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意大利之外，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受到音乐的祝福与激荡。家里若没有乐器是不正常的，学校里教音乐就像上宗教课与阅读课一样。教会音乐已经衰微，因为科学、哲学、都市和工业使人心世俗化了。伟大的路德派赞美诗虽然还有人唱，但已经从教堂唱诗班移转到歌谣、短剧和歌剧了。约翰·彼得·舒尔茨（Johann Peter Schulz）的《通俗歌谣集》（Lieder im Volkston，1782年）为歌曲开辟了新纪元。从这时起，德国在运用音乐到抒情诗这方面已处于无可怀疑的领导地位。
钢琴构造机件改良，刺激了演奏会的普及和乐器演奏名家的兴起，演奏家约翰·舒伯特、阿布特·沃格勒、约翰·赫梅尔等人征服了众多的城市。1789年3月10日，年仅11岁的赫梅尔在德累斯顿举行独奏会，他不知道莫扎特也在观众席中，演奏会中，他看到并认出了他从前的老师。他的作品一演奏完毕，立即穿过聚集的人群，拥抱莫扎特，表达他的敬意和喜悦。阿布特·沃格勒在曼海姆，身兼礼拜堂牧师与音乐指挥二职（1773年）。作为一个音乐作家，他是那个世纪中最有创见和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作为演奏名家，他赢得了莫扎特的钦慕；作为教师，他造就了韦伯和迈尔贝尔；作为罗马教皇的使节，他穿蓝袜，同时进行每日的祷告与音乐演奏，有时让听众等他做完祈祷再演奏。这一切都给曼海姆城带来欢笑。
那时，曼海姆的管弦乐团由76个精选出来的音乐家组成，由身兼教师、指挥和小提琴独奏的克里斯蒂安·卡纳彼希很好地领导。福代斯爵士有名的评语说，德国领先各国有两个理由：普鲁士的军队和曼海姆的管弦乐团。莱比锡的布商公会管弦乐团名气只小一点点，演奏会的规模很庞大——节目上经常排出三四首，有时六首合奏曲；这种场面到处都有——剧场、教堂、大学、皇宫、酒店和公园皆然。这时，交响曲与合奏曲在管弦乐节目表上已并驾齐驱；1770年——甚至在海顿之前——这是公认的乐器演奏的最高表现形式。
这一时期数位作曲名家来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他的前妻生了7个孩子，其中威廉·弗里德曼和卡尔·菲利浦·伊曼纽尔享誉国际。他的第二个妻子生了13个孩子，其中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和约翰·克里斯蒂安在音乐上有杰出表现。前者生了一个小作曲家威廉·弗里德里希·厄恩斯特·巴赫，所以约翰·塞巴斯蒂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5个在音乐史上有地位的人。另一个是远亲约翰·埃伦斯特·巴赫，他在莱比锡随大师研究，成为魏玛的乐团指挥，也留下一些被人遗忘了的曲子。
威廉·弗里德曼·巴赫生于魏玛，他父亲的《优良整调键盘》（Wohltemperirte Klavier）的第一部分就是为了教他而写的。他进步神速，16岁时就已经是作曲家了。23岁时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的索芬礼拜堂的风琴师。由于在这里的职责轻松，他写了一些奏鸣曲、合奏曲和交响曲。1746年，他被选为哈勒的圣母纪念礼拜堂的风琴师，薪资与声名一并鹊起。他在那里逗留了18年，后来被称为“哈勒的巴赫”。他喜欢喝酒，仅次于音乐。1764年他辞职，此后20年，他往来于各都市之间，为人演奏或收学生，过的是仅可糊口的生活。1774年他定居柏林，1784年死于此地，穷困潦倒。
卡尔·菲利浦·伊曼纽尔·巴赫是左撇子，因此他的演奏只能限于风琴和钢琴。1734年，他进法兰克福大学，与格奥尔格·菲利浦·特勒曼颇为要好，后者是他的教父之一，他的名字有一部分是这个教父取的。1737年，他演奏一些他的作品，听众包含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听说皇太子腓特烈喜欢音乐，他到莱茵斯贝格自荐，并没有马上得到结果。不过，1740年腓特烈已经是国王了，任命他为波茨坦的礼拜堂管弦乐团的键盘音乐演奏师，他觉得为腓特烈神经质的长笛伴奏和在音乐上接受他的帝王权威是十分恼人的事。在管弦乐团服务16年后他辞职了，专心从事教学。他的论著《演奏键盘乐器的真技巧论》，从1753年开始写，标志着近代钢琴技巧的起点，海顿根据这部手册组成了他的钢琴作品。也由于这，莫扎特称他为“柏林的巴赫”：“他是父亲，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们之所以正确地学到一些东西，因为是跟他学的，任何人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无赖。”在作品里，伊曼纽尔有意从他父亲的对位风格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单纯的同音处理与曲调。1767年，他接受汉堡的教堂音乐的指导职位，在那里度过了最后21年的生命。1795年，海顿到汉堡去看他，结果发现约翰·塞巴斯蒂安的儿子中最伟大的一个，已经过世7年了。
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巴赫，在师从他的父亲和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之后，18岁时（1750年）在毕凯堡成为绍姆堡—里佩的威廉伯爵的宫廷乐师，28岁时当上了乐团指挥。他在这个宫廷28年之中的最大事件，是赫尔德来这里当教士（1771年）。赫尔德供给他一些激发灵感写作神剧、清唱剧和歌曲的题材。约翰·克里斯托夫追随他父亲的方法与精神，在岁月的变迁中失落了。
相反，最年幼的儿子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把他的音乐归属于意大利。他父亲死时他才15岁，他被送到柏林，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威廉·弗里德曼支持他、教导他。19岁时，他到博洛尼亚，那里的卡瓦列雷·阿戈斯蒂诺·里达伯爵出钱让他就学于巴德雷·马蒂尼。这个青年整个被意大利生活和天主教音乐迷住了，因而使他的信仰改宗，6年中所作的曲子都是献给天主教会的。1760年，他成为米兰天主教堂的风琴师，因而被称为“米兰的巴赫”。同时，意大利歌剧也使他在俗世音乐方面有杰出表现的野心，就像他在教会音乐的表现一样。他在托伦和那不勒斯（1761年）制作了一些歌剧，而他的米兰雇主们认为他作品中的那些爱情艳遇与他在天主教会中的地位不相称。于是他转移阵地到伦敦（1762年），他的歌剧在那里不寻常地长期连续上演。不久，他被任命为夏洛特·索菲亚王后的音乐老师。1764年，他欢迎年仅7岁的莫扎特到伦敦，还陪他玩钢琴作曲。这个小孩喜爱这位目前已有充分成就的音乐家，还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创作奏鸣曲、歌剧和交响曲的启发。1778年，巴赫到巴黎演出他的《高卢的阿马迪斯》（Amadis des Gaules）。他在那里又遇到已经22岁的莫扎特，仍然像15年前他们相遇时那般地愉快相处。“他是老实人，对人公正，”沃尔夫冈·莫扎特写信给他父亲时说，“我衷心喜爱他。”
总而言之，这是巴赫时代，从死于1619年的威特·巴赫到死于1845年的威廉·弗里德里希·埃伦斯特·巴赫，皆是文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中出名的约有60位巴赫，其中有53位是职业音乐家。有8位是他的先辈，5位是他的子孙，都具有充分的才气以致需在音乐辞典中各辟专文来介绍他们。众子之中有几位在生前得到了比约翰·塞巴斯蒂安享有的更大的名望。并非他们垄断了音乐的名声，演奏家生前通常会得到更大的喝彩，但死后不久就被遗忘了。像卡尔·弗里德里希·法施和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舒伯特等作曲家，他们的名望是足以和巴赫的孩子们对抗的。
回顾18世纪的下半叶，我们观察到音乐演进的几条特别线索。成长中的钢琴音域与力量，使音乐从字词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也鼓励了器乐曲的制作。音乐会听众的扩增和教会支配力的减弱，使作曲家离开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多音曲，而走向他的继承者更容易欣赏的和声。意大利歌剧的影响甚至及于器乐作品的旋律，然而另一个相对的运动，正为歌曲带来新的复杂性。反意大利歌剧运动到格鲁克时达到高峰，他提议使音乐附属于戏剧，结果仅使戏剧与音乐同样高贵。从另一条大道，这个“反动”开展了小歌剧，它的最高表现是《魔笛》。协奏大部转变为由一个独奏乐器和一支管弦乐团组成的协奏曲。奏鸣曲维持卡尔·菲利浦·伊曼纽尔·巴赫和海顿那样的古典风格，而四重奏变成了交响乐。一切皆已备妥，等待贝多芬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