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二世在绝对嫌恶英国政治的心情下结束了他对英国33年的统治。“我对所有这些傻事厌恶之至，而且我全心全力期望魔鬼把你的主教们、部长们、国会及整个英伦三岛一齐带走，要是我能远离此地到汉诺威去就好了。”他于1760年10月25日安息，葬于威斯敏斯特。
乔治三世在其祖父去世当天登基，除少数念念不忘斯图亚特王朝的人们之外，他受到了几乎所有英国人的热烈欢迎。当时他22岁，英俊、勤勉又谦虚（他是自亨利六世以来第一位放弃对法国提出主权要求的英国国王）。他对国会发表第一次演讲时，他在国务大臣为他准备的原稿上加上了他的汉诺威祖先们绝不会说的话：“我在这个国家出生并接受教育，我以英国之名而自豪。”霍勒斯·沃波尔曾说：“这个年轻的国王有着和蔼可亲的外表。他有着高度的优雅美德可以缓和他的威严，他那极为善良的天性更是随时随地显露出来。”他借着“为了鼓励虔诚和美德，为了阻止并惩罚罪恶、异端与不道德”，于10月31日签署了一项文告，因此增加了他的威望。1761年，他与麦克伦堡—史特雷立兹的夏哈特·索菲亚公主结婚，他与她生下了15个孩子，因而找不出与其他女人私通的时间。这对于汉诺威国王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乔治三世并不喜欢当时已进行4年之久的“七年战争”，他觉得可与法国达成和解。威廉·皮特、南方部门的国务大臣及纽卡斯尔公爵内阁中最有势力者，却坚持继续作战，直到法国势力衰颓，无法与这个借在加拿大与印度获胜而崛起的大英帝国抗争为止。此外，他们要求除非与英国的同盟国腓特烈大帝步调一致，否则英国不应单独与法国议和。1761年3月，比特伯爵被任命为北方部门的国务大臣，着手进行单独议和的计划。皮特力阻无效，于10月5日辞职。乔治赐给他及其继承人3000英镑的养老金，并颁赠爵位给他的妻子，使她成为查塔姆男爵夫人以示抚慰。皮特（一直到1766年）拒绝接受封爵，因为那样他会被迫离开他最喜爱的战场——下议院。由于他过去曾经轻蔑地批评养老金制度，他因自己接受了这笔津贴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是这笔钱比他以前所赚的为少，而其他赚得比他少得多的人却得到更多的养老金。
1762年5月26日，纽卡斯尔公爵在其45年卓越的政治表现后解去他的职位。3天后，皮特继他出任首相。于是，这位年轻国王乔治的目的也就定型而且开始推行了。他和比特伯爵都认为决定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的主要路线是王室特权的一部分。再者，他急欲打破少数富有家族对政府的控制。1761年，一个老辉格党员威廉·普尔特尼——巴斯伯爵，在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中力劝国王不要满足于做“王室的影子”，而要运用他“合法的王室特权”去匡正“党派的寡头政治的不合法要求”。
大多数的下议院议员坚持，国王应该从被认可的党魁中或在选举中获胜的小党派中挑选他的内阁阁员。乔治则坚持他的法定权利，主张挑选阁员不应有党派之分，而且认为除了重视他对国家的责任之外，不受任何限制。辉格党人曾策划让汉诺威的选举人登上英国王位，有些保守党人则曾与被放逐的斯图亚特王朝族人举行谈判，无法避免地，起初的两个乔治国王只让辉格党人参政，而大多数的保守党人都归隐山野。但1760年，他们接受了新王朝的统治，相当多的人对这位出生于英国的国王表示臣服与效忠。乔治欢迎他们，而且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指派能干的保守党人与辉格党人担任政府要职。辉格党人提出抗议，认为假使国王自由地选派阁员及决定政策而不对国会负责，那么国王就违反了1689年的《人权条例》，国王的权威也必将倒退回查理一世声言的程度，而且1642年和1688年的革命也就毫无意义了。党派政治制度固有其缺点，（各领袖们主张）它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可或缺的，它为每个内阁提供一个反对党以监视并批评内阁，（选举人要求时）能够以一些有能力改变政策方向的人来取代原来的内阁而不影响政局的稳定，因此，新王朝最主要的权力冲突阵线就此形成了。
比特伯爵在此次冲突中首当其冲。批评多半宽恕国王，但对他的母后不肯放过。讥讽的文章指责她是比特的情妇，这种谗言使国王怒不可遏。比特与法国单独订立了和约，同时为了迫使腓特烈屈服，他终止了英国对普鲁士的援助。腓特烈骂他是一个恶棍，继续对法作战。英国人民虽然乐见战事结束，却谴责和约对战败的法国过于宽大。皮特也严词谴责，而且预言法国以其完整未受损的海军必将很快重新向英国宣战——果然不出所料，法国于1778年发动了战争。下议院以319票对65票批准了和约。乔治的母亲为王室的意愿获得优势而欣喜异常，她说：“现在我儿是名副其实的英国国王了。”
至此，这位新的统治者仍享有廉正的美誉。但他眼见辉格党人正收买国会选票，并策动新闻记者攻击他的政策时，他决定将得来的启示加以改进。他运用他的基金与赞助人的权力以诱使像斯摩莱特那样的作家为他内阁政策的目的和措施辩护。也许1762年7月比特劝说国王颁给塞缪尔·约翰逊养老金时，他已考虑过这种服务了，而国王也未令他失望。可是没有任何一个阁员的同党能挡住约翰·威尔考斯巧妙的苛评，查理·丘吉尔的野蛮讽刺或匿名的“朱尼厄斯”（Junius）的责骂。“大胆与仇恨的程度超过任何以往数年出版的宫中诽谤或讥讽的文章，现在每天更以散文与诗两种体裁层出不穷地出现。”
国会拿了国王的金钱而投他的票，但国会不喜欢国王任命的首相，因为作为一个苏格兰人，比特首相并未由对下议院某一党派的长期服务而取得权力。英格兰人对1745年苏格兰入侵的史实记忆犹新，反苏格兰人的情绪极为高涨。尤有甚者，比特把政治的额外红利分给他的同胞：他命罗伯特·亚当为宫廷建筑师、埃兰·拉姆齐为宫廷画家（忽视了雷诺兹），他也给苏格兰剧作家约翰·霍姆（John Home）养老金，但拒绝颁给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教授职位。伦敦市民以悬挂或焚烧长筒马靴（马靴是比特的双关语）及攻击首相的马车来发泄心中的愤恨，他前往观剧时，必须将脸遮掩起来才行。而一项加于苹果酒的税捐更使乡村的民心与政府疏远，并使比特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首相。比特无法力挽狂澜，身心交瘁，他也了解他无法适应政坛的骚动与阴谋，在他担任国王的首相不满一年之后就辞职了（1763年4月8日）。
他的继任者乔治·格伦维尔遭受三种不幸：他在新闻界受到约翰·威尔考斯（1763年后）的攻击；他经国会通过了《印花税法》（Stamp Act，1765年3月），此举使北美殖民地与其母国开始疏远；此时乔治三世的精神病首次发作。比特的失败与辞职使国王的神经和意志崩溃了，更何况他的婚姻并未为他带来幸福，格伦维尔又是令人痛苦的独断独行，甚至几乎到了跋扈的程度。乔治三世很快就复原了，但他觉得他已不足以抗拒控制着大部分国会和新闻界的辉格党寡头政治执政者。于是他只好妥协，并邀请一位维新党人罗金厄姆侯爵另组新阁。
也许这位侯爵从他的秘书爱德蒙·伯克之处得来的建议，他在一年之内经国会通过了几项缓和性的措施。苹果酒税被废除或修改了，《印花税法》撤销了，与俄罗斯订立条约促进了贸易，由威尔考斯引起的热烈讨论与骚动也获得了缓和。显然，侯爵并未运用贿赂手段来促使法案获得国会的通过。国王对税捐的撤销及内阁对威尔考斯的让步极为震怒，1766年7月12日，解散了罗金厄姆内阁，颁赠爵位给皮特，并要求他接管政事，皮特也同意了。
但这位“伟大的平民”已失去他的健康，也几乎丧失了他的心智。如今由于他接受查塔姆伯爵的封号及因此举而放弃他在下议院的地位，使他牺牲了仅存的威望。而他对此有他的借口：因为他觉得太软弱无能，无法忍受下议院的紧张与冲突情况，而在上院他必将有更多的闲暇与较少的紧张。他自任较清闲的掌玺大臣一职，而让其友格拉夫顿公爵担任名义上较为重要的首相一职。然而，他的阁员们注意到他常事先未与他们谘商或不顾他们的反对而径自决定政策。因而，他到巴斯去寻求减轻痛风之苦时，很多人反而觉得安心多了。他虽已解除痛风之苦，但服用的药物扰乱了他的心智，他返回伦敦时，已不适于参与政事。1768年10月，他辞职了，格拉夫顿正式成为首相。
就在这个无政府状态的政治混乱时期（1766—1768年），众所周知的一群“国王之友”联合起来赞助国王执行他的目标。他们引导乔治如何分配他的恩宠，以获得政治支持，同时运用各种方法选举候选人及升迁阁员，他们发誓遵从王室的意旨。格拉夫顿陷入困难和错误时，他们又加重他的困扰，直到他退休始罢（1770年1月27日）。2月10日，诺斯（就是我们所知的诺斯勋爵，虽然他到1790年才能继承此职位）开始他为期12年的首相之职时，这群“国王之友”获得了最大的胜利。
诺斯是一个软弱但并不坏的人。他的忠贞与同情心使他保有职位，但也因此使他在历史上占了一个如此令人不愉快的地位。他是吉尔福德伯爵之子，生来富有，占尽了教育和社交上的一切优势，他于22岁进入下议院，并一直保有该席位几达40年之久。他以谦虚、仁慈、和蔼可亲、幽默 等特点而广结良缘。但他太过于遵循保守路线，以致除了获得国王一人的欢心之外，并未讨好过任何人。他支持《印花税法》及驱逐威尔考斯，（直到最后阶段）他也支持与美国的战争。他为乔治三世的政策辩护，甚至他怀疑国王的政策是否明智时亦然。他自认是国王的，而非国会的，更非人民的代理人。而且，他似乎真诚地相信统治者具有合法的权利，可以选择他的阁员及指导国家政策。由诺斯的辅弼与他处理对下议院事务表现的机智，及由国会投票通过的款项运用。他由其代理人购买了席位和选票，贩卖养老金和官职，又给记者津贴，并设法束缚新闻界。由于他的勇气和刚愎固执，约翰·威尔考斯、朱尼厄斯、伯克、谢里登、富兰克林及华盛顿联合起来击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