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公爵在征得远行中的歌德的同意后，重新任命了一位枢密院的枢密长。于是，歌德得以请辞所有的公职，仅留下教育长一职，而且此后他对枢密院仅居于顾问性质。奥古斯都公爵是一个宽厚的人，不过如今他有了其他的知己，而且对歌德重新改写的《艾格蒙》中的半共和思想，他也不大喜欢。读者几乎已经把歌德忘了。他们接纳了一位新诗人席勒。读者对席勒的《强盗》一剧极为欣赏，而该剧满溢的反叛性与激烈的感情，对于已走向古典的秩序与收敛的歌德而言，似乎已显得荒谬而欠成熟了。夏洛特给予歌德冷淡的接待。对歌德一别经年，迟迟不归，对意大利的念念不忘等，夏洛特很是厌恶。也许是她已风闻罗马画室里那些模特的事也未可知。按夏洛特的记载，歌德返国后他们第一次的晤面“简直就是虚伪，我们之间什么也没谈，谈的尽是无聊的应酬话”。其后她即前往寇克堡小住，于是歌德便想到了克丽斯汀·乌尔皮乌斯。
克丽斯汀步入歌德的生命中，起于1788年7月12日，这天她替她哥哥带个口信。她23岁，在一家工厂做人造花。歌德为她的清新、单纯及初绽的女性美所动。于是歌德雇她到别墅来当管家，不久，她就做了他的情妇。她没有读过书，而且据歌德说“根本不懂得诗”。然而她很信赖地把自己交给了歌德，而且给他以肉体上的满足，这正是夏洛特拒绝的。1789年11月，她即将临盆，歌德把她带到魏玛的家，而且对外公开，此时除了在名分上，她已是歌德的妻子。夏洛特与朝臣们对他这种有失身份的行径，大表震惊。这种反应颇令歌德与克丽斯汀痛苦。不过，原是此中老手的奥古斯都公爵，还是愿意做这个孩子的教父。孩子在1789年圣诞节出生，严峻而宽厚的赫尔德在给孩子施洗后，替他命名为奥古斯都。
一向都是情人的歌德，如今也为人父了，他在他的儿子与那个小妇人中，得到了快乐。她为他理家，满怀爱意地依顺着他，即使有时并不懂他，对他生活起居上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歌德对一位朋友说：“从她第一次迈进这个门槛，我对她就只有喜爱。”在歌德眼中她唯一的缺点是，她比自己更爱酒，因此有些时候，她几乎醉到失态。她常去看戏，也常去跳舞，此时歌德则在家里把她写进他的新作《罗马挽歌》（R?mische Elegien，1789—1790年）里。其实《罗马挽歌》里毫无悲切的成分，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诗中用的是六韵步和五韵步的扬抑抑格挽诗音节之故。而且其主题也跟罗马无关，是写一个快乐的寡妇，我们不难由她看到克丽斯汀的面貌：
永恒的罗马，所有你神圣的墙垛内，
都充满了生命；然而于我，则全是寂静死灭的。
啊，谁会对我低语呢？何时我才得在窗前看到
那美丽而已枯萎的形象的再生……
不要丧气吧，我爱，说什么不久你也要降服！
相信我；你并不鲁莽，我信得过；
我只尊崇我所感……
伟大的亚历山大、恺撒、亨利、腓特烈，
会欣然给我以其一半的荣耀，
而我只能给他们一晚这卧榻；
可是，天呀！他们却让阎王管住了不放。
所以啊，你活着的快活起来吧，于你充满爱的家园，
在冥河的哀浪打湿你逃亡的双脚之前。
那个俏丽的寡妇，可能是在罗马的一段情，不过这几行诗句的热力，则是得自克丽斯汀无疑，不论怎么说，歌德不是在学艺术吗？——
然而这也得十分用心，以敏感的手，
显出她柔美的胸线，并让
聪慧的手指顺着光润的股线滑下，
就这样，我探索那个古雕塑家的手艺，
思量、比较、体会，
以有感的眼观察，
以能看的手感触。
魏玛的仕女们对歌德把女性的魅力做这种贬抑的呈露，颇为不悦。端庄的夏洛特对她心中英雄的堕落，也很是痛惜。连奥古斯都公爵也有些不快，好在不久就消气了。公爵夫人自意大利返国时，他派歌德前往威尼斯护侍她。歌德在意大利的这段期间（1790年3—6月）过得很不愉快。他很思念克丽斯汀，便把怒气发在意大利的店铺老板及写《现在与永远》（Venezianische Epigramme）上，这是他作品中最差的一部。
从威尼斯返回德国后，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在德国的青年中掀起了狂潮，也吓坏了德国的统治阶层。他的许多朋友，包括维兰德与赫尔德在内，都为法国君主专制的推翻而喝彩。歌德察觉到所有的君主专制政体都已受到威胁，他的立场与奥古斯都公爵一样，并建议公爵提高警觉。他说，有那么多的人“手里拿着风箱到处煽风点火，所以我看他们最好还是备点冷水”好管住烈火。他奉奥古斯都公爵之命，参与了第一次反法的联合阵线。瓦尔米之役他亲临其阵（1792年9月20日），在炮火中沉着应战，也分尝了失败的苦果。一位德国军官在日记中记道，有人问歌德对此役的观感，歌德回答说：“从此时此地开始，将展开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关于此话的真实性，我们无法证实。不论怎么说，歌德回到魏玛后，撰文猛力抨击革命，而此时革命已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1792—1794年）。
这种转变在歌德成长的自然发展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歌德已由热爱自由迈进对秩序的向往。他对民主政治制度不热心，他认为这种体制真要施行起来，必成为一个幼稚、无知、迷信而野蛮的国家。歌德在他自己的天地里是宽宏大量的，并把他的部分收入默默用作慈善工作，但是他远离群众。在群众或陌生人前，他既高傲又怯弱地不能跟别人打成一片，他只有在自己的家里才有快乐。1790年至1794年这几年里，歌德跌入一种抑郁的蛰伏状态，在此期间他觉察到席勒蓬勃的生命力与未可限量的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