天赋的诗人，因为罗利诗集中有些简直和大多数同一类型的原著一般精彩。在他以本名发表诗作时，他写的讽刺诗几乎可与蒲柏的作品一争雄长，如那首《卫理公会教徒》（The Methodist）或最刻薄的一首——十七行诗句鞭伐沃波尔，说他是一个没有勇气的阿谀者。查特顿存留下来的手稿付印（1777年）时，编者指控沃波尔对这位诗人的去世应该负部分责任，沃波尔则辩称自己无辜，所持理由是他没有帮助一个骗子的义务。某些有心之士，如哥尔斯密等人则坚称这些诗句是原著。约翰逊虽然嘲笑他的老友，却也说：“查特顿是我所知的少年中最突出的一个。这小子居然写得出这些作品，可也真不简单。”雪莱在《阿多尼》（Adonais）里简短地提过这个男孩，济慈也撰了《恩底弥翁》（Endymion）来追忆他。
查特顿以中古的传奇和砒霜来逃避布里斯托里亚城和伦敦坎坷的现世。考伯也逃离约翰逊喜爱的伦敦到乡间去过淳朴、有宗教信仰及周期性的疯癫的生活。考伯的祖父被控谋杀，后又被判无罪，后来成为律师。他父亲是一个英国国教的教士，他母亲则与约翰·多恩同属一个家族。考伯6岁时母亲去世，留给他亲情的忧伤回忆。53年以后，一个表兄弟把他母亲一张破旧的画像送给他时，他在一首柔情的诗里，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对夜晚的黑暗发生畏惧，他母亲如何来平息他内心的恐惧。
7岁那年，考伯离开溺爱他的人，搬到寄宿学校去住。学校里有一个霸王想尽一切办法羞辱他，使他成为一个怯懦的低年级生。他双眼发炎，好几年需要眼科医生照料。1741年，考伯时年10岁，被送往伦敦威斯敏斯特学校就读。17岁时，他先在哈伯恩某律师事务所内当了3年办事员。至此他已成长，可以谈恋爱了，由于他的表妹瑟德娜·考伯就住在附近，这个女孩成为他白日梦的偶像。21岁时他在伦敦的中神殿法学院念书，23岁时取得律师资格。由于他厌恶法律，在法庭怯场，他患了忧郁症，这种病在瑟德娜的父亲不准她进一步和表兄交往之后更加严重。考伯一直未再与她谋面，也永远忘不了她，他至死不婚。
1763年，由于他非在上议院露脸不可，他崩溃了，发疯之后还企图自杀。友人将他送往圣阿班斯城一所疗养院。18个月以后他复原了，在剑桥附近的亨廷顿镇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说，这个时期他“只渴望能跟上帝和耶稣基督交感”。他真正地接受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解救和惩罚也想了很多。事有凑巧，他遇上当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宗教没有带来恐惧，而是带来和平与安详。莫利·乌温牧师，他的妻子玛丽、儿子威廉，还有他们的女儿萨兰娜。考伯把这位父亲比作菲尔丁的作品《约瑟夫·安德鲁》（Joseph Andrews）里的阿达姆牧师，他觉得乌温夫人这位比他年长7岁的女人就是他的第二个母亲。她们母女两个待他有如自己的儿子与兄长，给他柔细的女性关切，几乎使他重新爱上生命。她们邀他和她们共住，他也就住下了（1765年），而且在他们这种淳朴的生活中把病治好了。
这种福祉在乌温先生摔下马来去世后突然中止。这位寡妇和女儿带着考伯一道搬往白金汉郡的奥尔尼，以便接近新教会的布道士约翰·牛顿。约翰·牛顿劝考伯和他一道去访问病患、写圣诗。在这些有名的《奥尔尼赞美歌》中，有这几行著名的诗句：
上帝以神奇的方式走动着
表现他的神迹；
他在海上留下足迹，
也在暴风上奔驰。
约翰·牛顿那些曾经“摔得教友站不住脚”的炼狱惩罚的布道，不但未能缓和我们这位诗人对神学的畏惧，反而使之加剧。考伯说：“上帝永远令我畏惧，唯一的例外是在我看见他的刺被拔去，藏在基督耶稣体内时。”他也向乌温夫人求过婚，可惜第二次疯病的发作（1773年）使这次婚姻受阻。经过3年的悉心照料之后，他再度复原。1779年，约翰·牛顿离开了奥尔尼城，而考伯的虔诚也就随之缓和了些。
有许多妇女帮着玛丽·乌温让这位诗人接触现世的事物。新寡却极乐观的奥丝汀夫人放弃了她在伦敦的家，迁往奥尔尼，和乌温一家人联系，并带来了欢乐。她讲了一个故事给考伯听，考伯将之改写成《约翰·吉尔平的有趣经历》（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这家人的一个朋友把这首喧闹欢乐的歌谣送往一家报馆，在德鲁里巷剧院继演加里克角色的一个演员在该剧院朗读。这首民谣成为伦敦人谈论的话题，考伯也首次尝到出名的滋味。他从未正经地自认为是诗人。奥丝汀夫人这时鼓励他写些有分量的作品。不过，以什么作为主题呢？她说，什么都可以。接着，她指着一张沙发椅，命他承担起以诗的形式赞颂沙发的任务。考伯乐于受一个迷人的妇女指挥，写了那首《任务》（“The Task”）。这首诗在1785年出版，颇受那些厌倦战争、政治和市区的喧闹的人们欢迎。
除非身具小克雷比永的才华，否则要来写或看6“卷”厚、谈沙发的诗可真是一件难事。这次考伯神志非常清晰，他只拿沙发当作楔子。在他以沙发作为趣谈椅子的历史的最高潮之后，他马上掉头谈起他最喜爱的题目，这个题目可以用这首长诗中最有名的一行来总结：“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镇。”我们这位诗人承认说伦敦的艺术和辩才极为风行。他夸赞雷诺兹和查塔姆，也对“计量一个原子，而如今束缚着世界”的科学极感惊讶。不过，他也责备“城市的女皇”拿死刑来处罚某些犯了小窃案的人，却滥颁荣誉给“挪用公家金银的人”——
哦！真想在广阔的旷野找个住处，
那里有一望无垠的一串树荫，
不管是迫害或欺诈的谣言，
或是胜仗、败仗的消息，
永远传不到我耳里！我的耳痛，
我的灵魂不适，因为每天都听到
充斥在世间的错误与愤怒。
他对奴隶的贩运备感惊讶，他也在英国境内率先谴责如下一个人：
认为他的同胞有罪只因
肤色与他不同；而且因为有权
来遂行他自己的错误……
就把这个人当他合法的猎物来任意宰割……
斯时人类成了什么？有哪一个有人性的人，
见了此景能不汗颜，
垂下头来，认为自己是“人”呢？
不过，他的结论是：“英国啊！尽管你有这么多缺点，我仍爱你。”
他认为，只要英国能回复到宗教与乡间生活的话，这些缺失仍有缓和的一天。“我是一只离群、受伤的小鹿”——换言之，他离开过伦敦这个“妓女把挡路的路人推开”的城市——也在信仰和自然中获得创伤的治愈。到乡间去，去看“轻轻弯过平原”的乌斯河。安详的牛群、农夫的小茅屋及屋内强健的家人，乡间的塔尖指向悲伤和希望。瀑布流水的冲击，还有小鸟在晨间的啼鸣。在乡间，每个季节各有其讨人喜欢之处，春雨是一种祝福，而冬雪也很清新。能够踩过雪地，再聚拢在夜间炉火周围，是多么惬意！
考伯在《任务》之后少有够分量的作品出现。1786年，他又搬到附近的威斯顿·安德伍德，在那里疯病又发作了半年。1792年，乌温夫人突然瘫痪，她无助地当了3年病患者，考伯照料她有如当初她照料他一般，在她死前的一个月，他写成了那首《致玛丽·乌温》（“To Mary Unwin”）：
你那一度赤褐得明亮、如今却银白的秀发，
在我眼里依旧
比朝阳的金丝更可爱。
我的玛丽！
1794年，由于忧心，再加上试译荷马的作品未成，他的疯病再度发作，再次企图自尽。复原后因得了300英镑的政府养老金，从而解除了金钱上的压力。不幸玛丽·乌温于1796年12月17日去世，考伯也觉得失落、无依，虽然他早又交上了新朋友——萨德娜的妹妹哈瑞特·考伯·哈丝克思小姐。他临终前因宗教方面的恐惧而深感困扰。他于1800年4月25日去世，时年68岁。
他在文学方面属于浪漫运动时期，在宗教方面则属于福音派运动时期。在诗的方面他结束了蒲柏时期，为华兹华斯时代铺路。他为英诗带进形式的自然和感情的诚挚，挡住了拉丁文学的全盛时代在英国滥用的对句的狂澜。他的宗教为自己带来灾祸，因为他勾画出来的是一个复仇心重的上帝与不饶人的地狱。不过，使那些慈悲为怀的妇女在他忧伤失志时照拂这只“受创的小鹿”的原因，可能正是宗教加上母性的本能也说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