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他说，“对于思考的人来说是一个喜剧，对于那些感觉的人来说则是一个悲剧。”因此他学着对这个世界微笑，甚至还对自己的鉴赏力调侃一番。他记载他在世时的记事年表，却又拒绝对之负责。他虽贵为首相之子，却对政治提不起兴趣。他也爱过女人，从范尼到最大的女伯爵，却又不愿娶她们为妻，或（据我们所知）把她们当作情妇。他也学哲学，却又认为哲学家是那个世纪的眼中钉。他只毫无保留地景仰过一位作家，因为她——瑟维吉夫人——风度优雅，表达技巧又不做作。他只想效法她一人，即使他写给她的信没抓住她那欢欣的魅力和那份优雅的话，它们也是一个时代的日常。虽然他把这些信称为贝德拉姆的纪年表，却又小心翼翼地写，期望其中一部分会在人类的记忆中占一席之地，因为即使一位向衰亡妥协的哲学家，也觉得难以忍受被淹没的痛苦。
哈瑞图（Horatio，1717年受洗时所取之名）是罗伯特·沃波尔爵士5个小孩中的老幺。其父就是那个因为喜爱和平、厌恶战争而牺牲了自己声誉的果敢首相，他却为赞成通奸、反对一夫一妻制度而差一点毁了和平。也许为了报复自己的元配妻子，有一阵子喜欢说闲话的人谣传说霍勒斯·沃波尔的生父是哈维·艾克沃斯——无大丈夫气概的约翰的亲兄弟——哈维爵士卡尔。这位无大丈夫气概的约翰则控告罗伯特爵士企图勾引哈维小姐。这些纠缠不清的事如今已难以下公断，我们只能说霍勒斯是由家世清白的亲戚带大的，并没有任何污名。首相对他漠不关心（他这么告诉我们说），他母亲则以“极度的亲昵”来“宠坏”他。他小时长得极为俊俏，衣着也俨然是一个王子，不过身体极孱弱，个性羞怯，和女孩子一般敏感。他母亲去世时（1737年），很多人担心这个20岁的年轻人会忧郁而死。罗伯特爵士则以政府中领干薪的职位来安慰他，供他儿子买好衣服，享受豪华的生活，及他花费极大的艺术品收藏所需的金钱。霍勒斯至死对其父都有潜在的敌对观念，不过他始终为其父的政治立场辩护。
10岁时，霍勒斯被送往伊顿学拉丁文和法文，还在那里和大诗人托马斯·格雷交上朋友。17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在该学院攻读意大利文，并师从库尼耶·米德顿学习自然神论。22岁时，他未获学位就和格雷携手同游意大利和法国。在流荡一段时期之后，他们在弗罗瑞顿别墅住了15个月，当英国代办霍勒斯·曼的贵宾。其后，沃波尔和曼未再谋面，不过在以后45年中（1741—1785）保持着联系。格雷和沃波尔在雷焦·艾米利亚城发生争吵，因为霍勒斯将一切账单都付了，而这位诗人无法原谅因其父当时治理着英国而使沃波尔得到的特别待遇。忆及此事时，霍勒斯谴责自己，他说：“当时我年纪太轻，只顾及自己的消遣……过分沉溺于享乐、虚荣及自己所处地位的粗野……以致对一个当时我认为是在打击我的人的感觉未加留意、未曾察觉。我实在羞于启齿说这个人对我有所亏欠。”两人于是分手，沃波尔差一点就因懊恼或扁桃腺发炎致死。他为格雷安排了回国的事宜，他们两人于1745年言归于好，而格雷大部分的诗集也都在沃波尔设在草莓山冈的出版社出版。这时，沃波尔则在威尼斯由卡列拉帮他画了一幅很好看的色粉画。
在返抵英国之前（1741年9月12日），沃波尔已当选为国会议员。他在任内发表了一篇谦卑、无效的演说，抨击使他父亲久任而绩效良好的内阁垮台的反对势力。至1767年，他一直连选连任，然后在那一年结束自己活跃的政治生涯。大体来说，他支持自由的维新党计划：反对王权的扩张，赞成与威尔考斯妥协，更在威尔伯福斯诞生以前9年（1750年）公开谴责奴隶制度。他反对在政治上把英国的天主教势力削弱，所持理由是：“天主教徒和自由两者是相互对立之物。”他虽然驳斥了美国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案件，却又为美国殖民地要求自由的主张辩护，他还预言说下一个文明的高峰必然在美国。他（1786年）曾经记载：“除了玛查维尔以外，还有谁梦想过我们对印度的土地有一点名分上的主权呢？”他痛恨战争，蒙戈尔菲耶兄弟首次使气球升空时（1783年），他就恐慌地预测，说战争可能有一天会升向空中。他写道：“我真希望这些机械方面的流星只是供学者和懒人把玩之用，不要像科学方面许多改良和发现一样，成为摧毁人类的工具。”
在他发现自己总是受挫之后，他决定在乡间度过大部分的时光。1747年，他租到5英亩土地和一栋小房子。两年后他把这块地买了下来，而且把房子改建成新哥特式。他在这个中古化了的城堡中，收集各式各样艺术或历史上有名的杰作，不久，他家就成为需要有目录的博物馆。在其中一个房子里，他装上一部印刷机，印刷了34本极为华丽的书，其中也有他自己的。他主要是从草莓山冈发出了3601封信。他有上百个朋友，几乎一一跟他们吵过架，然后言归于好，又以自己微妙的暴躁脾气所能忍受的程度仁慈地对待他们。他每天摆着面包、牛奶给到他家来的松鼠吃。他尽力保住自己的干薪，又想多拿一点，他堂兄弟亨利·孔维被革职时，沃波尔却也曾经提议过和他共用自己的薪资所得。
他有上千个缺点，麦考莱一丝不苟地把这些缺点收集在自己一篇精彩而极不客气的散文里。沃波尔虚荣心重，爱挑剔，为人遮遮掩掩，反复无常，夸耀自己的祖宗，讨厌自己的亲戚。他的幽默有一点刻薄、挖苦人的味道。他把自己对那些参与使他父亲被免职的人的责骂带进自己的坟墓和自己的历史中。他时常极为偏激，描写庞弗雷特夫人就是如此，写蒙塔古也是如此。他柔弱的身体使他成为业余的艺术爱好者。正如圣伯夫那句发人深省的话所说的，狄德罗是法国人中最像日耳曼人的一个，我们也可以套一句：沃波尔是英国人中最像法国人的一个。
他毫不畏惧地公开承认自己一些不寻常的品位和看法。他觉得维吉尔令人心烦，理查森和斯特恩“犹有过之”，但丁是“疯人院里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假装瞧不起所有的作家，而跟考恩格瑞一样，也坚称自己是一个以写作为消遣的绅士，并非以鬻文糊口、卖文为生的人。他在写给休谟的信上说：“你该知道，我们英国人看书时很少、甚至不去留意作者是谁。我们认为只要作品销路好，他家的收入一定不错，当然我们不去管他的名望如何，我们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不受作家虚荣心和鲁莽的约束……我身为作家，但我认为这个做法很合理，因为事实上我们都是一堆无用的人。”
不过，正如同他自己承认的，他自己也是作家，爱虚荣，又多产。他在家里住腻了以后，便开始勘探过去，仿佛希望把自己心智的根埋入最丰富的地层似的。他整理出《英国王室与贵族作家目录》（Catalogue of the Royal and Noble Authors of England，1758年）——这些人地位的尊贵足可使他们一跃而为作家，而第一流的人士如培根和克拉瑞顿更是够资格。他一共印了300份，大部分拿去送人，多兹利也冒险印了2000本，结果极为畅销，使沃波尔声名大噪，连他自己都得羞惭地低头。那本厚达5册的《英国绘画轶事》（Anecdotes of Painting in England，1762—1771年）使他更失面子，这本美丽的汇编还得到吉本的赞许。
似乎是为了在这种累人的学术性工作中得到消遣，沃波尔还写了一部中古的传奇故事《奥特兰托古堡》（1764年），这成为后来上千上万本志异和恐怖故事的先驱。他在《理查三世国王的一生与朝代的历史性怀疑》（Historic Doubts on the Life and Reign of King Richard III）中把神奇和历史糅合在一起。他及后来的很多人认为理查被传统和莎士比亚诽谤，休谟和吉本则认为他这种论调没有使人信服的能力，沃波尔至死一直重复这个论调。他又把题材转向自己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事件，撰写了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治下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很有启示作用，只是党派心太重。由于他受到自己偏见的拘束，他对那个时代持悲观的看法：“奸诈的内阁大臣、伪爱国者、沾沾自喜的议会，再加上易于受骗的王子。”“眼看着国家濒临危亡，却没有一个有能力挽救它的人。”这些文字是1768年写成的，这一年查塔姆才刚刚创建大英帝国。14年后，国王和诺斯爵士似乎已把帝国毁了之时，沃波尔下断言说：“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完全堕落，我个人认为是国家衰亡的症状。”一代过后，这个小岛击溃了拿破仑。沃波尔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兽栏里“侏儒型、短命……滑稽的动物”。他觉得宗教无法给他慰藉，但他支持英国国教，因为这个教会支撑着给他领干薪的那个政府，不过他很坦诚地称自己是一个“不忠实”的人。“我开始认为‘愚蠢’是一种物质，我们无法将之摧毁。你毁了它的一种形式，它又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有一段时期，他认为自己有办法到法国获得激励（1765年9月）。所有的门户为他洞开，杜德芳夫人欢迎他，视他为达朗贝尔的替代者。当时她已68岁，而沃波尔才48岁。不过，这个年龄上的差距在这两颗仁慈的心彼此深情地交换失望之时，已不复存在。她很高兴，因为她发现沃波尔已同意伏尔泰的大部分见解，不过她宁愿受火烙之刑，也要阻止他说出来。因为他担心万一基督教瓦解的话，欧洲不知如何收拾，每思及此，不禁战栗。他驳斥伏尔泰，又嘲弄卢梭。他就是在这次赴巴黎旅游的途中写这封信——据推测可能出自腓特烈的授意——邀请卢梭到柏林观赏更多的宗教迫害。“抄本如野火般传布”，而且“时髦地瞧瞧我吧！”——他继休谟之后成为沙龙中的顶尖人物。他也会喜爱巴黎那些欢悦又无情的刺激，不过他觉得很快慰，因为他发现“法国人比我们（英国人）还要卑鄙十倍以上”。
返乡（1766年4月22日）后，他与杜德芳夫人开始长期通信。以后我们还会谈到他如何折磨自己，免得她的感情使他觉得突兀。不过，他可能是为了再见她才分别于1767年、1769年、1771年、1775年再访巴黎，她的爱情使他忘却自己的年龄。格雷的去世（1771年7月30日），使他想及自己的来日无多。他居然一直活到1797年，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没有金钱方面的忧虑，1784年他的收入就有8000英镑之多，1791年他继任为牛津爵士。不过，他那起自25岁的鉴赏力自始至终成为他的苦恼。他到老年时变得枯干、僵硬，有时还得由仆人把他从一个房间带到另一个房间。但他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写作。客人来访时发现他两眼炯炯有神，礼貌周到，言谈欢乐，反应敏捷又清晰，不禁惊奇不已。几乎每天都有知名之士前来参观他闻名遐迩的住家与珍藏，莫尔于1786年前来，夏洛特王后则于1795年来访。
虽然如此，他于1797年3月2日去世的地方不是草莓山冈，而是柏克莱广场，他享年80岁。似乎是为了悔恨自己在回忆录和信函中有着太多得罪人之处，他下令将自己的手稿锁在箱内，只有在“沃尔德格雷夫第一任伯爵35岁那年需用时”才能打开。因此，这些回忆录只有在1822年、那些可能会起来辩驳的人全都死光之后才告出版。他的信函于1778年出版了一部分，于1818年、1820年、1840年、1857年又分别多印了一部分。在看得懂英文的世界里有些人曾经看遍这些信上的每一个字，而且把这些信函当作这个启蒙世纪里最足珍视、令人喜爱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