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杂志、出版商、流动性图书馆、戏院等与文学紧密相关的存在日渐蓬勃，使更多的民众接触发展至派系与学说的冲突。这个时期诞生了数种刊物：1756年出现了《文学杂志》（The Literary Magazine）和《书评》（The Critical Review），1760年出现了《公众纪录报》（The Public Ledger）。约翰逊的那份《漫游》（Rambler）创刊于1750年。至于约翰逊奋斗时期阅读的那份《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则早于1731年创刊，而且一直发行到1922年。这个时期伦敦的报纸，种类和发行数都倍增。《监察》（The Monitor）始于1755年，《北英国人》始于1761年，《记事晨报》始于1769年，《先驱者晨报》（The Morning Herald）始于1780年，《每日环球记录报》（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始于1785年，并于1788年改名为《泰晤士报》。其中《大众者广告》以“朱尼厄斯信箱”发了一笔财，发行数从4.75万激增为8.44万。其他日报则多仰赖有限的读者来维持。因此，1795年《泰晤士报》的发行数只有4800份。这些日报版面小，口气可不小——通常是4页，其中有一页专登广告。约翰逊1759年就认为报纸广告已至极限：
目前广告数量之多，已到了使人无法细读的地步，因此，若想引起读者注意，已非夸下海口，或以崇高或哀怜的口才莫办……贩卖美容液的商人号称自己所卖的乳液可以消除面疱、洗去雀斑、润滑皮肤，使肌肤丰润……广告业如今已接近完美的境界，因此毋庸再提出任何改良的意见。然而，由于每种艺术的运用应顾及大众利益，因此，我不得不向这些大众视听的主宰提出一个道德问题，试问这些人是否时常胡乱玩弄我们的感情？
这个时期的印刷商、书局和出版社三者大部分仍然混居于一种行业中。罗伯特·多兹利曾经出版过蒲柏和查斯特菲尔德两人的作品，如今也印刷沃波尔和哥尔斯密的作品。托马斯·戴维斯也开过一家极受欢迎的书局，允许读者悠闲地在书局里翻阅书籍，约翰逊等人就曾到该书局里翻阅图书，向那位漂亮的老板娘献殷勤。威廉·斯特拉翰因为出版了约翰逊的《字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赢得美名——其中后两本同在辉煌的1776年出版。牛津于1781年创办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 Press）。书商对好书给价甚高，但也能以极微薄的津贴雇得文人来为他们撰文、编书。亨利·布鲁克的那本《上等人的愚蠢》（The Fool of Quality，1766年）中有一位书商曾说过：“我有办法找到一个文人……他的教育费用远比……名门一家人一生的生活费用为高——我有办法找到这种人来跟受雇马车的马一样从早到晚卖力工作，而其工资却要比我雇用……一个门房或鞋童工作3小时少得多。”作家的人数增加到市场需要量的饱和状态，彼此惨烈地为仅足糊口的那份待遇竞争着，彼此挥动罪恶的笔杆相互攻讦。这时又有妇女加入竞争的行列：安娜·巴勃德夫人、萨拉哈·菲尔丁、阿梅莉娅·奥波夫人、伊丽莎白·因斯巴尔德夫人、伊丽莎白·蒙塔古夫人、范尼·伯尔尼、哈娜·莫尔等人。一位乡间的教区牧师也参加这一竞争，也带着收获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