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曾云：
犹太人提供了一项惊人的奇迹。梭伦、努马和莱喀古斯的律法皆成陈迹。摩西的律法虽远比其更为古老，却永存不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具已毁灭而中断薪传。锡安虽一度被毁，仍然保有其后裔。他们获得保护，繁衍不息，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和所有民族混居，却未被同化，他们没有统治者，却始终维系一个民族……一个立法者该拥有何等大的力量方能造成如此奇迹呢？就我们现在所知的法律制度里，仅这一制度能历经诸般试炼，而永远屹立。
摩西律法所以能留存至今，可能并不全归因于其固有的智慧，而是由于处于敌对教条、外邦律法险象环生的社会中仍能维持秩序和稳定。在散居异邦的犹太人中，犹太教的会堂必然成为宗教与政治的中心，犹太拉比们借赋予一种深入犹太人生活各个部分的戒律宗教信仰，使他们的同胞团结在一起，历尽人世间的一切甘苦沧桑。《摩西五书》就成为这个无形国家的宪法，《塔木德》就是最高法庭，其威力远胜人嫌恶的力量。
正统教派没落时，反犹太主义者失去了他们的宗教论据，一般具有启蒙思想的人认为：仅由于少数人所犯的上古罪孽，就是那位老祭司对基督从圣殿到法庭一路上所做的迫害，他是因嫉恨一切了解基督而钦羡他的大众转而迫害基督的，若因此而一代又一代地迫害整个民族，是极其残忍而荒谬的。仔细研读《福音书》的人都还记得，耶稣是始终维护犹太教的，即使他在对那些虔诚的假冒伪善者做严厉批评的时候。任何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基督教世界里几乎每个民族，都曾一度迫害过异教徒，而且不是仅仅将某一人钉在十字架，而是做集体屠杀或宗教裁判。
伏尔泰最清楚此种情形。他曾一再斥责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他的史诗《亨利亚德》中说：
马德里和里斯本可怖的怒火啊！
每年都有部分不幸的犹太人，
被宗教裁判送入你世俗的烈焰中！
只因他们认为：
他们祖宗的信仰为至高无上！
他赞扬犹太人“清明而正规的生活方式、禁欲、劳苦”，他很了解欧洲犹太人之所以喜欢从商，是因他们不能购置土地，“不能在一个国家长久地”——安全地——“生根”，但伏尔泰最后还是一位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他曾与犹太资本家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来往。他到英国时，携带了一些伦敦银行家梅迪纳的汇票，然而其时他宣告破产，欠了伏尔泰2万法郎。在柏林，以前我们曾看到，他雇用希尔施，企图从萨克森购进贬值公债输入普鲁士，获得65%的利润。（这是不合法的，希尔施曾警告过他。）哲学家与金融家因此争吵，终于走进法庭，对簿公堂，弄得彼此仇恨的下场。在伏尔泰的论文《论风俗》中，他尽情发泄自己的情感，他描述古希伯来“是一个可爱的国家，土匪的人民，凶暴，可恶，其法律为野蛮的法律，其整个历史是一部罪恶对抗人性的故事”。一位天主教教士摒斥这样的断案是无稽可笑的。伊萨克·品托（Isaac Pinto）是一位饱学的葡籍犹太人，1762年出版《评论》（Reflections），批评伏尔泰所编的《哲学辞典》关于“犹太”人一条中反对犹太人的文字。最后，伏尔泰承认，他错把少数人之恶归罪于整个民族，并答应再版时删除这些攻击性的文字，但事后他就把这事忘了。然而一般说来，法国作家在这一问题上都不赞成伏尔泰，卢梭是以了解而同情的口吻描述犹太人的。
在大革命以前，居于法国的犹太人没有公民权，但他们自己发展了几个富庶的社区，而且培养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领袖，其中一人购买了一块领地，包括法国北部的城市亚眠。他运用中古特权，任命教堂牧师，虽有主教反对，但巴黎国会还是支持了这位犹太籍的领主（1787年）。法国政府非常感谢犹太资本家在西班牙和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所做的贡献，在收复1720年因为一名叫劳的人探险失败而陷落的因得斯城，犹太人也出力甚巨。住在波尔多的犹太人特别富有，他们的商人银行家均以廉正慷慨著名，但他们以具西、葡籍犹太人自傲，并成功地将一切中北欧犹太人赶出波尔多。
18世纪，在西班牙没有一个公开的犹太人，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的最初几年，有一些小团体对于菲利普的开明运动信以为真，恢复犹太崇拜中神秘的宗教仪式，许多案件因此被告发。1700年至1720年，宗教裁判所在巴塞罗那处死了3位、在哥多华处死了5位、在托利多处死了23位、在马德里处死了5位犹太人。由于上述案件的刺激，宗教裁判所的处分更变本加厉，1721年至1727年其法庭审判的868件案例中，有800件以上是为了犹太教的信仰，而被定罪的人中有75人被判火刑。此后这类例子就极稀少，1780年至1820年，即宗教裁判所存在的最后几年，审问了5000个被告，其中只有16人是因犹太教信仰而被控，在此16人中，10个是外国人。西班牙律法仍然禁止非林皮亚兹人（limpieza）——丝毫没有犹太血统的纯西班牙人参加军公职。某些改革家认为，这种规定使西班牙政府与军队丧失了许多能干的人才，殊为可惜。1783年，查理三世放宽了此项法律。
在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烧死了27名拒绝背叛犹太教的犹太人（1717年）。席尔瓦（Ant?nio da Silva）被骚塞评为最好的葡萄牙戏剧作家，1712年自里约热内卢来到里斯本。1726年，因为他和母亲都为犹太人而被捕，结果母亲被烧死，他自己因发誓放弃犹太教信仰而被释，后来他又公然恢复旧信仰，旋即在1739年被烧死，时年仅35岁。蓬巴尔在他许多改革中，废止了一切新旧（改变信仰的）基督徒之间的法定差别待遇（1774年）。
在意大利，威尼斯开解放犹太人的风气之先，1772年，宣布威尼斯共和国内一切犹太人的自由与其他民族一律平等。罗马堪称落后，居于罗马的犹太人区在欧洲算是最差的，由于犹太拉比的鼓励，生殖率相当高，于是增加了贫穷与肮脏，一度曾有1万个犹太人挤在1平方公里的空间内。台伯河每年的泛滥，淹没了犹太区的狭窄街道，使每间住宅塞满了传染瘟疫的泥泞。罗马的犹太人遭受到各个行业的排斥，只有从事裁缝一途。1700年，3/4的成年男子都是裁缝，而且蔚为风气。1775年，教皇庇护六世颁布一项敕令重申旧禁并增加新令：“犹太人不能乘坐马车，送葬不可唱挽歌，不能为死者竖立墓碑。”罗马的犹太人还要等拿破仑的解放以获自由。
在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莎认为是怜悯心促使她将犹太人局限于特定的狭小地区内，并禁止他们从事工艺、公职及购置不动产。她的儿子约瑟夫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于1781年向国会提出一项“使我国境内——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所有犹太人对社会皆能有用”的计划，他认为犹太人也该学习本族语言，而且学习3年后，须在一切法律、政治、商业事务上使用国语。犹太人“在举行犹太教仪式和实践其教义时，应不受任何干扰，他们可以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和参与艺术工作——不过，他们仍不能成为同业公会中的领导分子，因为具有这种身份的人，需要宣誓信仰基督教。此后，一切屈辱犹太人的歧视和限制被废除，不留一丝痕迹”。国务院和省府官员不同意约瑟夫的计划，认为太过宽大而急促，一时不能为大众接受，约瑟夫同意让步，另于1782年1月2日公布“信教自由特许”，法令只适用于维也纳和奥地利低地地区的犹太人。他们有权送儿女入公立学校和大学、享受经济自由，但不能购置不动产，不能有独立的公共组织，不能在省会建会堂，不能居住于某些特定城镇里——可能因为在那些地方反犹太人的活动非常激烈。约瑟夫要求基督徒的臣民尊重犹太人的人格和权利，好像对待自己的同胞一样。任何加诸犹太人的羞辱或暴力，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准强迫犹太人改教。不久，他也对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西里西亚发布类似的敕令。皇帝赞赏犹太人对他财政上的贡献，提升数名犹太人为贵族，任命数名犹太人为财政家。
据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报告：“皇帝的改革引起普遍的不满……认为赋予犹太人许多的方便，就是注定要毁灭国家。”基督教商人敌视他们的新竞争者（指犹太人），教士们谴责皇帝的敕令是容忍公开的异端。拉比也反对犹太子弟进入公立学校，唯恐他们会被引诱叛离犹太教。但是，皇帝仍然坚持，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还公布对加里西亚的信教自由法令，在加里西亚一个城镇伯罗蒂，有8万名犹太居民。约瑟夫去世时（1790年），维也纳已经很习惯于新的状况，而且该地也准备迎接19世纪光辉灿烂的维也纳犹太教—基督教文化。
大体而言，犹太人的处境在伊斯兰世界比在基督教世界里还要好些，玛丽·蒙塔古夫人的描述或许有些夸张，她形容犹太人1717年居于土耳其的情形：
犹太人在这个国家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权力，他们有凌驾于土耳其本地人之上的许多特权……有自己的法律。他们掌握了整个帝国的商业，其原因，部分由于他们彼此之间紧密的联合，部分由于土耳其人疏懒的个性和他们对商业的需求。每位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都有犹太人作他们的代办……犹太人是一切大人物的医生、管家、通译……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巨富。
在俄罗斯，尤其是靠近波兰边界几省少数的犹太人，在彼得大帝死时的命运与上述迥异。1742年，女皇伊丽莎白下令：“所有犹太人必须立刻离开本国，此后不准以任何借口回来，除非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信仰。”1753年，有将近3.5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出境。有些俄罗斯商人上诉女皇，要求延缓执行，理由是犹太人的离境导致商业落入波兰人与德国人手中，因而使数省经济萧条，但伊丽莎白女皇拒绝延缓。
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她很想让犹太人回来，但因政权尚不稳固，不敢面对教士的反对。第一次瓜分波兰带来新的困扰，即如何处置长久定居于波兰领土内的2.7万名犹太人，这一部分波兰领土已因瓜分而并入俄国版图，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72年宣布：“居住于新入俄土的犹太团体，仍然享有其目前所有的一切自由。”准许波籍犹太人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可参与市府公职，但禁止从旧属波兰省移入俄罗斯内地。1791年，犹太人才被批准居住在赫尔松、托利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诸省，以迅速充实这些新征服领土的居民人数，以便利防御。然而，俄罗斯商人在经济上排斥犹太人，俄罗斯社会在宗教上反对犹太人，使居于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生活艰困而处境危险。
1766年，波兰有62.1万名犹太人。其获有保障的“特权”由前王赋予并由奥古斯都二世和三世批准，但这两位萨克森人忠于他们的两个王国与两种信仰（且不提他们的情妇），无暇镇压波兰人民对种族的仇恨。政府对犹太人课以杂税，乡绅剥削他们使其沦为农奴，地方官吏为保护本地免受暴乱，也要犹太人付重税。教士斥责犹太人为“顽固、执迷于无宗教”。1720年的宗教会议，要求政府应该禁止新会堂的建立和旧会堂的修葺。1733年的宗教会议，重申中古戒律：容忍犹太人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是基督受难的提醒者，并借着他们受奴役的悲惨情形，作为上帝对不洁之民所做的合理鞭笞的明证”。
1716年，一位改教的希伯来人塞拉菲诺维奇出版《犹太教礼仪的真面目》（Exposure of the Jewish Ceremonies）一书，指责犹太人为了各种不可思议的目的而使用基督徒的血：将血抹在基督徒门上，掺在逾越节所吃的无酵饼里，浸透附有符咒的布，目的是保护家庭或使商业发达……犹太人向塞拉菲诺维奇挑战，召开拉比和主教会议，听取他为自己的断言辩护，但塞拉菲诺维奇没有出席，只将该书再版，又控告犹太人杀孩童以获得基督徒的血，由于这些罪状，波籍犹太人于1710年、1724年、1736年、1747年、1748年、1753年、1756年、1759年、1760年数度被召受审，惨受极刑，甚至被处死，有些活生生被剥皮，有些受刺刑而慢慢死去。这些受恐怖威胁的犹太人上诉教皇本尼狄克特十四世，请求停止此类控告。教皇由华沙公使下令红衣主教坎帕内利调查，他将一切赞成与反对证据处理过后，发表一篇备忘录，证实没有一件案子是有罪的。罗马的裁判法庭同意主教的备忘录，华沙公使通知波兰政府（1763年）：“教皇多方调查上述越轨行为的理由——犹太人做无酵饼需掺入人类的血，得以下的结论：无任何证据足以证明那种偏见的正确性。”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747年也做同样的声明，但此类迫害仍然存在。
波籍犹太人经常生活在惧怕被杀之中。1734年、1750年及1768年数队哥萨克人和俄罗斯正教农民组成的“暴乱者”，劫掠了基辅、沃哈尼亚和波多利亚许多城镇和乡村，抢夺财产，杀害犹太人。1768年，暴徒们拿了一枚金牌，伪称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所有，声称女皇要他们灭绝一切波兰人和犹太人——“我们神圣宗教的亵渎者。”在乌曼城，他们屠杀了2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叶卡捷琳娜派一队俄军协同波兰军队扫荡暴徒。
在日耳曼，犹太人虽还忍受许多政治、经济上的不公平待遇，但生活还算安全、富足。大部分公国仍对犹太人课以重税。法律只允许被限制的少数犹太人居住在柏林，但没有严格执行，住在柏林的犹太人渐多且富。住在汉堡和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也是同样的情形。1789年，1000多名犹太人参加在莱比锡举行的商展。日耳曼的统治者，甚至天主教的主教亲王，都雇用犹太人打理他们的财政和负责供给军队粮饷。约瑟夫·奥本海默（Joseph Oppenheimer，1692—1789年）以“Jew Süss”知名，服务于曼海姆的选帝侯巴拉丁和符登贝格公爵卡尔·亚历山大的军政及其他部门。他的才能和勤勉为自己和公爵赚得不少财富，同时树敌颇多，曾一度被控在铸币上渎职，复经调查委员会证实无罪后，被提升为公爵枢密院委员，在枢密院成为一位知名之士。他发明新的税收，建立皇家专卖制度，公开接受贿赂——然后与公爵均分。公爵建议将一切教会的金钱存放在国立中央银行，新教教士便联合贵族一齐反对公爵和他的大臣奥本海默。1737年3月3日，公爵骤然去世，军政领袖马上拘捕奥本海默和所有斯图加特的犹太人。奥本海默被审判刑，于1738年2月3日被绞死，他的尸首悬于公共广场的笼内。
我们已提过歌德曾数度来到法兰克福城的加登格斯。该城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后取名为罗斯柴尔德，其意取自区别于其他住宅的红色屏障。1755年，迈耶年方11岁，父母双亡，他成为该家族之主。当时，日耳曼境内无数的城邦，货币各自独立，仅偶尔为旅行者方便而有交易。迈耶自孩提始就学习货币互换，并从中赚取一点报酬。他还研究货币学，以收集稀有铜币作为他的业余兴趣。他又指导另一个收藏家哈鲁王子，并从他那里获得“银币经纪人”（crown agent）的头衔，大有助于他在法兰克福的商业。他于1770年结婚，育有5子，后来各自发展罗斯柴尔德公司的分公司于维也纳、那不勒斯、巴黎和伦敦。迈耶赢得公正、完全、可靠的赞誉，哈鲁继他父亲为荷瑟—卡塞尔伯爵时，迈耶又扩充他的生意到宫廷之中，1790年他已年入3万基尔德——比他富有的父亲还要多出600。这个家族的财富在法国大革命时急速增加，迈耶也从事军队补给工作，受托保藏或投资王室资产。
犹太人在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一直享有相当的自由。阿姆斯特丹的会堂非常兴盛。在丹麦，犹太人聚集区并不显著，他们可自由迁徙，可与外人通婚。阿尔托纳是一座自汉堡跨越易北河的商业城市，但仍属丹麦，是欧洲最富庶的犹太区之一。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保障犹太人安全地举行宗教仪式。
许多逃避波兰与波西米亚宗教迫害的犹太人避难至英国。流亡人数自1734年的6000人增至1800年的2.6万人，居于伦敦的有2万人。他们极其贫困，但仍照顾他们的穷人、维持他们的医院。虐待犹太人运动（Jew-baiting）曾经风行一时，但犹太人在拳击方面崭露头角，并有犹太人成为拳击国手时受到抑制。由于政府军、文职人员必须宣誓成为基督徒，犹太人无法担任军、公职务。萨普桑·吉登由于改信基督教，成为英伦银行诸部门首长之一。1745年，詹姆士二世之孙查理·爱德华带着一批苏格兰军队进攻伦敦，要求乔治二世退位并恢复斯图亚特王朝时，民众对政府失却信赖，引起一阵恐慌，纷至银行提款。吉登领导犹太商人和大亨解救危机，他们将私有基金全倾于银行，在商业交易上，使自己能维持银行钞票的面额，银行尽其义务，信誉恢复，查理·爱德华遂被击退。
辉格党内阁为表示其谢意，特于1753年由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规定一切出生在外国居留英格兰或爱尔兰三年以上者，可以归化为英国人并享有公民权。（出生本地者，一出生即可入英籍。）上院贵族与主教均赞成，下院以96票对55票通过。但英国民众因不了解犹太人对解救银行危机的贡献，群起反对，送给议会的抗议书几乎来自英国的每个乡镇，教士和客栈老板联合上诉，商人阶级也控诉允许犹太人进行商业竞争将难以容忍。（那些投票赞成这一法案的主教，当街受到公众侮辱。）那久被遗忘的关于犹太人杀害基督徒祭神仪式的古老传说重新复活，数以百计的反对小册子、歌谣、漫画和讽刺嘲骂的文章充斥市面。妇女们在她们的衣服和胸襟上绘上十字架，装饰的缎带上也有“无犹太人，基督教始可永存！”的字样。辉格党的领袖们，唯恐下届选举被击败，终于取消了这一立法（175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