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长相。毫无疑问，雷诺兹把他们理想化了，他只把有头有脸的幸运者介绍给我们，而且以衣袍和象征威严的徽章来为这些肥胖的人增加荣耀。不过，我们且听听歌德谈谈他在魏玛看到的英国人吧！他说：“这些人长得多么文雅，多么俊俏！”——他也担心这些自负的年轻英国人带着大帝国的威风，可能会使日耳曼女郎失去对日耳曼男子的兴趣。这些小伙子有很多到了中老年还能维持当年的容貌，不过，大多数人一从学校的运动场转入餐桌上的享受之后，肚子和颈部就随之加粗，像绽开的红玫瑰，到了夜深人静时又得和昔日欢乐的时光带来的痛风苦斗。伊丽莎白时代的某些雄壮之气到了宗教改革时因为闹饮而告消失。相反，英国的妇女比往昔更漂亮，至少画中的人物是如此。高尚的容貌，戴花、配上缎带的秀发，丝袍中隐现的那份神秘，真是雅致得犹如庄肃的诗篇。
由于日渐加多的纺织厂大量出产新的棉衣，在街上衣着方面的阶级区分日渐消失。不过，在正式场合里，阶级的区别仍然存在。达温特沃特爵士赴刑场时就穿着一件猩红色的大衣，背心也滚上金制的花边。假发逐渐不流行，小皮特对假发的防臭粉开始征税时，假发就正式消失。不过，医生、法官、律师等人，还有约翰逊，还是喜欢戴假发。大多数人满足于自己的头发，在后颈以缎带系成辫子。约1785年，有些人的裤长由膝盖加长到小腿。1793年，由于受到胜利的法国无套裤汉（sans-culottes）的影响，又把裤长加到脚踝。妇女依旧把胸部系到几乎窒息的地步，不过衬有圈子的女裙已不流行，裙子的宽度也日渐减小，女人的时装开始弄上一些使小伙子入迷的飘荡线条。
清洁是仅次于神圣的至宝，因为水仍是一种奢侈品。河川虽美，却常被污染，泰晤士河是一条排水用的运河。大多数伦敦住家每周以水管送水三次，每夸脱的价钱是3先令。有些家里有抽水马桶，少数人家才有自来水浴室。大多数厕所（当时的习惯称呼叫“耶里哥斯”，Jerichos）设在户外，盖在空旷不加盖的坑上，排泄物顺着这个坑渗入土中而流到大部分人汲取饮水的井里。即便如此，公共卫生还是日渐进步，医院逐渐增加，婴孩的死亡率也从1749年的74%降低为1809年的41%。
找得到更安全饮料的人不喝水。啤酒被视为一种食物，是任何粗重工作所必需的。酒被视为一种受欢迎的药，威士忌则是手提式的火炉，而醉酒若不算是社会习尚必要的部分，也是一种可以饶恕的罪恶。约翰逊博士说：“我还记得当年利奇菲尔德区每个正派的人每夜必醉，人们也不会瞧不起这些人。”小皮特就曾经醉着上下议院，康沃利斯爵士也醉着上歌剧院。有些驾驶出租马车的车夫每天深夜在街头巡回，把“烂醉如泥”的绅士载回家而赚取额外收入。愈接近这个世纪的尾声，醉酒的情形就愈少，茶叶承担起温暖主要器官、松弛舌头的任务。茶叶的进口量从1668年的100万磅增加到1786年的1400万磅，咖啡室里供应的茶比咖啡还要多。
三餐也很丰盛，血淋淋的，分量又多。上层社会约在下午4时进餐，后逐渐往后延，到了该世纪末已延至下午6时。赶工作的人可用三明治来果腹。这玩意儿的名字源自桑德维奇第四任伯爵，这位伯爵为了不让进餐影响自己的赌博，光吃两片中间夹了肉片的面包，蔬菜是在边抗议下边吃的。“抽烟已过时了。”约翰逊于1773年这么告诉博斯韦尔，烟叶却以闻鼻袋的形式出现。鸦片则被广泛地用来作为镇静剂或医药。
英国人在餐桌上饮酒可使自己达到醉话连篇、喋喋不休的地步，这时谈话内容的机智可以和巴黎的沙龙抗衡，至于话题的分量可能更有过之。一天（1778年4月9日），约翰逊、吉本、博斯韦尔、埃兰·拉姆齐这几个人和一些朋友在雷诺兹爵士家聚会时，约翰逊说：“我不知在巴黎像我们今天这种聚会在半年内能否召集得起来。”贵族们的聚会比较喜欢谈点机智的话，不谈学问。爱谈塞尔温，不爱谈约翰逊。乔治·塞尔温堪称18世纪的奥斯卡·王尔德，他曾被逐出牛津大学（1745年），因为“他很不虔诚地把‘赐福的救主’比喻成凡人，还讥讽过‘圣餐’礼”，不过这没有使他在政府找不到有利可图的闲差，也阻挠不了他从1747年开始在下议院坐着、睡着，一直到1780年。他有一大群朋友，却至死不婚。他酷嗜行刑，却错过了一个诨名叫查理·詹姆士·弗克斯的政敌的行刑，他很有把握地在伦敦行刑场等待——“我有一个原则，从不参观预演。”他和霍勒斯·沃波尔是63年的挚友，没有任何不悦或女人阻挠这份友谊。
不欣赏行刑的人也有一百多种娱乐可以挑选，从两组对打的扑克牌游戏或赏鸟到赛马或斗鸡。板球在这个时期已成为全国性的运动。穷人把工资浪费在旅店，有钱人则把财富拿到俱乐部或私宅中赌掉。沃波尔就这样在赫特福德小姐家“还没来得及道声‘福哉玛利亚’之前就输掉56基尼”。詹姆士·格尔瑞在著名的讽刺画中把这些女主人称为“纸牌之女”（Faro’s daughters）。输了钱不抱怨，这是英国绅士必备的基本要求，即使脑袋开花也应如此。
当时真是男人的天下，法律上如此，社会上、道德上也莫不如此。男人喜欢跟男人去享受社会上大多数的娱乐，1770年以前没有组成过一个容许男女会员的俱乐部。男人先挫了妇女的智力，又怪女人谈话智识水准不够。不过，仍有某些妇女设法发展自己的智能。伊丽莎白·卡特夫人就学过说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还研究过希伯来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等，还借希腊奖学金翻译了爱比克泰德的作品，颇获约翰逊激赏。她抗议男人拒不和妇女谈论观念，她正是那些使“才女”成为伦敦文人话题的淑女之一。
“才女”这个称呼首先出现在迈弗尔城霍特弗德街伊丽莎白·沃瑟夫人家男女混杂的聚会上。在这种夜间集会中，玩牌已被禁止，文学的讨论却受到鼓励。一天，那位一时享有诗人、植物学家和哲学家荣衔的本杰明·斯蒂林格夫里特被沃瑟夫人邀请参加她下一次的“盛大的晚会”，他以没有适合参加宴会穿着的衣服为借口推托。那天他穿了一双蓝色长筒袜，她对他说：“别管什么衣服了，就穿你这双蓝袜子来好了。”他依约前来。博斯韦尔说：“他如此健谈……使人不禁会说：‘没有蓝袜子，什么也办不成。’这个头衔就这么慢慢建立起来。”因而，沃瑟夫人的这个圈子被称为“才女会”。加里克和沃波尔也时常前往参加，一天晚上，约翰逊更在那里大谈教皇之事而语惊四座。
不过，被约翰逊称为“才女之后”（the Queen of the Blues）的，却是伊丽莎白·蒙塔古。她嫁给首任桑德维奇伯爵的孙子，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反复无常的玛丽小姐的先生——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的亲戚，名字叫爱德华·蒙塔古。伊丽莎白很机智，是一位学者兼作家。她那篇论文《莎士比亚的作品与天赋》（The Writings and Genius of Shakespeare，1769年）很愤慨地为这位本国的游吟诗人辩护，反驳伏尔泰的非难。她很有钱，并保持自己的格调。她把自己在布尔克丽广场家中的那间“中国屋”布置成伦敦文人和美女喜欢光临的聚会中心。雷诺兹、约翰逊、伯克、贝克莱、哥尔斯密、加里克、沃波尔、伯尔尼、莫尔等人都曾去过。在那里，艺术家可以遇见律师，教士可以会见哲学家，诗人也碰得着大使。蒙塔古夫人的那位“优异厨师”使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却恕不供应含有酒精的饮料，酗酒更是一大忌讳。她担任初出茅庐的作家玛瑟纳斯的赞助人，而且出手极为阔绰。其他的伦敦淑女——泰罗尔夫人、布斯卡温夫人、默克顿夫人等——也欢迎才子佳人前往她们家做客。伦敦的社会逐渐两性化，而伦敦沙龙的声望和天才之多也开始和巴黎颉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