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引起欧洲的敬畏，盗取西里西亚，打败联合起来对抗他的半个欧洲，嘲笑宗教，冷落自己的婚姻，给伏尔泰上了几堂哲学课，而且只为了防范俄国的并吞而把波兰拆掉一条腿的怪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打完了“七年战争”而消沉地带着胜利回来，进入柏林（1763年3月30日）接受百姓热烈的欢呼时，看起来不只像妖怪，更像鬼魂。他写信给阿尔让斯时说：“我回到一个城市，我只认得这里的城墙，我找不到一个熟人，那里有一件重责大任等待我去完成，不久，这里将是我不受战争、灾难与人们恶行骚扰的最后安息之地。”他的皮肤表面干枯而起皱，蓝灰色的眼睛阴郁而深陷，脸上刻画着征战与苦痛的痕迹，唯有鼻子还保留他帝王的威严。那时他老以为这样延续的战争会长期消耗他的体力、精神与意志，他恐怕活不久，但他那有节制的习惯使他多活了23年。他吃喝俭省，一点也不奢华。他在波茨坦新宫里的起居和服饰，好像他仍然处身军旅似的，他极不喜欢让部下来侍候。到了晚年，他放弃修脸，只是偶尔用剪刀剪一下胡子而已，传言说他不常洗澡。
战争铸成了他坚忍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始于对他父亲暴戾性格的反抗。受罚的军人在执刑鞭打的行列里跑36个来回时，他却无动于衷，静静地旁观。他的秘密特务、突然的侵扰、恶言谩骂、吝于给俸及使人透不过气的创制新规与控制，类似的各种琐碎的命令，使他的官员和将军们困扰不堪。他从未赢得他的弟弟亨利王子的爱心，这位弟弟在外交与战争方面为他提供了有力与忠诚的服务。他有过几个女性朋友，但她们怕他而不爱他，也没有一个获准进入他内部的生活圈。他尊敬他那位被冷落的王后，在战后荣归时带给她价值2.5万泰勒的礼物，使她惊喜，但他是否与她同过床值得怀疑。不过，她尽心地爱他，视他为乱世的英雄和极负责任的领导者。她称呼他为“我们亲爱的国王”，“我爱慕崇敬的君主”。他没有孩子，与他的狗群形影不离。夜间经常会有两只狗睡在他房间里，可能充当警卫。有时他抱上其中的一只与他同睡，用动物的体温来温暖自己。他的最后一只狗死去时，他“哭了一整天”。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但这一点我们也仅能臆测而已。
在他勇武的盔甲之下隐藏着不常公开显露的温柔。他母亲去世时他痛哭流涕，并以真挚的深情来回报他妹妹威廉明妮对他的忠诚。他对甥女们的慈爱无微不至。他取笑卢梭的情操，但原谅卢梭的敌视，基督教世界驱逐卢梭时，他为卢梭提供庇护所。他严格训练部队之后，接着便拿起笛子吹奏优美的曲调。他编写过奏鸣曲、协奏曲和交响乐，也参加这些曲子在他宫廷中的演出。博学的伯尔尼在那里听过他的演奏，说他吹奏得“很精确，节奏干净利落而一致，指法卓越，纯净又单纯的审美力，非常精巧的技法，他的每件作品都同样的完美”。然而，伯尔尼接着说：“在某些困难的音节里……大王不得不违规地吸口气，以便所有的音节奏完。”后来，他呼吸越来越短促，而且掉了几颗前齿，迫使他放弃了长笛的吹奏，但仍然保留了对琴键的研究。
他仅次于音乐的娱乐是哲学。他喜欢邀请一两位哲学家聚餐，借他们来苛评教区的牧师和鼓舞他的将领。他与伏尔泰讨论时，仍然保持自己的看法。而大多数哲学家倾向于教条与妄想时，他依然是一个怀疑论者。他是近世第一个公然主张不可知论的统治者，但他不公开攻击宗教，他认为“我们有充足的不同等级的可能，来确定死后的存在是没有的”。他反对霍尔巴赫的决定论，霍氏主张（好比说一个人是意志的化身）心灵主动地创发感觉，而且我们的生理冲动可以经过教育而为理性控制。他最喜爱的哲学家是“我的朋友卢克莱修……我的好皇帝马可·奥勒留”。他认为后世没有在他们之上增加什么重要的哲理。
他同意伏尔泰的看法，相信“大众”繁殖得太快了，而且过于劳碌，没有时间接受真正的教育。群众对宗教信仰的失望，势将把他们引向政治的暴力。腓特烈指出：“启蒙运动，对于上层人士而言，仿佛是天赐的光芒，而群众却视之为制造毁灭的火把。”这一远见，可以由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1792年“九月大屠杀”（the September Massacres）和“1793年的恐怖时代”（the Terror of 1793）的一段史实得到验证。1759年4月，他对伏尔泰说：“让我们承认这个真理：哲学与艺术只分布在少数人身上。而广大的群众……仍是停留在自然界塑造他们的老样子，是怀有恶意的动物。”他称呼人类（半幽默地）为“这个受诅咒的种族”（diese verdammte Rasse），还嘲笑仁爱与太平的乌托邦：
迷信、自私自利、复仇的习性、叛逆及忘恩负义，在世界末日前夕总会产生流血与悲剧的下场。因为我们受制于情欲而绝少为理性所治。战争、诉讼、劫掠、瘟疫、地震与破产永不休止……由于事实如此，我以为这是必然的……但我常常这样想，如果这个宇宙是一个仁慈的造物者创造的，他应该使我们比我们现在的样子更快乐些……人心是脆弱的。世上有3/4以上的人类是生来执迷不悟的。从他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害怕魔鬼与地狱的迷惑，而他们又嫌恶试图开导他们的智者……我在他们身上找寻神学家断定与他们有关的上帝的形象的努力是白费工夫了。每个人都带有兽性，很少有人能束缚它。若没有严厉的法律束缚他们，大多数人将为所欲为。
腓特烈的结论是，把政府让给大多数人来支配是会带来灾祸的。民主政治为了生存，就该像其他政府一样，必须由少数人来劝服大多数人愿意接受少数人的领导。与拿破仑一样，腓特烈以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革命中，贵族总是存在的”。他相信世袭的贵族能展现荣誉与忠诚的意识和牺牲个人的巨大利益以服务国家的意愿，这是不能期待于那些从财富竞赛中产生的中产阶级才子的。因而，在战争结束后，他用年轻的地主来取代大部分出生于军旅的中级军官。然而，那些骄傲的贵族很可能成为割据与纷乱的来源和剥削的工具，所以国家应由君主发挥绝对的权力，来防止分裂和防范老百姓受到阶级的不平等。
腓特烈喜欢把自己想象为国家与人民的仆人。这也许是为了掩饰他权力欲望的借口，然而他的确以实际行动表现了此种想法。对于他而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他愿为它牺牲自己和别人。对于他来说，这种效劳国家的需要凌驾了个人的道德律则。十诫也不约束国家。所有的政府都同意这种实际主义的政治，有些君主还采纳君权是神职的看法。腓特烈与伏尔泰接触之后才有了后面这一概念，哲学家们也是在与腓特烈接触之后才发挥了他们的“勤王论”（thèse royale）主张——认为改革与进步的最大希望在于国君的开明。
虽然他从事许多战争，他还是成为法国哲学家的偶像，甚至也软化了善良的卢梭的敌意。达朗贝尔一直不接受腓特烈的邀约，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腓特烈的称赞。他写信给腓特烈说：“陛下，各地的哲学家与文人长期以来尊您为他们的领袖与楷模。”这位数学家最后屈服于不断邀请，于1763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与腓特烈在波茨坦相聚。亲密（加上一笔恩俸）并没有减少达朗贝尔的敬意。他欣赏腓特烈那种不拘小节的作风，及他谈论战争、政府、文学与哲学的见解。他告诉朱丽·莱斯皮纳斯说，国王的见解谈论远胜过当时法国最优雅的言词。1776年达朗贝尔因朱丽的死去而伤心欲绝时，腓特烈寄给他一封信，表现出这位国王的睿智和温柔的感情：
对加之于你的不幸我深感难过……心灵的创痛是最令人感伤的，也……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它们……在我遭遇的不幸里，从此类的损失中我得到了太多的经验。最好的治疗法是强迫自己转移心智的方向……你当选择从事一些需经常应用的几何学研究……西塞罗为了在他所爱的都利亚死去时安慰自己而奋力写作……在你我这般年岁，应该看得开而易接受抚慰。因为，不要多久我们将与那些悲恸失去的人相会。
他敦促达朗贝尔再度到波茨坦。“我们可以一起思考关于人生的虚无……斯多葛学派的浮夸……若能消解你的哀恸，我会像打胜仗一样感到快慰。”此点显示如果他不是十足的哲学家皇帝，至少是一位喜爱哲学家的国君。
对伏尔泰的情形却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在柏林与波茨坦发生的争执，及在法兰克福腓特烈逮捕伏尔泰的事情，给伏尔泰留下了比悲哀更深的伤害。这位哲学家感受的苦痛比这个国君更长、更久。他告诉利涅亲王说腓特烈“不知感恩，他唯一知道感恩的是他在莫尔维茨之役战败逃亡时所乘的那匹马”。那个世纪中最杰出的两位人物重新恢复通信，是在伏尔泰写信劝那个绝望的斗士不要自杀时开始的。不久，他们又互相责骂和恭维。伏尔泰提醒腓特烈自己与甥女在这位国君的部属手上失去的颜面。腓特烈回答说：“假若你不是与这样一个为你的才华着迷的人有关系，你绝不能如此安然地脱免……想想发生的一切，而别让我再听到你那位令人厌烦的甥女。”不过，这位国王接着又很令人陶醉地安抚了一下他那位哲学家的自我（philosophic ego）：
你期望听到一些恭维的话吗？很好，我这就告诉你一些真相吧。我敬佩你是因为你是多少年代来曾有过的最卓越的天才。我崇拜你的诗，我爱你的散文……在你之前没有一个作者感触像你那么深锐，风格像你那么稳固而纤细……你交谈时很吸引人，你知道如何取悦人，同时教导人。你是我认识的最具有吸引力的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出生的时代。虽然我来得太迟，但我已经无所遗憾，因为我曾经见过伏尔泰……而他常写信给我。
这位国王以实际的贡献支持伏尔泰为卡拉斯家族与塞尔丰家族而从事的宗教论争，还赞同他反对不名誉事件的战争，但他没有和那些哲学家一样信赖人类的启蒙。在理性与迷信的竞争上，他预测迷信会获得胜利。他在1766年9月13日写给伏尔泰的信上说：
你从事的伟大使命将会开启某些年轻人的眼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着多少笨瓜不愿动脑筋啊！……相信我吧，如果哲学家们创设一个政府，不出半个世纪人们又会造出新的迷信……崇拜的对象或许会变，就像你们法国式的时髦。但是，不管人们拜倒在未发酵的面包之前，在牡牛阿匹斯（Apis）之前，在藏匿摩西十诫的约柜（the Ark of the Covenant）之前，或在石像之前，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值得去选择这种麻烦的。迷信依旧存在，只有理性徒劳无获。
承认宗教是一种人性的需要，腓特烈与它和平相处，而且以充分的宽容来保护它各种平和的形式。征服西里西亚之后，他容许天主教不受骚扰，只是把布雷斯劳大学开放给所有的信仰者，此前这所大学仅容纳天主教徒。他欢迎那些被天主教诸王驱逐，而在他“不可知论”的统治之下寻求庇护的耶稣会教士。他对穆斯林、犹太人和无神论者一视同仁，善加保护。而且，康德在他的统治领域内实现了他演讲、教学与写作的自由，在腓特烈死后这种自由受到尖锐的非难而终告结束。在这种宽容之下，大多数宗教组织在普鲁士衰落了。1780年，在柏林1000人中有1个教士，在慕尼黑则有30个。腓特烈认为宽容将使天主教结束。“要复兴天主教会需要奇迹，”1767年，他写信给伏尔泰说，“它受到了可怕的中风的袭击，不过你还有埋葬它和为它写墓志铭的慰藉。”这位最彻底的怀疑论者暂时忘记了对怀疑论保持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