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这个人看得见的身体、个性和事业都不算很壮观，他的伟大之处全都注入他的作品中，注入其观念的广大和勇气、其构思的耐心、技巧及整体上夺目的壮丽感。”
是的，谢里登没说错。吉本的文体已达到讽刺文字所能容许的最大的明晰程度，而且除了他个人的偏见使他的观点不清之外，不论谈什么总是投下光芒。他的用字因为学过法文和拉丁文而受其影响。他觉得单纯的英语不适于他庄严的处理方式，他时常写得像一个辩才一般——李维的文体再以塔西佗的讽刺文辞来磨利，用帕斯卡的机智来照亮伯克的文辞。他以耍把戏者的技巧和欢悦之情来使两个句子彼此平衡、对称；不过，由于他耍的次数太多，往往接近单调乏味的地步。要是说他的文体有点夸大，那么这种夸大正贴切地适合他描述的主题的地位和光彩——世界上我们见过最伟大的帝国1000年之间的崩溃。随着他叙述事物的雄壮的推展、穿插的故事的气势、栩栩如生的勾画和描写，以一段在总结一个世纪发生事件时的气派，再看到他把哲学融入历史的做法，使他文体的毛病变得微不足道。
由于吉本承担的这个题目过于广泛，他自己认为缩小其范围并不为过。他说：“战争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就是历史的首要主题。”他把艺术、科学和文学的历史略而不提，因此他不谈哥特式的大教堂或清真寺，也不谈阿拉伯的科学或哲学，他盛赞彼特拉克，却不提但丁。他几乎可以说丝毫也不留意低阶层人民的情况，及中古时期君士坦丁堡和佛罗伦萨工业的兴起。他对赫拉克利乌斯死后（641年）拜占庭的历史毫无兴趣。据约翰·布瑞判断：“他未能提及一个划时代的事实，那就是（一直到）12世纪，（东罗马）帝国是欧洲抵抗东方的堡垒，同时他也未能洞悉东帝国保存希腊文明传统的重要性。”在他自己限定的范围内，吉本将影响和自然因素结合，而且将他所用的素材整理出易懂的次序及对整体有引导性的看法，因而获致其伟大之处。
他的学识既渊且博，他所做的注解更是一大堆珍贵的机智学问。他研究过古典的文物中最深奥艰涩的部分，包括道路、硬币、度量衡、法律等。他虽犯过经专家指正的错误，但指出过吉本错误的布瑞也指出：“要是我们想及他的作品涵盖的范围之广，那么他的精确程度确实惊人。”他无法专心研究未出版的原始资料。为了完成他的作品，他只能采用已出版的资料，而坦白地局部仰赖二手权威资料如奥克利（Ockley）的《撒拉逊史》或蒂耶蒙（Tillemont）的《帝王史》和《教会史》。他取材的某些权威如今已被认为不足采信而遭排斥。他很详细地宣布他引述的来源，而且对这些人表示感激。因此，一过了蒂耶蒙叙述的时期（年代）之后，他就以一条脚注说：“以后我得永远告别无可比拟的指引了。”
吉本研究历史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有时他根据哲学家接受进步的事实：“我们可以很愉快地在结论时默认一件事——这个世界在过去每个时期，包括现在，都在增加着人类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也许还包括美德。”不过，在比较不可爱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把战争和政治（及神学）当作历史的成分——他认为历史是“真的比登记下人类的罪恶、错误和不幸强不到哪里去” 。他认为历史并未经任何安排，事件都是未经引导的原因造成的后果，事件是不同来源及凑集成的结果的力量而形成的平行四边形。在这些事件形成的万花筒中，人性似乎一直未变。残酷、受苦和不公一直在迫害人类，而且继续下去，因为这一切深植于人的本性中。“人类对自己同类的感情的恐惧，远超过对自然界变动的畏惧。”
身为启蒙运动之子的吉本很希望当一个哲学家，至少也写一本哲学家的历史。“任何一个开明的时代都需要由历史学家给予一点哲学和批评的意味。”他喜欢以具有哲学意味的评语来打断自己对历史的叙述，不过他没有声称把历史减至法律或是拟出一种“历史哲学”。然而，在某些基本问题上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将气候的影响仅限于早期的文明，他也不承认种族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某些范围内他承认特异人物的影响。”“在人类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几幕戏视一个演员的角色来决定……一个人一种性情要有着尖刻的幽默的话，也许就可以防止或延迟好多国家悲剧的发生。”
总而言之，《罗马帝国衰亡史》可称为18世纪最好的一部作品，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则紧追其后。《罗马帝国衰亡史》并非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它对历史的影响无法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或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相比。不过，要是拿它当作文艺作品来看的话，则在那个时期或那类作品中没有出其右者。探究吉本是如何来写这部杰作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那是野心、金钱、闲暇和能力诸多因素碰巧结合，我们不禁怀疑到底这种巧合何日再度出现。另一个研究罗马的历史学家尼布尔说，无法再现了，“吉本的著作将永远没有出其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