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歌德的敬重是否该仅限于我们叙述的范围，限于他笔下所写的《浮士德》与他在那个时代显示的智慧，或者我们应该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紧随这位永远在发展的气势非凡的伟人？他那无尽的智慧，使我们对他的敬重有增无减。
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大败普鲁士于耶拿。与普鲁士站在同一阵营的奥古斯都公爵，也在该战役中率其部将与法军对阵。溃散的部队及随后胜利的法军，进入魏玛，劫掠商店，侵占民房。16名阿尔萨蒂安军人进占了歌德的房子，克丽斯汀供应他们吃的、喝的和住宿。那天夜里，又有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军人闯了进来，在楼下找不到床铺可睡，于是冲到楼上歌德的卧室，挥着刀剑逼着歌德，强行要求住宿。克丽斯汀拦开了他们，好说歹说总算把这两个士兵请了出去，而后闩上大门。第二天（10月15日）拿破仑抵达魏玛，才恢复了秩序。拿破仑发布指示，不得侵扰“杰出的学者歌德，并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伟大的歌德及其家园”。拿破仑手下的几员大将拉纳、奈伊、奥格瑞乌等，向歌德道歉并致敬后才离去。歌德为克丽斯汀的勇气所感，决定与她结为夫妇。10月19日，他们正式结缡。歌德的母亲也给予祝福。她于1808年9月12日去世，歌德继承了她一半的财产。
1808年10月，拿破仑在爱尔福特主持了一个会议，与会者有6位君主和43位亲王，拿破仑还重新划定日耳曼的疆界。奥古斯都公爵也列席，他带了歌德做他的随员。拿破仑邀请歌德于10月2日晤面，歌德即应邀进谒。晤谈约一个小时，在座的尚有两位将领，塔莱朗及魏玛的司法官米勒。拿破仑恭维歌德老当益壮（其时歌德已59岁），垂询歌德的家中情形，并对《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大加批评。他对当时一般戏剧强调命运，颇不以为然。“为什么要相信命运呢？命运是操在自己手里的……歌德先生以为然否？”歌德作何答复，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据米勒的记载，歌德告辞后，拿破仑曾对他的将领们说：“大丈夫当如是！”
10月6日，拿破仑复抵魏玛，并从巴黎带来了一个剧团。这个剧团就在歌德的剧场里演出伏尔泰写的剧本《恺撒之死》。散戏后，拿破仑把歌德请到一旁讨论悲剧。他说：“严肃的戏剧对贵族与平民都是很好的教育，因为在某些方面，它凌驾于历史之上……你该把恺撒之死写得比伏尔泰更庄严才好，而且要显示出假使人民能给恺撒充裕的时间来实现他高尚的理想，那么恺撒（言下之意指的当然是拿破仑自己）必能把这个世界治理得至善至美。”稍后，他又说：“你一定要来巴黎！请务必接受这一邀请。在那里你可获得更宽阔的眼界，也能为你的诗找到无尽的题材。”后来拿破仑从莫斯科兵败班师回朝，再度经过魏玛时，还请法国驻德大使向歌德问候。
歌德说，拿破仑是“世界上迄今最伟大的心灵”。他颇赞同拿破仑对日耳曼的统治（歌德于1807年曾经记述），毕竟日耳曼还不成其为国家，只是一些七零八落的邦郡，而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已不复存在了。歌德似乎真觉得欧洲是应该统一的，尤其能够在像拿破仑这样杰出的领导人物的领导之下。对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他并不为之兴奋，虽然奥古斯都公爵再次率军抗法。他所受的教化是世界性的，使他没法太爱国。常有人请他写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歌词，他自觉没有这种情操。80岁时，他对埃克曼说：
在我没有恨的感觉时，怎么写得出充满仇恨的歌曲呢？虽说日耳曼摆脱法国的统治，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从来就不恨法国人。我怎么能够恨一个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一个有惠于我们本身的文化的国家？不论怎么说，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原不足取。文明的水准越低，仇恨才越强烈。而文明高到某种程度，仇恨就完全消失了。此时，人有一种高于国家的情操，他对邻国人民的祸福，正如对他自己的一样关切。这种水平才合乎我的天性，在我年届花甲之前，早已有此想法。
但愿欧洲的每个大国都有上百万这种“优良的欧洲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