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劳普斯多克的虔诚和格斯纳的温柔，浪漫主义运动推进到不敬的个人主义，展开了德国青年反抗道德和社会狂热的“狂飙运动”。宫廷里顽强的贵族政治，传教士衰颓的教条，商业阶层乏味地挖钱，官僚阶级无聊地例行公事，老学究傲慢地卖弄学问——这一切使年轻的日耳曼人注意到能力与剥夺职位的问题。他们听从卢梭自然与自由的呼唤，但是并不珍惜他神化了的“全体意志”。他们赞同卢梭，排斥唯物论、理性论和决定论，他们与莱辛一样喜欢莎士比亚的生动与不落俗套，而不喜欢高乃依与拉辛的拘束的古典主义。他们赞赏伏尔泰的睿智，然而发现他走过的地方总留下来一片荒地。他们对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感到震惊。歌德回忆说，“我们祝福美国人大获成功”“富兰克林与华盛顿的大名开始辉耀政治与战争的天空”。这些狂飙运动者（Stürmer und Dr?nger）陶醉于身体的青春与心灵的觉醒，而感叹老一代对年轻人的重压，也感叹国家压迫人民的心灵。他们追求原创力，追求直接体验与没有阻碍的表白，其中还有人以为他们的天分使他们免受法律的管制。他们以为时代站在他们那边，以为不久的将来就可看到他们的胜利。“噢，”歌德大呼起来，“默克和我年轻时，那真是一个可爱的时代！”
有些反叛者舍弃服饰的旧习，而代之以他们自己的习惯，借此表现他们的哲学。克里斯托夫·考夫曼不管走到哪里，都不戴帽子、不梳头发，衬衫敞开到肚脐眼上。不过这毕竟只是例外，大多数领导人物制定了禁止条令，避免这种服装上的倒行逆施，他们中有些人还过得很宽裕。歌德自己以剧本《葛兹·冯·伯利欣根》（1773年）成为狂飙运动的先驱。1774年，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成为浪漫主义成功的标志。席勒则以《强盗》（Die R?uber，1781）这个剧本加入运动。不过，这些复杂而不断进展的主脑人物很快就把这场竞赛留给一些更热烈但是根基不厚的年轻人去干。
约翰·默克是创始人之一。他的体格健康而硕壮。他完成了大学教育，在赫塞—达姆斯达特宫廷里是受欢迎的人物，当了会计长，以敏锐聪明和能力务实出名。歌德于1771年碰到他，印象颇佳，后来与他和赫尔德合办了一份批评刊物《法兰克福文艺新闻》。从那时起，这些反叛者最初被称为“法兰克福帮”。默克熟悉商业与政治，游遍德国，还到过俄国，他看到了也讽刺了财富的浮华、宫廷的沉闷和对农民的剥削。发现自己无力改变这些情况，他变得既辛辣又善讽。歌德叫他“靡菲斯特·默克”（Mephistopheles Merck），还把他自己和默克当作《浮士德》里的主角人物的部分样本。生意上的失败加上婚姻的不幸，使默克心神不安。他深陷债窟，萨克森—魏玛的公爵应歌德的请求而接济他。他成为长期忧郁的牺牲品，在50岁时自杀身亡（1791年）。
更可悲的是赖因霍尔德·伦兹的一生。他是立窝尼亚一个路德教派牧师的儿子，他脆弱的神经和容易激动的脾气在幼年时就因受到罪与地狱学说的重压而生病。他在科尼斯堡听了一段时间康德的讲课而有些起色。康德介绍卢梭的作品给他，不久伦兹说《新爱洛漪丝》是法国出版过的最好的书。他在斯特拉斯堡遇到歌德，着迷于他的积极性格，在思想和风格上模仿他，他的抒情诗写得太像歌德，竟然被收集在某些歌德的著作集里。接着他到塞森海姆，继歌德之后爱上了弗里德里克·布里翁，因作了一些热情的诗而得到她的赞赏。他保证说，如果她不回报他的爱，他就自杀。结果她没有回报，他也没有自杀。他应邀到魏玛去，受到歌德的善待。他嫉妒歌德的成就，嘲笑歌德与夏洛特·斯特恩的关系，被公爵强迫离开他的领地。他有相当的才具成为诗人和戏剧家。他的剧本之一《军人》（Die Soldaten）尖锐地讥讽阶级差别和资产阶级的生活。它的中心人物是一个中产阶级女孩，想和一个军官结婚不成，变成娼妓向未被她认出的父亲招揽生意。伦兹自己不能安定地稳住脚跟，一个职位再换一个职位，一次失败再加一次失败，患了一连串的疯癫，不断寻求自杀，终于死于精神失常（1792年）。
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Maximilian von Klinger）是狂飙运动中最聪明的一位。他贬斥这个世界，却占据其中的高位。他沉浸在他剧本中的激烈言辞里，又成为多尔巴特大学的评议员。他享尽了年轻人放浪不羁的生活，而且活到79岁高龄。歌德写下了很有见地的名句：“女孩子，我们爱的是她们目前的样子；年轻的男孩，我们爱的是他们将来可能的样子。”这里指的就是他。克林格的剧本《狂飙》（Sturm und Drang，1776年）写于24岁，把名字和情调赋给了这个运动。它讲了欧洲的反叛者移居美洲，希望找到他们自己的自由出路，他的言谈是狂迈和热情的，他的信条是天才应免受所有规则的约束。克林格服务于奥俄联军，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私生女结婚，然后接受教授职位，成为那个国家的栋梁。
威廉·海因森（Wilhelm Heinse）给狂飙运动增加了一部小说《阿尔丁赫洛》（Ardinghello，1787年），它把君主专制、虚无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非道德主义和权力意志联合在一个荒淫而犯罪的欢宴上。这个英雄说，罪不是罪，只要是勇敢的；唯一真正的罪是懦弱，最真实的美德是身体的强健与意志的勇气。人生是基本本能的张扬，如果我们把这些本能看成不道德的，我们就失去了标志。于是，阿尔丁赫洛只要有机会或一时兴起，就诱惑女人，谋害人命，而且把他不受拘束的热情看成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他描述汉尼拔的勋业，尊他为超人，还问道：“成千上万的人算得了什么——他们的一生加起来也不及他的一小时——比比这个唯一的人！”他设立了一个所谓共产社会，女人共有，女人参政，崇拜本能。
在狂飙运动的混乱旋风里，有些占优势的观念赋予这个运动特质和影响。它大多数的领袖来自中产阶级，他们从反抗生来的特权、官方的傲慢和高级教士把得自农民的什一税用来欢宴等开展他们反对当时社会的运动。他们一致同情农民的命运，将农奴或自由农民的性格理想化。他们向妇女挑战，要她们放弃时髦和用鲸箍扩大的裙子，放弃她们的矫情、随时随地的晕倒术和柔顺的虔敬，也呼吁她们分享自由心灵和遨游四方的男性的刺激生活。他们把宗教重新定义为一些人的心灵的神圣启悟，此等心灵的才具是创造的动力与世界不可思议的一部分，他们以为自然就是上帝，而归结说，合乎自然就是神圣。他们拿中世纪的浮士德的传说作为突破所有传统障碍、习规、道德或法律的对知识的渴望与燃烧的野心的象征。马勒·穆勒（Maler Müller）早在歌德之前就写了一个剧本《浮士德的一生》（Faustus Leben），“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感觉到他的全部力量，感到命运加给他的束缚而试图摆脱它，谁有这样的勇气像他那般走完那个行程”。
狂飙运动的热情与夸张表现了它是知性上的青春期，少数人的呼声注定上扬而又冷静下来。这次运动没有获得普遍的支持，因为传统与一般人民总是互相依存的。他们发觉自己在日耳曼的生活结构里缺乏基础后，狂飙运动者与各邦君主和平相处，也像法国的哲学家们一样，相信开明的统治者会引导知性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革。赫尔德、歌德和席勒年轻时接触这个运动，在火焰衰退时撤退出来，他们剪短了他们的利爪，收敛羽翼，很感激地接受魏玛温和君主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