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需要再次提醒自己，18世纪的德意志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一群近乎独立自主的邦国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形式上他们接受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导，并偶尔派遣代表参加帝国国会或皇家议会，但其主要功能是听演讲、忍受各种仪式和推选皇帝。这些邦国有共通的语言、文学和艺术，但在礼节、服饰、币制、宗教信仰等方面各不相同。这种政治上的割据有一些好处：各式各样的亲王宫廷有益于刺激文化的多彩多姿。各国军队规模小，不致联合起来构成对欧洲的威胁。由于向外移民容易，宗教、风俗和法律上的宽容在相当程度上对邦国、教会与人民构成有力的影响。理论上，每位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因为新教的信仰准许“各国国王的神权”。不承认神圣权利而只承认他的军队力量的腓特烈，讽刺说：“大多数小君主，尤其是日耳曼的小君主，以无止境的奢华来毁灭他们自己，他们是被他们幻想的伟大导入歧途了……连一个受册封的王朝的最小王子的最小儿子都把自己幻想成路易十四那么大。他也盖起他的凡尔赛宫，养一批情妇，拥有一支军队……（自以为）强得足以在意大利维罗纳的战场上大打一仗……”
诸侯国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萨克森。它的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都二世与玛丽亚·特蕾莎联手反抗腓特烈大帝时，它的艺术与光荣的时代就结束了。1760年，狠心的腓特烈大帝炮轰德累斯顿并将之摧毁，选帝侯流亡波兰而为奥古斯都三世，后死于1763年。他的孙子腓特烈·奥古斯都三世承继选帝侯之位时年仅13岁，博得了“正义王”（Der Gerechte）的美名，使萨克森成为王国（1806年），直至去世（1827年）仍保有王位。
符登堡公爵卡尔·尤金是席勒的朋友和敌人。他向他的臣民收税的机巧用之不尽，又将其部队中的1万名军人卖给法国，维持着卡萨诺瓦所说的“欧洲最富丽的宫廷”，他有一座法国式戏院、意大利式歌剧院和成群的妻妾。更重要的是卡尔·奥古斯都，他是1775年至1828年萨克森—魏玛的摄政大公。不过我们将从更有利的角度，通过那些环绕他而使他的统治光辉灿烂的巨星来了解他——维兰德、赫尔德、歌德和席勒。他是那时几个小“开明专制君主”之一，在受了伏尔泰的影响和腓特烈的模范带动下，对德意志的觉醒有所贡献。管辖明斯特、科隆、特里尔、美因茨、符腾堡、班贝格几个地方的大主教们也加入这一行列，他们使学校和医院倍增，查核宫廷的奢侈浪费，缓和阶级差别，改革狱政，扩展贫民救济，也改善了工业与贸易情况。伯克记载说：“很难发现、也很难想象哪个政府会比这些教会的主教更温厚、更宽大为怀。”
然而，在大多数日耳曼邦国中仍然强调阶级差别，并将其视为控制社会技巧的一部分。贵族、僧侣、军官、专业人员、商人和农民，构成差别巨大的阶级。每个阶级还分做许多等级，每一等级皆极为轻视它的下一等级。阶级外的通婚近乎无法想象，不过有些商人和资本家以金钱收买到高贵的地位。贵族把持着军队与政府的高层官位，他们中有许多是靠勇猛和竞争赢得了他们的特权。但也有许多只是寄生虫，他们身穿礼服，在宫廷里争夺社会的优先权，还在语言、哲学和奉承仕女方面追赶法国式的时髦。
西部的德意志亲王、高级教士和贵族们，1780年将农民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因而促使了农村的普遍繁荣。赖因霍尔德·伦兹以为，比起那些斤斤计较的商人或趾高气扬的年轻贵族，农民算是较好的人类——他们单纯、真挚而又朴实。海因里希·荣格的自传（1777年）使农村生活中的日常劳动和季节性的庆典理想化。赫尔德发现农村的民歌比书本上的诗歌更真实、深邃。歌德在他的《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一描写葡萄收成的庆典使全区“充满了烟火、歌声与酒的快乐”。这只是日耳曼景象的一面；另一面是辛劳的工作和苛税，女人30岁而老，没受过教育的孩童穿着破烂的衣裳在街上行乞。1770年，伊娃·柯尼希告诉莱辛说：“在一个车站里有80个乞丐对我蜂拥而来……在慕尼黑，好几家人追在我后面，大声呼喊着决不要让他们饿死。”
18世纪，家庭比起邦国或学校来更为重要。日耳曼人的家庭是道德教养、社会秩序与经济活动的根源与中心。孩子们学会了服从严厉的父亲，在慈爱的母亲那里寻求安慰，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分担了各色各样的、塞满一整天的刻板的工作。席勒的《铃之歌》（Song of the Bell）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图画，“家庭主妇很温柔……聪慧地管理家务，教养女孩，管教男孩，而利用所有节省下来的时间纺纱”。妻子服从丈夫，然而她是孩子们的偶像。离开家里，除非是在宫廷，男人们不让女人参加他们的社交生活，她们的谈吐既无聊又鄙俗。宫廷里有许多有教养和仪态优雅的女士。埃克曼认为她们有些能“写出风格卓越的作品，而在这方面超出我们最有名的一些作家”。在德国，如同在法国一样，上层社会的女人必须学会昏倒的技巧，而且准备随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宫廷道德在饮酒、赌博、私通和离婚方面的老师是法国。根据斯塔尔夫人的说法，有头衔的仕女更换丈夫“就像戏剧中安排插曲那般轻易”，而“精神上也没什么痛苦”。君主们竞相败德乱行，把他们的军人卖给他国的统治者。赫塞·卡塞尔的领主建造辉煌的宫殿，支持奢华的宫廷生活，用的都是他贩卖军人的收入。总之，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日耳曼诸王卖了——或者用他们的话说，“借了”——3万军人给英国而赚得50万英镑，其中1.25万人没有回来。普鲁士以外的18世纪的日耳曼人回想起17世纪的恐怖，对战争已没有兴趣，“民族性”由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显然是会有所转变的。
比起天主教区，宗教在德意志是更附属于国家的。由于分裂为许多教团，它没有可怕的教皇来配合教义、战略和防卫。教团的领袖由君主任命，经费则依赖君主。中下阶层的信仰是强固的。只有贵族、知识分子和一些僧侣才会感染从英、法进入的无信仰的风潮。莱茵地区住的大多是天主教徒，而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阶段里，我们看到兴起了一种向教皇权威勇猛挑战的运动。
1763年，特里尔的助理主教约翰·尼古拉斯·洪特海姆以尤斯蒂努斯·费布罗纽斯的假名出版了《论教会国家及罗马教皇的合法权利》（De Statu Ecclesiae et Legitimate Potestate Romani Pontificis）。这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与葡萄牙文，它引起的骚动传遍了全西欧。费布罗纽斯承认教皇的优越地位，但只视教廷为荣誉和执行的行政机构。教皇并非不会犯错，应该由他决定召开教会中有最高立法权威的宗教会议而使诉愿成为可能。这位作者不信任罗马教廷的秘密和保守的影响力，而暗示教权的过度集中产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分权或许会使新教徒易于返回天主教会。在非神的而是世俗的法律问题方面，诸王有权拒不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力；如果必要，他们还可以把他们的国家教会与罗马分离开来。教皇谴责了这（1764年2月），它却成为“各国政府每日的祷告书”。我们也看到了它对约瑟夫二世的影响。
科隆、特里尔、美因茨、萨尔斯堡等地的大主教支持费布罗纽斯的看法。他们想脱离教皇而独立的渴望，如同各诸侯国想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1786年9月25日，他们发表了《埃姆斯临时协议》（Punctation of Ems），这项协议如果付诸实现，是可能产生新的宗教改革的：
教皇是而且依然是教会中的最高权威……然而教皇的那些特权并非起源于基督教起初的几个世纪，而是以虚伪的以撒多拉的教皇教令集为依据，这对各地主教是不利的……而不能继续被认为有效。它们是罗马教廷各种掠夺行为中的一部分，主教们有权（因为和平的抗议不可得）在罗马——日耳曼的皇帝的保障下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再向罗马有所请求……教团不该再接受外国的统治者的指令，也不该出席德意志以外的任何宗教大会。不应该对罗马继续奉献……出缺的圣职不该由罗马而应从本土的候选人中依正规程序选出来递补……应由一个日耳曼民族宗教会议来处理此等及其他事务。
日耳曼的主教们因害怕教廷的财政力量而没有支持这项宣言。再者，要他们以迫近而直接的、很难闪避的日耳曼君主的权威，来取代那偏远的罗马霸权，他们就有所犹豫了。刚发难的反叛就这样崩溃了。洪特海姆取消前言（1788年），大主教们也撤销他们的“协议”（1789年），一切如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