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腓特烈大帝，我们将永远不会有伊曼纽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腓特烈的怀疑主义和宗教宽容。腓特烈死后不到两年，康德已被普鲁士政府三缄其口了。
康德像腓特烈一样，是启蒙运动的崇拜者，而且——不管他策略上的犹豫——始终依靠着理性。他也像卢梭一样，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分子，致力于调和理性与感情、哲学与宗教、道德与反叛。他承受了父母虔信教派的沐浴，却跨向沃尔夫的理性主义。他全神贯注于哲学的异端，却投向《爱弥儿》中的“莎夫亚牧师信仰的自白”（Profession of Faith of the Savoyard Vicar）。他继承了洛克、莱布尼茨、伯克莱和休谟的神秘心理学，而试图用它救济休谟的科学和伏尔泰的宗教。他自己过着资产阶级式的规律生活，而且为法国的革命欢呼。孤独地处在东普鲁士，他对那个时代的一切精神思想有彻底了解而且加以归纳总结。
他出生在柯尼希山（1724年4月22日）多雾的海边，距离风光明媚的法国很远。有人对他的家族是苏格兰血统表示怀疑，但是康德自己告诉我们，他的祖父“在前世纪末（我不知道什么缘故）从苏格兰移居到普鲁士”。他的父亲约翰·乔治·康德与安娜·勒泰结婚，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意即“上帝与我们同在”）在他们11个子女中排行第四。他以自己生日当天圣徒的名字取为教名，为了避免德语发音成Tsant，他将姓Cant改为Kant。所有家族里的人都在虔信教派中成长，这种教派正如英国的监理会教，强迫信仰、忏悔与随时恳求上帝，而不同于正统的路德教派以居间的牧师在教堂里做礼拜。
康德从8岁到16岁参加了虔信教派一位传教士在柯尼希山建立的一所腓特烈长老会。学校作息从上午5点半做为时一个半小时的祷告开始，每节课后也要祷告。每天早晨要奉献一个小时在强调地狱之火的宗教训示上。历史课主要是讲《旧约》，而希腊史只从新希腊开始。星期日要参与一个盛大的宗教祈祷会。这种教育产生出来的毕业生一部分遵从美德，另一部分行为伪善，而大部分则带着忧郁的精神。后来康德愤恨这种虔敬与恐怖的沉重做作。他说他回想起那些时日，就会因为不安与战栗而不能自已。
1740年，他进入柯尼希山大学。在这里，他的恩师马丁·孔策虽然是一个虔信派教徒，却引导康德走向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孔策曾读过英国自然神教的教义，他谴责他们也讨论他们，而他至少留下了一些自然神教的怀疑给这个学生。在大学6年后，康德被邀请加入路德教派的牧师团，但他不顾曾经预期的舒适职位而加以拒绝。换取而来的是9年内他生活在贫困之中，当私人的家庭教师和继续研究。他的兴趣一直到1770年，可以说在科学而不是在神学方面。卢克莱修是他敬爱的作家之一。
1755年，康德接受博士学位，同时取得在大学讲课的资格，是其报酬仅凭学生决定给付学费多寡的无薪讲师（Privatdozent）或私人教师。他继续在那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度过了15个年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曾两度申请教授资格，都被拒绝。他仍然生活在潦倒之中，从一处漂泊到另一处，从不奢望结婚，直到59岁时从来没有拥有过属于他自己的家。他讲学的主题是广泛的，大概相当吸引各种程度的学生，他有自知之明，必须维持生计。当教师的康德必须绝对不同于以晦涩出名的作家康德。赫尔德，他的一个学生（1762—1764年），30年后用感激的回忆描述他说：
我得以认识一位哲学家作为我的老师非常幸运，在生命的初期里他溢满着年轻人欢欣的勇气，而且我相信，此种性情一直伴随他到老年。他舒展的颇富思想的眉睫，是无忧无虑的愉快与欢乐的所在，他的言谈充满着理想和富于暗示性。与生俱来的戏谑、妙语如珠及幽默的幻想，他的演讲既有益又有趣。他用同样的态度来批评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滕（Baumgarten）……及休谟，他研究牛顿、开普勒和其他物理学家的自然法则。他也对卢梭的著作给予一番探究……以一种声望没有结党或宗派，没有偏见或崇敬，面对真理的扩展和增进，对于他而言只是最轻微的影响，他鼓励并温和地迫使他的听众为他们自己去思想，专制与他的个性是格格不入的。这个人我以最大的谢意和敬意称他就是伊曼纽尔·康德。他的影子呈现在我的眼前，而且对我是那么的可贵。
假如我们记得康德在他57岁（1781年）以前的主要著作，我们将认为他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虽然这两个名词并不背道而驰。他的处女作《活力测定考》（1747年）是讨论在运动中物体是否被动量（mv）来决定的问题。（如笛卡儿和奥伊勒所说的）质量乘以速度，或者（如莱布尼茨所说的）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动能mv2），是否决定了物体在运动中的能力。康德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项惊人的成绩。7年以后，他写了一篇短论，讲地球每天自转的时间是否因潮汐的涨落而改变。同一年，康德出版了《地球衰老论》，对太阳每天能量的消耗及未来地球的凝结，提出了隐忧。
在1755年一篇有文采的论文《自然通史与天体论》中，这个冒险的31岁的青年给了“自然的一般史和天体的理论”。它是匿名出版，而且题献给腓特烈大帝，或许康德是唯恐引起神学家的麻烦并期望得到大帝的垂青。他将天与地的运转归之于机械的法则，但讨论结果，由于它的同位和美感，而证实了一种至高智慧（a supreme intelligence）的存在。为了解释太阳系的起源，康德提出了他的“星云说”（nebular hypothesis）：
我认为我们太阳系的一切物质……是在万物之初被分解成它的基本元素，并充满整个太空……在此物体于焉形成而各自运转……在太空中如此弥漫着，一种宇宙的静止仅能维持一刹那……一种密致的分散元素，由于它们的吸引力、结合……环绕它们小比重的万物，这些元素本身与它们结合的物质相连在一起，聚集在那些更密致的分子被发现的点上，这些同样地结合更密致的分子……
但是，自然有其他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分子才互相排斥，又由于它们与引力的冲突，把自然的持续生命带向前运动……这种反斥力量可以在液体汽化的弹力、强烈气味物体的流散及一切含酒精的物质的散布中得到证明。由于这种力量，元素能够落到吸引它们的点上，从它们的直线运动中，被转到旁边……它们垂直地落在附近，绕着它们落下的中心产生一种圆周运动。
康德相信所有星球已经——或者即将——汇集成这种行星和太阳的系统。而且，他加上了一个意义深长的句子“Die Sch?pfung ist niemals vollendet”——创造是从不完全的，那将永远继续下去。
这个1755年的“星云说”，与拉普拉斯（1796年）对它的校订，正如起源理论，是相当艰难的，但仍然有一个著名的现代天文学家的评价：“截至当代，我相信，康德论宇宙开辟说是科学上最佳的客观的概要。”这篇论文对我们的重要性是它指出康德不是一个神秘的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个被科学迷住的人，而且为调和科学方法与宗教信仰而奋斗。这是他一生工作的本质。
1756年，有如伏尔泰被1755年里斯本的大灾祸而将其从他的哲学深渊唤醒，康德出版了3篇有关地震的论文和1篇有关风的论文。1757年他写了一本《自然地理学的讲义概要》，1758年写了《运动与静止的新学说》。然后，他的兴趣扩大了，他把他的短论《有关乐观主义》（1759年）、《三段论法》（1762年）及《头脑的疾病》（1764年）——这里建议因工作的增加和细分，可能由于单调的反复而引起精神错乱——投稿到报上。1763年，他以一篇文章《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根据》而转移到神学方面，很明显，他对他宗教信仰的动摇感到不安。1764年，伯克的类似论文发表8年后，他写出了《美感与崇高感情的观察》。
有时，他想扩大他的进化论的宇宙开辟说到生物学，他精通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旧的形式已进化为新的形式的观念，而且他接受人类解剖学上本来就适合四足运动的看法。他仍然退回到完全机械论的生物学。“我也时时不知所以，认为盲目的自然的机械论是解释的根据。我相信我能给简单而自然的概念发现一条道路。但是我不断地破坏理性，因而我情愿在观念的无垠大海中冒险。”鲁道夫·拉斯普的新近发现，及在1765年出版的莱布尼茨失传已久的《人类悟性新论》，被康德读到，这些新得来的认识使康德转向知识论。他没有完全放弃在科学上的兴趣。1785年，他写了一篇《论月球中的火山》（On Volcanoes in the Moon）。但是他的科学研究和继承的神学之间的内在冲突，迫使他探求一种哲学的调和。
或许他的新方向，是被聘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时（1770年）引起的。对于一个46岁的男人而言，薪金少得可怜——每年167泰勒，1786年才慢慢升到225泰勒，1789年兼任大学理事和主任又升到726泰勒。习惯上，一个新任命的教授须提出以拉丁文写的就职论文，康德选了一个艰巨的主题“感觉与睿智世界的形式及原理”。康德运用一直流行在德国大学里的繁琐的哲学术语。所谓“感觉世界”（sensible world），他定义为由感官所知觉的世界，后来他又把它称作“现象的世界”或“呈现的世界”。所谓“理智世界”（intelligible world），他定义为由理智或理性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后来称为“立体的”或可想象的世界。我们从数学和科学应用于时间与空间的主观概念上，试图去了解感觉的世界。我们由于抛弃感官，从理智和形而上学对超感性来源和感觉世界的原因，来试图了解想象的世界。这里，康德已经铺下他的基本主题：时间和空间非客观的或感觉的对象，而是传承心灵特质与构造的知觉形式。此心灵非被动的承受者和感觉的产物，而是一个主动的作用者——带有承袭的样态和运作的法则——为了将感觉变成观念。
康德把这个基本的论题看作“未来即将完成的著作”。这个声明在1771年致马克思·赫兹的信中曾经显示，这位哲学家已经计划创作《纯粹理性批判》。经过12年的工夫，他将这本巨著于1781年公之于世，题献腓特烈大帝手下的教育与教会事务部长卡尔·冯·策德利茨。他有如大帝一样，是启蒙运动的崇拜者，而且支持出版自由。他的保护诚然可贵，但神学家们仍然可以发觉，在康德神秘的用语和表面上正统结论的后面，是基督教神学曾受到的最具破坏性的一种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