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吉本1762年9月23日出版的《杂志》（Jounal）上读到：
威尔考斯上校与我们共餐……我很少遇见过比他更好的同伴。他有不倦的精神、无限的机智和幽默及广博的知识，在做人原则与实际方面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放荡者。他的人格是卑鄙无耻的，他的生命充满着罪恶，而他的谈话中则充满了亵渎淫秽之词。他却以这些德行为荣——因为羞耻心是他久已克服的弱点。他亲自告诉我，在这个众议纷争的时期，他决定设法发财。
这是一位保守党员的观点，他在当下议院议员的整整8年间，都投票赞成政府的政策，却不愿同情这位国会与国王之敌。然而，威尔考斯定会承认上述大部分指控。他早已摒弃伦理和基督教教养，而且在那些与他具有共同德行、却对他的坦白感到惊奇的国会议员面前，炫耀他的享乐主义。
约翰·威尔考斯是伦敦北方克拉肯威尔的一位麦芽蒸馏者之子。他在牛津和来登两地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他在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及其“绅士风度”更足以让约翰逊感到惊异。他20岁时，娶了一位“年纪是我的一倍半”但“颇为富有”的女士为妻。她是一位严肃虔敬的非英国国教徒，而他耽于酗酒与女色。约1757年，他加入了弗朗西斯·达什伍德爵士、巴布·多丁顿、乔治·塞尔温、诗人查理·丘吉尔和第四位桑德维奇伯爵的“地狱火俱乐部”（Hell-Fire Club），此俱乐部聚会于靠近泰晤士河畔的迈德麦罕的一座古老的修道院。
靠着同伴的影响力及7000英镑的费用，威尔考斯获选为艾尔斯伯里的国会议员（1757年）。他起初依附于皮特门下，但1760年以后，他又转而投靠比特的政敌。比特资助斯莫勒特的杂志《英国人》（The Briton），于是威尔考斯在丘吉尔的协助下，于1762年6月创办了一个与其打对台的周刊《北英国人》（The North Briton）。它富有活力与机智的风格，及对内阁的攻击充满敌意与痛恨，此刊物一时颇为风行。在该杂志某一期里，他终于否认——他所传播的——国王的母亲是比特的情妇这一谣言。在第45期（1763年4月23日）中，他猛烈抨击比特与法国单独媾和违反了英国与普鲁士签订的协定，而且在一篇以国王的名义由阁员提出的《国王的演讲》（Speech from the Throne）中诡称该和约已获得腓特烈大帝的同意：
本周给公众带来的是一例历史上最恶劣的大臣级的无耻行径……它针对的是全人类。该大臣上周二的演讲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根本是无可比拟的，我不确定是君王受到的欺骗更大，还是国家受到的欺骗更大。其国家的每一个友人一定会哀叹，为何这样一个品德高尚、和蔼可亲的王子竟肯以自己的圣名去许可这可憎至极的举措，以及这些极其无理的公开宣言……我确信所有外国人，尤其是普鲁士国王，将会轻视、憎恨这位大臣。他让我们的君王宣称：“本王国的几个盟友从《最终条约》中获得了令人愉快的结果，这满足了我所有的期待。与我的好兄弟——普鲁士国王——交战的那些力量已被劝诱，进而接受了那位伟大的王子所通过的这些调停条款。”这句话的无耻谬误是全人类共见的，因为众所周知，普鲁士国王……曾经被来自苏格兰的英格兰首相卑鄙地抛弃。至于他们大肆鼓吹的“议会全票通过”，其实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是如何办到的。“王室年俸表”上的大量债务……清楚地展现了这个冬季的所有交易。
虽然威尔考斯把“国王的演讲”一词解释为实际上出自比特的，但乔治三世认为那篇文章显然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所以命令哈利法克斯和埃格尔蒙特两位侯爵即当时的国务大臣，逮捕所有与《北英国人》杂志第45期的出版有关的人。他们签署了一张集体逮捕令状——一种未指明被逮捕人是谁的令状。在含糊不清的说辞之下，包括威尔考斯（1763年4月30日）在内的49人被捕入狱。尽管威尔考斯声称他是国会议员，应享有豁免权，也无法幸免。该杂志的印刷者威廉斯被判枷刑，但有一群人向他喝彩，认为他是一个殉道士，还筹募了200英镑设法为他脱罪。威尔考斯则向高等民事裁判所请求人身保护令，被批准后，他即为自己的案情辩解，并赢得首席法官查理·普拉特（皮特的朋友）的释放令，理由是他的被捕已触犯了国会的特权。然后，威尔考斯控告哈利法克斯及其同伙犯了非法逮捕和损害财产之罪，因而获得了5000英镑的损失赔偿费。普拉特对集体逮捕令状的判决，终止了一项职权的滥用。这项职权的滥用令英国人觉得可憎，几如逮捕令使法国人憎恶一样。
为了考验他的命运，威尔考斯与托马斯·波特（Thomas Potter，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子）模仿蒲柏的《论人》（“Essay on Man”）一诗，共同作了一篇《论妇女》（“Essay on Women”）。那是一篇混合猥亵与渎神的文章，单调地使用一般认为是威廉·沃伯顿主教添加于蒲柏诗的注解。这篇小文章由威尔考斯自家的印刷机油印，虽未公开出版，但共印了13份给少数友人。国王的阁员得到了校样稿，即劝桑特维奇伯爵向上议院议员朗诵。伯爵果然照办（11月15日），使那些早已熟知威尔考斯放荡声名的爵爷颇以为乐。沃波尔告诉我们，桑特维奇朗诵时，他们实在“无法忍住不笑”，但他们一致认为那首诗是“可耻的、亵渎的及不敬的诽谤文章”，而且请求国王以亵渎神明的罪名控告威尔考斯。桑特维奇告诉威尔考斯他将死于绞刑或性病时，威尔考斯回答说：“我的伯爵呀！那要看我接受的是你的原则还是你的情妇了。”
1763年11月15日，威尔考斯在下议院控诉他遭受逮捕是对特权的侵犯。他的控诉被否决，国会命令绞刑吏公开焚毁《北英国人》第45期刊物。11月17日，一位曾在这期杂志中受到辱骂的塞缪尔·马丁向威尔考斯挑战。他们在海德公园决斗，威尔考斯受了重伤，卧病疗伤一个月。伦敦市民谴责塞缪尔·马丁是一个受雇的刺客。绞刑吏正要焚毁第45期杂志时，他们立即骚动起来，当时“威尔考斯与自由！”及“第45期”变成了反对国王与国会的流行口号。威尔考斯在一位暴怒的苏格兰人企图杀害他而没有成功之后，到法国去（12月26日）。1764年1月19日，他正式被逐出英国国会。2月21日，他以重印第45期杂志及《论妇女》一文而被英国高等法院宣判有罪。他被召出庭受审，他并未出庭，11月1日即被宣布为一个罪犯。
威尔考斯唯恐返回英国后将遭到终身监禁，于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流浪了4年之久。在罗马时，他与温克尔曼时相过从。在那不勒斯，他见到了博斯韦尔，博斯韦尔觉得他倒是一个有趣的同伴。“他对道德生动而有活力的俏皮评语，使我的精神起了一阵并非颇为不快的激动。”在返回巴黎途中，他在费内拜访了伏尔泰，并以其机智迷住了这位当时欧洲最机智的人物。
罗金厄姆和格拉夫顿等辉格党人重新得势，使威尔考斯燃起获赦的希望。他获得了假如他保持缄默，将不致遭受骚扰的私人保证。于是，他回到英国（1768年），并宣布为伦敦市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他在竞选失败后，又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参加竞选，经过一番混乱选战后，他得到绝对多数票的支持，该郡大部分地区已都市化，并以其激进倾向及对新兴资本主义所怀的敌意而闻名。4月20日，威尔考斯向法庭投案，本来期望能取消罪名的。他的罪名虽被取消，却被判罚1000英镑，并监禁22个月。一群愤怒的民众把他从官员那里解救出来，而且凯旋似的举着他在伦敦街道上游行。他在逃避过仰慕者的包围后，即自行向圣乔治广场监狱投案。5月10日，一群暴民又在该处集会，要求再度释放他出狱，因此引起军队向骚乱者开枪射击，造成5人死亡、15人受伤的惨剧。
1769年2月4日，下议院再度驱逐他，米德尔塞克斯郡却重新选举他（2月16日），他又遭下议院驱逐，该郡再次选他（4月13日）。这次他以1143票胜了仅获得296票的亨利·勒特雷尔而复告当选。国会却基于威尔考斯已退出国会，在国会会期内他已无资格被选为议员的理由，反把议员席位给予勒特雷尔。勒特雷尔离开国会时，即受到人民的攻击，以致他不敢在街头出现。17个郡及无数自治市曾向国王请愿，抱怨地主选举下议院代表的权利已横遭侵犯。国王极力支持国会驱逐威尔考斯，并未理会上述人民的请愿，以致埃塞克·巴雷上校就此种情形在国会表示对人民请愿的漠视不理“也许会使人民想到暗杀”。 一位将自己的信仰屈服于伏尔泰魅力之下的年轻牧师约翰·霍恩·图克，脱下他的僧袍，而且声言在威尔考斯屡被取消资格后，他要将他的（牧师的）黑袍染成红色。
图克领导组织一个“支持《人权法案》会员协会”（Society of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1769年），其最迫切的目的是释放威尔考斯，代为偿清其债务，并使其再度进入国会。在公众集会中，该协会以当时的国会已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而且对一般民意又表现冷漠且无任何反应，因此强烈地认为国会应予以解散。它又呼吁每年国会应由成年男子普选，同时内阁的政策与开支应对国会负责。每位国会议员候选人应宣誓不接受任何方式的贿赂，也不接受国王（任命或）颁赠的任何职务、养老金或其他津贴。每位议员应为其选民的意愿而辩护，即使该意愿违反了他自己的本意也应如此。爱尔兰的困境应设法予以补救，美洲殖民地也应拥有单独向其人民征税的权利。
1769年7月，伦敦市长威廉·贝克福德与身着制服的官员们向国王呈递请愿书，指责他的阁员们破坏了给予汉诺威家族英格兰王位所依据的宪章。1770年3月14日，他们向国王呈上一份以革命的语气写成的抗议书，指出：“各阶层政府在秘密与不良的影响下，舍善而取恶，大多数下议院议员已剥夺了你的子民们最珍贵的权利。他们做了较诸查理一世征收船税，或詹姆士二世擅用颁赠养老金的权利更具破坏性的一件事。”该抗议又请求国王恢复“立宪政府……将那些邪恶的阁员们永远逐出你的内阁”，并解散现在的国会。这位愤怒的国王以手按剑，大叫着说：“与其让步而解散国会，不如求助于此物。”1770年，伦敦较诸巴黎似乎更濒临革命。
在沸腾的政治漩涡中，朱尼厄斯投下了英国历史上最富煽动性的信件。他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甚至对他的出版人也不透露，以致迄今还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虽然大部分人猜测他就是华伦·黑斯廷斯的残忍敌人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作者已经在某些信件上署名“卢修斯”，有些则署名“布鲁特斯”，但现在他采用了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特斯中间的名字。根据李维的说法，此人曾经推翻一个国王（约公元前510年），并缔造了罗马共和国。这些信件中强而有力的英文运用能力显出朱尼厄斯若无绅士风度的话，也有绅士的教养。他可能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他从不为这些信件而收取分文，而这些信件的力量与刺激使自1768年11月21日至1772年1月21日刊登这些信件的《大众者广告》（The Public Advertiser）一报大大增加了销路。
在《朱尼厄斯信件选集》首篇《给英国的献礼》（“Dedication to the English Nation”）一文中，作者宣称其目的在于“维护选举自由，及辨明你们选举代表的独有权利”。他把威尔考斯一再被取消议员资格及借集体逮捕令状而把所有与《北英国人》杂志第45期有关的人员集体逮捕这两件事作为辩白的起点。“新闻自由是一个英国人的公民、政治、宗教等所有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我们宪法中一个必要的部分。”作者就是从这个观点细察英国政府的基础的：“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权力并非一种专断恣意的权力。他们是财产的受托人而非所有人，无条件继承不动产的权利是属于我们的……我相信你们不会愿意让这700个被王权腐化而声名狼藉的人来决定是否与他们立于同等地位的700万人应该是自由人或成为奴隶。”
朱尼厄斯接着控诉格拉夫顿政府（1768—1770年）贩卖官位，并以恩宠和贿赂腐化国会。此时，这项攻击转为直接并趋于激烈，以致似有为其个人遭受的伤害或侮辱提出复仇的决心：
来吧！你这有美德的部长，告诉我们海恩先生到底以何利益为代价而被推荐为具有如此特殊声望的国王恩宠，他的特权是以什么代价购得的？……你卑鄙地建立王室施恩派职的权力并予以拍卖……你以为这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不致受到指责检举而能逃之夭夭吗？你确实关心着要维持现有的下议院。他们在整批地把国家出卖后，毫无疑问地，将在细节方面保护你，因为他们袒护与赞助你的罪行时，也就是同情他们自己的罪行。
这种攻击一直到格拉夫顿辞职后很久仍然继续着，如在1771年6月22日的信件上写着：
我不能以温文有礼的态度称呼你为这个王国内最卑鄙、最下贱的家伙。我抗议，阁下，我并不认为你是如此的。你将会在那种声誉上遭遇到一个危险的敌手……只要一个活着的人认为你值得他的信任，而且能够委以政府中的任何一份职务。
这似乎在称呼乔治三世自己为“王国内最卑鄙的家伙”。朱尼厄斯在其第35封信中，已经计划要“以尊严的、坚定的，但非以尊敬的态度”攻击国王：“陛下，这真是你一生中的不幸……在你从人民的抱怨声中听到真实的话语之前，你将永远不会知道实情。然而，要改正你的教育的错误为时犹未太晚。”朱尼厄斯建议国王应罢黜他的保守党阁员，而且允许威尔考斯拥有他曾被选上的议员席位。“王子，他以其王权的安全稳固而引以为荣时，应该记得既然它是借革命而得来的，它也可能因为另一次革命而失去。”
在《大众者广告》上刊登这封信的亨利·伍德福尔，因刊登煽动性的诽谤文字被捕。反映中产阶级意见的陪审团拒绝将他定罪，因此他偿付了诉讼费后即获释。朱尼厄斯这时已达到蛮勇鲁莽与权力的顶点。但是国王毫不让步，并把首相位置给予和蔼可亲、坚定不移的诺斯勋爵，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朱尼厄斯继续写信，直到1772年，然后离开这个战场。我们注意到在1772年，菲利浦·弗兰西斯爵士离开英国陆军部（朱尼厄斯对该部的事务显示出具有颇为精密的知识），然后前往印度。
这些信件既属于英国政治史又属于文学史，因为它们是许多英国政治家在情绪激动而需匿名自保时，挺身而出、间接表达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些纯粹的英文掺杂着辱骂，但是辱骂本身常是一种具有巧妙的攻击与尖锐的警语的杰作。这里没有仁慈和慷慨，更没有控诉者自己的党派与被控者共同分担罪恶与犯罪的意念。我们很同情威廉·德雷珀爵士，他在1769年1月21日给朱尼厄斯的回信上写道：“这个王国内充满了如此众多有着秘密品格与德行的强盗，以致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感到安全，特别是这些怯懦卑鄙的刺客在暗地里行刺，却没有勇气把他们的真名实姓签在他们的恶意与邪恶的作品上。”
英国报界在通往更大自由与影响力的过程中，因这几年内的另一次冲突而更为显著。1768年，有些报纸开始刊登国会中有关重要演讲的报道。其中大多数报道偏向于某一党派而且缺乏真实性，有些是想象的，还有些是诋毁谩骂的。1771年2月，乔治·翁斯洛上校向下议院控诉，指出某一报纸曾指他是“小无赖”及“卑鄙、无足轻重的昆虫”。3月12日，下议院下令逮捕该报的印刷者。结果只逮捕了自愿被捕者，同时这些人被带至两位市议员（其中一位是威尔考斯）和市长布拉斯·克罗斯比面前。
后者以除非由市政法官签发逮捕令状，否则禁止逮捕伦敦市民为由，认定这项有企图的逮捕印刷者无效。因此，市长被国会下令囚禁于伦敦塔监狱，但是民众起而支持他，并攻击国会议员的马车，威胁议员，嘘国王，同时攻入下议院。市长终于获释，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称赞与喝彩。报纸重新刊载国会辩论的报道，国会也停止检举这些印刷者。1774年，路克·汉萨德获得国会的同意，及时且定期地出版《下议院杂志》（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一直继续到1828年他去世。
英国新闻界这次历史性的胜利，改变了国会辩论的性质，并使18世纪后半叶成为英国雄辩的黄金时代。演讲者觉得整个不列颠群岛的人正在倾听他们的演说时，他们变得更为谨慎，或许是更为戏剧化了。由于政治知识和消息传播得更为广泛，英国朝着民主政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那是事所必然的。商业阶级、知识团体及新兴的激进分子，在新闻界表达心声，而这种心声越来越大胆而有效，直到它压制了君主政体。选举人现在知道，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制定或废除法律方面到底尽了多少力量，为他们及他们的利益而辩护。贿赂行为仍然存在，但是由于其较易受公开揭露，至少也减少了。新闻界成为有时能在国内各阶层之间或国会内各党各派之间形成制衡作用的第三种力量。于是，有能力购买或控制报纸的人也就变得像阁员一样有力量了。
这种新的自由，与大多数自由权一样，屡被滥用。有时，它成为比以往曾在国会中出现过的任何自由更自私、更偏狭、更粗俗、更凶暴的反对工具。因此，它对查塔姆为其所取的——“特许的放纵者”这个名称，足可当之无愧。轮到新闻界需要受到第四种表达意见的心声的制衡，那就是舆论，然而新闻界其实就是舆论的部分来源，也往往是舆论的诱导者，有时它可能就是这第四种表达意见的心声！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但无任何头衔的男女，开始对政府的政策与施政方法发表意见。他们聚集在公众集会里，他们的辩论对历史的影响力，有时确可与国会的辩论互争长短。现在，财富与出身已可以作为要求统治权的后盾，偶尔在这两个竞争者之间，也能听到人民的呼吁。
威尔考斯于1770年4月17日获释。当时很多人张灯结彩如同庆祝节日一般，而市长更在他的官邸前展示一块上面以三英尺高的字母写着“自由”（LIBERTY）一字的标志。不久，威尔考斯即被选为国会议员，后来他当了市长。1774年，他再度被米德尔塞克斯郡选入国会。现在下议院不敢再拒绝承认他的议员席位，而他已经历了所有选举，直到1790年还保有议员席位。他领导国会中一小群要求改革国会及给予“低阶层民众”公民权的“激进分子”：
我希望，王国内的每位自由代理人都应该在国会中获得代表。至于不名誉与无意义的自治市，如此被强调地称为“我们宪法中腐败的部分”，应该予以铲除，而富有、人口稠密的商业贸易城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利兹及其他地区——应允许其派代表参加国家的重要会议……阁下，我但愿有一个能为英国全体人民的自由及基于公正感而发言的国会。
而国会一直等待了56年之久才接受这些改革。
威尔考斯拒绝参加1790年的竞选连任，他从此退休过着平民生活。他死于1797年，时年70岁，死时正如他刚生下来时一样贫穷，因为他担任所有职务时，一向小心翼翼地保持其诚实不欺的高尚品德与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