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写了或开始了6份自传，他的著作执行人谢菲尔德第一任伯爵把这些自传编织成一份极为优美、却净化得不恰当的《备忘录》（1796年），有时被称为吉本的《自传》。吉本还记了一份日志，这份日志起自1761年，然后以各种不同的名称继续记录，直到1763年1月28日。他记录的这些主要来源被公认为极为正确，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家系。
他用了8页的篇幅来详述他极为显赫的先世，残酷的系谱学家却将之夺去。他的祖父爱德华·吉本一世在“南海的梦”被戳穿（1721年）后，和“南海公司”的其他主管一同以渎职的罪名被捕。吉本一世的财产，据他自己估计约值106543英镑，除了其中的1万英镑悉数被充公。据我们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就用这笔钱“筑起一幢新财富的大厦，这个新厦……不比原先的差到哪里去”。他不赞成他儿子爱德华·吉本二世的婚事，因此他在遗嘱中把大部分财产留给卡瑟瑞恩和霍斯特这两个女儿。卡瑟瑞恩的女儿嫁给爱德华·艾略特，艾略特后来为爱德华·吉本三世买了国会中的一个席次，霍斯特后来成为威廉·劳的有钱的拥戴者，因为她拖了很久才去世，还使她侄儿不高兴了很久。爱德华二世由威廉·劳担任其私人教师，念过温彻斯特学校和剑桥大学，娶朱迪斯·波顿为妻，生了7个小孩，只有1个没有早夭。
1737年5月8日，吉本生于萨里郡的帕特尼城。1747年，他母亲因怀第7个小孩而去世。他父亲把家搬到汉普郡的巴瑞顿乡间地产，离伦敦58英里，而把吉本交给帕特尼郡祖父家的姑母照顾。我们这位未来的学者就在那个藏书甚丰的图书馆里埋首苦读。他时常生病，使他在温彻斯特学校课业的进步不时中断，不过在他渐愈之后，他总是勤奋苦读，多半是读历史，尤其是有关近东的。“穆罕默德和他手下的信徒立即引起我的注意……我一本接一本地看，最后我终于转完了整个《东方史》的大圈子。16岁以前，我已经把那些用英文写成的有关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鞑鞑人与突厥人的所有史书都看遍了。”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成关于穆罕默德与哈里发及君士坦丁堡的占领那几章，堪称迷人的记载。
15岁时，他被送往牛津大学的玛吉达伦学院就读。“我到校时满腹经纶的博学足可使博士惊讶不止，而无知的程度又足以使学生感到羞愧。”他身体太弱，无法上体育课，个性内向，无法很随和地与其他同学打成一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称职老师门下的聪明学生，然而他渴望向学，却找不到热衷于教学的教授。大部分老师容许学生们有不上课的自由，还允许他们把一半的时间用在“懒散的诱惑”上面。他们还沉溺于“行为不检、择友不良、迟到早退、挥霍无度”——甚至还可以在学期中到巴斯城或伦敦去玩一趟。然而，吉本“因为年幼脸皮薄，无法像街上那些有男子汉气概的牛津人一般去考文特花园的旅社和妓院寻欢”。
该校教员清一色是教会人士，他们在学校教英国国教的《39条款》，并将之奉为圭臬。吉本生性好胜，向教授讨教。他认为从《圣经》和历史看来，天主教会配得上该教宣称的出于神圣。一位信天主教的熟人给他一些悬疑的书，主要的有波舒哀的《天主教教义的解说》（Exposition of the Catholic Doctrine）和那本《新教演变史》（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Variations）。这些书“促成我皈依天主教，我还真正被一只高贵的手触摸”。他带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动向一位天主教教士忏悔，被收入罗马教会（1753年6月8日）。
他将此事禀告其父，对被召回家并不感到惊讶，因为牛津不收天主教徒学生。而且，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说法，新教徒皈依罗马正教更是属于“极大的出卖行为”。父亲急忙迫使儿子前往洛桑，并设法要他和一位加尔文教派的本堂牧师同住。他起先在那里终日郁郁不乐，幸亏帕维丽德虽然不很宽大，却很和善，于是我们这位年轻人才逐渐对他好些。而且，这位本堂牧师还是一个对古典文学颇有研究的学者，吉本阅读和写作法文的流畅才得以和英文一般，并对拉丁文有着相当的心得。不久他被介绍到有高度教养的家庭里做客，这些家庭里人的仪态和谈话，远比他在牛津学到的强得多。
他的法文日益练达，使他逐渐感到法国理性主义的清风已逐渐吹到洛桑。他20岁时（1757年）就在附近的牟瑞恩很尽兴地欣赏伏尔泰推出的戏剧。“我经常和那些艺人共进晚餐。”他和伏尔泰见面，开始拜读伏尔泰的作品，也读了伏尔泰新近出版的《论一般历史》（即《论道德》）。他熟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而那本《论罗马人伟大与堕落之因》（1734年）更成为他《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点。总而言之，这些法国哲学家的影响加上他原来阅读的休谟及英国那些奉自然神教者的作品，逐渐损毁了吉本的基督教与天主教信仰，而帕维拉尔为宗教改革争取到的胜利也因吉本私底下接受启蒙运动而抵消。
能在同一年（1757年）分别与伏尔泰、苏珊·库查德两人见面，真是一大快事。苏珊年方20岁，金发、艳丽、乐观，与她信仰新教的双亲同住在离洛桑4英里的卡拉瑟城。她是普兰当的灵魂人物。这个集会有15到20个年轻妇女会员，轮流在各个会员家中聚会：唱歌、跳舞、演喜剧，还深谋远虑地和美少年调情。吉本向我们保证说：“这些人的贞洁从未受到一丝闲话或疑心的玷污。”请看他的说法：
她几次短暂的访问洛桑地区的亲戚时，这位库查德小姐的机智、美貌和饱学是一致激赏的话题。对这样一个才女的报道唤醒了我的好奇心，我一见她就已倾心。我发现她博学而不炫耀自夸，颇为健谈，情操纯洁，风度雍华……她家道清苦，而其家人却值得尊敬……她允许我到她父亲家造访两三次。我在她家很愉快地过了几天……我不禁醉入幸福的美梦中。
他们于1757年11月正式订婚，不过苏珊答应时有一个条件，即吉本得答应和她一起住在瑞士。
此时吉本的父亲却深信自己的儿子如今定然已变成良好的新教徒，于是命他返乡聆听自己为他安排好的计划。吉本并不急于返乡，因为父亲已经再娶。不过，他还是听了话，于1758年5月5日返抵伦敦。“我马上发现父亲不同意我的婚事，而未获他的同意，我会极为潦倒、孤立无援。经过痛苦的挣扎后，我终于向命运低头。我以一个情人的身份叹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服从。”他把自己叹息的心意于8月24日以信函传达给苏珊。他父亲为他安排了300英镑的年金。他的继母因为未生育而使他极为感激，不久他就对她表示友善。他把钱多半用来买书，而且“逐步形成一个藏书丰富、精选的图书室，这些书就是我写作的基础，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他在洛桑开始写，而在布尔顿（Buriton，夏天度假的地方）完成了那本《论文学研究》（Essai sur l’?tude de la Littérature）。这1761年在伦敦出版，1762年又在日内瓦出版。由于该书以法文写成，而且主要谈及法国文学与哲学，在英国并未掀起骚动，而在欧洲大陆则被视为一个22岁青年极为杰出的成就。该书在历史的写作论上有一些极具意义的观念。“各帝国的历史是人类不幸的历史，知识的历史则是人类伟大与幸福的历史……一大堆的设想使研究的最后秩序在哲学家心中变成极为珍贵之物。”因此，“要是哲学家无法永远兼而身为历史学家，至少历史学家也该当当哲学家才行”。在他那本《备忘录》上，吉本更说：“我从最早的青年时代就渴望有历史学家的特性。”他寻找一个能够容纳历史、哲学、文学的题目。18世纪，历史没有成为一门科学的借口；相反，历史倒宁愿成为一种艺术。吉本认为，他写历史时，能兼而身为哲学家与艺术家，以一个大规模的观点来处理几个大题目，还要使这一大堆杂乱的素材具有哲学意义和艺术形式。
他突然从学术研究开始采取行动。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一再受到法国侵略的威胁。为了防备这种紧急情况之需，英国上流社会组成了自卫队来防止侵略或暴乱。只有有产者才够资格当自卫队的军官。吉本父子于1759年6月分别被任命为少校与上尉。吉本于1760年6月加入阵营，而且时断时续地待在自卫队里直到1762年12月，从一个营地转至另一个营地。他不能适应军旅生活，而且“很烦那些既无学者的知识又无绅士风度的同胞”。在他的军旅生活中，他发现自己的阴囊因为充满液体而日见膨胀。“今天（1762年9月6日），我被迫去找安德鲁斯医官检查一项我忽略了很久的病。我的左睾丸胀大，很有闹成大事的可能。”他被放血后加以治疗，却只有短期的效果。这股“疝气”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使他致死。
1763年1月25日，他出发到欧陆旅行。他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见了达朗贝尔、狄德罗、雷纳尔及其他启蒙运动的导师。“每周有4天我身为……招待亲切的若弗兰和伯卡吉夫人、著名的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男爵等人餐桌上的座上客……14个星期就这么一溜烟过去了。不过，要是我既有钱又能自立，那么我会把时间延长，甚至定居在巴黎。”
1763年5月，他抵达洛桑，前后住了将近一年。他也见了库查德小姐，不过他发现向她求婚的人很多之后，他不想和她重叙旧情了。这次再度停留于瑞士时，他承认“自卫队的习惯和我同乡的榜样使我变得极为放纵。而在我离去之前，我已经罪有应得地丧失了我昔日赢得的那些光彩评价”。他赌输了一大笔钱。不过，他继续研究，准备前往意大利，仔细研究古代的徽章、铜板、行程表和地图。
1764年4月，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他先在佛罗伦萨住了3个月，然后转往罗马。前后18周之久，一个亡命意大利的苏格兰人天天引导他游历古物的遗迹。“我就是在1764年10月15日那天坐在古罗马的废墟上沉思，而赤足的修道士正好在朱比特神殿中唱晚祷，那股撰写有关这个城市的衰亡情形的念头首次涌入我脑海。不过，我原先的计划是只限于这个城市的没落，而不是整个帝国。”他又想及，这次致命的崩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令人寒心的景象”。在游玩过那不勒斯、帕多瓦、威尼斯、维琴察、维罗纳诸地之后，他经过都灵、里昂、巴黎（另14个愉快的日子）等地折返伦敦（1765年6月25日）。
其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布尔顿，先让自己以法文开始另写一本有关瑞士历史的书。休谟在见过他留在伦敦的手稿之后，写信给吉本（1767年10月24日），求他用英文写，还预言说英语不久一定在流行区域的广阔和影响力的深远方面超过法文。此外，他向吉本警告说：吉本使用法文语调已经带他“走进比我们本国语言在史学著作方面所能允许的文体更富诗意、更多譬喻、更富色彩的世界”。吉本后来也承认：“我对古物的习惯……促使我为欧陆读者而用法文写书。不过，我也知道我自己这种高于散文、低于诗的文体已退化为一种过分冗长、华而不实的演说。”
父亲的去世（1770年11月10日）使吉本获得一大笔财富。1772年10月，他定居伦敦。“我一把家和图书馆安顿好，就马上着手著述我这本历史书的第1卷。”他容许自己的许多消遣——晚间到维特，参加约翰逊的“俱乐部”，到布赖顿、巴斯、巴黎等地旅游。1774年，他被他亲戚控制的那个伯勒（pocket borough，议员选举为一人一家操纵的城市，即称为“伯勒”）推选为国会议员。他在下议院诸次辩论中一直保持缄默。他写道（1775年2月25日）：“我仍旧保持沉默，场面比我想象的还浩大。发言者若是伟大，则使我极为灰心；若是差劲，则使我恐惧莫名。”不过，“我在国会出席的8次会期使我学到了百姓应有的审慎态度，这种态度是身为历史学家的人首要而且最基本的美德”。在美国问题诸多相反的意见包围之下，他通常站在政府决策的一边参加投票。他向整个法国发表了一份《备忘录》（1779年），谈及英国和那些反抗的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他为此得了一份酬劳，在“贸易和农牧会”获得一个席位，年薪750英镑。弗克斯控告他，说他指出罗马式微原因之一是政界的贪污，自己却以贪污而图利。机智者说乔治三世先买通吉本，免得这个叙述罗马衰亡的作者他日也记下大英帝国的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