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戏剧家霍尔贝格曾于1704年访问联合行省（荷兰和比利时）。他特别热爱那里的运河，他说，河上的小船在愉悦的平静中“把我从此处渡往彼处”，“使我每天晚上都可在相当大的市镇上消遣，而在一晚之内，船一到，我就可以长驱直入歌剧院或剧院”。12年后，蒙塔古夫人也有类似的美好感受：
全国（荷兰）看来就像一座大花园。道路铺得整洁大方，两旁树木成荫，接壤之处就是许多大运河，河中到处都有小船来往穿梭……每条街（在鹿特丹）……都那样净洁……昨天我几乎独自走遍城中每一角落，而拖鞋竟一尘不染。你会看到荷兰少女清洗走道……比我们打扫寝室更专心……商船（运河上）可以直抵人家门口。商店和仓库惊人的整洁和高雅，充满了无数难以置信的精良商品。
但这些描述荷兰的愉快报道，是荷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战胜路易十四，尚未发生不良经济影响之前写的。在此战争中，其人员和财力的消耗，几至山穷水尽的地步，公债数额极巨，运输生意多已为其军事盟邦与商业竞争者所夺，也为日耳曼所夺。荷兰东印度公司股息1715年是40%，1737年降为12.5%；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股息1700年是5%，1740年竟落到只有2%。“七年战争”带来更大的损害。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曾以高利贷款给交战强权，因而富庶一时，但1763年的和约结束了此等美景，许多荷兰银行家经营失败，各种重要企业也因之受害不浅。1763年，博斯韦尔在荷兰报道说：“许多重要城市衰败不堪……到处都可见到无事可做、食不果腹的一群可怜人。”赋税提高的结果，导致资本和人口的外移，此时荷兰和日耳曼的殖民者与南非的土著混血，渐渐形成布尔人（the Boers）。
荷兰人的本性、勤勉及正直终于使荷兰恢复旧观。这个冷静、强壮、节俭的民族，垦殖土地，给风车上油，照顾乳牛群，洗净牛奶坊，并生产风味奇特的乳酪。在科学种植方面，荷兰一直领先欧洲其他各国，德尔夫特也夺回其瓷器市场。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恢复可靠和资金充足的声名，他们冒风险放出低利贷款，接受支付和供应军队的有利契约。政府和企业向阿姆斯特丹银行申请贷款，很少落空。在一个几乎混乱不安的世纪中，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一直是西方世界的金融中心。约1775年，亚当·斯密曾说：“荷兰一地……依其领土和人口的比例计算，比英国还要富庶。”
1725年，荷兰最令伏尔泰印象深刻的是，不同宗派可以和平相处。此地有正统天主教徒与詹森派天主教徒，亚美尼亚重自由意志的新教徒与加尔文派宿命论新教徒，再洗礼教徒与苏西尼派教徒，还有一群自由思想家享受着法国的启蒙主义。多数的地方法官为新教徒，但是一位荷兰历史学家说：“他们向天主教徒收取金钱，而默许他们做礼拜，并允许他们担任公职。”天主教徒此时占300万人口中的1/3。上层阶级通过贸易而熟悉各种宗派，对各种宗派持怀疑态度，不允许他们干涉赌博、饮酒、饮食及法国式的开明的通奸行为。
法语是受教育的文明人的语言。此地学校林立，莱登大学以医学课程远近闻名，那是为纪念伟大的布尔哈弗（Boerhaave）而开设的。几乎各城都有艺术协会、图书馆及诗人大会，定期举行吟诗竞赛。荷兰艺术商人向来以藏品丰富和善于制造赝品而闻名欧洲。荷兰绘画的伟大时代止于霍贝玛（Hobbema），但特罗斯特至少可说是光荣的共鸣。或许这个时代最光辉灿烂的荷兰艺术产品，是精密点刻或以钻石针刻的玻璃制品。阿姆斯特丹是印刷商中心，有些印刷商是绅士，有些则为盗版专家。18世纪初，文学的创造力消沉了，但1780年的文学中兴产生了一位真正的诗人威廉·比尔德狄克（Willem Bilderdijk）。
一位朋友告诉博斯韦尔，他发现荷兰人“以自己的愚拙为乐”。但博斯韦尔在乌特勒支报道称：“每周我们有两次美妙的聚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私人舞会……在我们的圈子内有很多漂亮亲切的淑女，即使一百张纸也写不尽对她们的赞美。”博斯韦尔的《荷兰点滴》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描述他和美女朱丽德或朱伦之间的无奈恋情——那是对伊沙贝拉而言。她生在古老的望族家庭，其父是乌特勒支省的总督。她接受超过其容纳能力的教育，成为傲慢地反正统的人，她藐视传统、道德、宗教及地位，但又以其美丽、愉悦及令人兴奋的坦诚迷惑了不少男士。她捐弃上流社会那种尽人生义务的婚姻。“假如我无父无母我决不愿结婚……我希望有一位把我当作他的情妇的丈夫。我要向他说：‘别把忠实当作义务。除了做一位爱人的权利和嫉妒外你应一无所求。’”博斯韦尔这位欧洲罗曼史最多的人，却答以：“嘿！我的朱丽德，这是什么话？”然而她坚称：“我宁愿住在阁楼上做我爱人的洗衣妇，我讨厌大家族那种索然无味的自由和礼仪。”
朱丽德历经恋情沧桑，结果孑然一身，留下了永远的伤痕。此时她年仅24岁，要靠吸食鸦片来镇定神经。30岁（1771年）时，她与一位瑞士教师圣亚森特结婚，并与他一道住在洛桑近郊。她发现他的学问不够，于是40岁时又爱上了一位比他年轻10岁的男人，这个人却在尽情利用她后将她遗弃。她为了发泄感情，写了一本小说《卡丽斯特》（Caliste，1785—1788年），该书曾使圣伯夫爱不释手，为之狂喜不已。47岁时，她在巴黎遇见了20岁的本杰明·贡斯当，竟以其智慧迷惑了他（1787年）。他曾写道：“沙里尔夫人（指朱丽德）对人生所抱的态度极为新颖活泼，她轻视偏见如此之深，才智如此敏锐有力，她对一般人具有优越感，竟然如此的激烈和带着鄙视，而致……她虽显得又怪诞又傲慢，我仍在谈话中找到前所未有的愉快……我们嘲笑人类而觉兴奋。”这种情形继续到1794年，本杰明·贡斯当为斯塔尔夫人所迷才告终止。朱丽德痛苦地隐退下来，在耗尽了空虚的生命后，终于在65岁那年去世。
在18世纪联合行省的政治史上，可以找到悲观主义的资料。自威廉三世死后（1702年），政府操纵在少数商界领袖手中，他们只留意赋税、重用亲信和耍阴谋手段。1737年，一位荷兰作家抱怨说：“人民不得参与政府大政……国事也不需要顾问或人民表决。”荷兰参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1743年），该政权在军事上的腐化无能已暴露无余。一支法国军队入侵荷兰，几未遭到任何抵抗，许多城市毫无争议就向敌人投降。诺瓦耶报道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很友好的人民。”然而并非完全如此，多数市民曾呼吁找寻一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军事领袖，就像1672年威廉三世的行动那样。威廉的旁系后裔奥伦治王子威廉四世被任为7省行政长官、陆军总司令及海军上将（1747年5月3日）。10月，这些职务皆成为家族世袭。事实上，君主政体又告恢复。但是，威廉四世是善良的基督徒，而非将才，他无重建陆军纪律的才能，失败接踵而至。在《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he Treaty of Aix-la-Chapelle，1748年）中，荷兰虽幸能保存其旧有土地而无损失，但经济惨况再次出现。后威廉死于丹毒，年仅40岁，其遗孀安妮女公爵任摄政，直至去世（1759年）。在威廉五世长大之前（1766年），荷兰由路德维希亲王主政，严厉却颇有政绩。
在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发生的独立战争中，荷兰曾抗议英国干涉荷兰的轮船运输，并联合俄国于1780年宣告“武装中立”（Armed Neutrality）。英国遂对荷兰宣战，并几乎完全控制了荷兰的商船。而在巴黎条约中（1783年），荷兰的利益尽被忽视，它竟须割让奈格巴谭（Negapatam，在印度南方）给英国，并许英国可以自由航行，穿过摩洛哥群岛。从此，荷兰不再是欧陆强权之一。
这些惨剧使威廉五世失去一切众望。而且，美国革命的成功对尼德兰的民主思想颇有刺激作用，因而一群仇视皇族统治的爱国者兴起。在政府不断的转换中，少数有钱人吸收了全国渐趋减少的财富，致使一度繁荣有秩序的城镇中，竟有很多人须赖乞讨为生，许多妇人则沦为妓女。1783年，阿姆斯特丹秘密成立了许多“自由射手队”，而海牙也准备起来革命。1787年，爱国者曾经掌权一时，但很快即因普鲁士的武装干涉使威廉五世复位。法国大革命恢复了爱国者的热情，他们请求法国来援助他们。1794年，法军入侵荷兰，荷兰陆军战败，威廉五世只好逃往英国，荷兰的革命者联合法国人组成了巴特维共和国（the Batavian Republic，1795—1806年）。1815年，威廉五世之子恢复奥伦治王室的大权，即位为荷兰国王威廉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