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1797年（73岁）退出教坛，但一直到1798年继续出版主题生动的论文。虽然他是孤独的，但极度关心时事。安排德国、西班牙与法国之间和平的巴塞尔会议于1795年召开时，康德利用这个机会（有如圣皮埃尔神父参与1713年的乌特勒支会议）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永久和平》。
他先谦虚地描述“永久和平”正如给墓地做一个适当的碑铭，能令政治家高枕无忧，康德不希望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位“不会给国家带来危险的学界腐儒”。于是，取消了迎合时势的琐事，和平条款在巴塞尔签字。他参与起草，作为一位拟订维持和平首要条件的“六项初步条款”的委员。第一条款宣布一切秘密保留或追加条约的无效。第二条款禁止任何独立国家被他国并吞或统治。第三条款要求逐渐取消常备军队。第四条款保持国家不被“其他政体的暴力干涉”。第六条款要求两国交战不得“容许诸如雇用刺客或毒杀者……及在敌国煽动叛乱，这种敌对行动将在未来和平的时候，使互相信赖成为不可能”。
因为在承认无限统治权的国家之间，不能达成持久的和平，必须不断地努力发展一种国际秩序，才能为战争提供一个合法的代替品。因此，康德起草了一些能维持和平的“明确条款”：第一，“每一个国家的政体必须是共和制”，君主政体和贵族政治有造成频频战争的倾向，因为统治者和贵族们经常在战争中被保护不致丧失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也欣然地当作“国王的消遣”而从事战争。在共和政体里，“一切归之于全民去决定是否宣战”，而且他们要承担其后果。所以，“一个（共和制）国家的人民不会加入如此昂贵的一种游戏”。第二，“一切国际公理必须以自由国家联盟为基础”，这将不是一种超级国家，“事实上，战争并不像一般君主政体垂死状态那么无可救药的坏”。每个人都可以决定他自己的政府，但是单独的国家（至少在欧洲）应该联合成一个同盟，授权统治他们的永久关系。这个从不被放弃的理想，在具有相同道德规范的国家中，要求他们的人民去实践。这样一种冒险可能得到的结果，会比国际诈欺和暴戾频频发生更为不幸吗？最后，康德希望马基雅维利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在道德与政治之间不相背驰是必需的，只有“道德才能解开政治不能解开的结”。
康德显然对共和政体（这已经和一切最可怕的战争连在一起）存有谬见。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把“共和”的意义看作与其说是一种完全的民主，不如说是立宪的政府。他不信任没有束缚的人民的野蛮冲动，而且害怕普遍投票变成不学无术群众的授权，而压倒进步的少数和不一致的个人，但是他痛恨世袭的特权、阶级的自大及围绕在柯尼希山的农奴的境遇。他欢迎美国的革命，像他所看到的，照着他已经为欧洲制订的计划，美国正在产生独立州的联盟。他以几近年轻人的满腔热情追随法国大革命，即使在9月的大屠杀和恐怖时代之后，也是如此。
但是，几乎像所有启蒙运动的追随者一样，他对教育比革命更具信心。在某些方面，他感觉受到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我们必须允许孩子从婴儿开始就在各方面被给予完全的自由……让他……不致被其他的自由干涉。”不久，他收回了这种完全的自由。他承认一些教训的准绳，在性格的形成上是必需的，“教训的疏忽比教养的疏忽更有害，因为教养的缺失可以在日后生活中矫正过来”。工作是最好的教训，在教育的每一阶段应该给予要求。道德教育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应在年幼时就开始。因为人性包含了善与恶的种子，一切道德的增进基于淘汰恶的一面与培养善的一面。这种要求不是奖励和惩罚，而是强化责任的概念。
国家的教育不会比教会的教育更好，国家想造就服从的、柔顺的、爱国的人民，将教育托付由启蒙的学者与具公共精神的人领导的私人学堂那将更佳。因此，康德对巴塞笃的原则与学派倍加称赞。他对国立学校与教科书产生国家主义的偏颇感到遗憾，而期待全民平等时刻的到来。1784年，他出版了《世界主义观点的一般历史概念》，概述从迷信到启蒙的人类进步，只容许宗教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并吁请历史学家应当超越国家主义。
俨然是一个哲学家，他以进步、道德与才智的信仰来激昂他的心胸。1793年，他申斥门德尔松所谓的每个进步都被堕落勾销：
有许多证据，就全体人类及特别是我们自己与早期人类的比较，可看得到在道德向善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短暂的停顿并不能否定这种看法。种族之间持续堕落的呼声正方兴未艾，当一个人站在道德的更高层面，他看得更远些，而且他判断人类是什么，与他们应该是什么做一比较，则更为精确。
在康德一生的最后10年中，他早期的乐观主义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因为是普鲁士的反应及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权力的结盟。他过着隐居的生活，并秘密地从事忧郁的《遗著》（Opus Postumum）写作，这是他对人类的最后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