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状况、种族、宗教和政治情形都是波兰先天的敌人。它的国土面积与法国相当，就1715年的疆界而言，西自奥得河起，东则一直延伸至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然而，它没有高山、大河的天然疆界在东西两界作为国防上的屏障。其国名本源自“Pole”（意即田野或可耕地），而该字正是平原之意。它本土上可以说只有一个出海口，即但泽。另外的维斯图拉河出海处，因为太接近普鲁士，所以根本谈不上防卫。民族的构成也不单纯：占多数的波兰人有650万人之多（1715年），还有德国人、犹太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等少数民族，互相火拼，尤其是条顿人和斯拉夫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世仇。宗教上也不统一，罗马天主教教徒占多数，统治并压迫“异教徒”，包括新教徒、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本身也不团结。政治上更无团结力可言，因为最高权力掌握在完全由贵族组成的国会手中，而每位代表凭其自由否决权，可以取消其他代表的任何提案，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任何会期或任何一期国会中途夭折。国王由国会选举，同时一切遵照“约定”，这是他签了名作为选他的交换条件，其实即使有任何接替王位和获得稳固的支持力的保证，他也实行不了长期政策。贵族要求毫无限制的立法权，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完全自由地管理其土地与奴隶。然而，自由的精义就是它本身也要受限制。它不受限制时，那也就等于被宣告死亡而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了。索别斯克之后的波兰史，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大事记。
几乎全国的土地都由封建体系下的农奴耕作，但农奴毫无上诉权。虽然地主有时显得非常仁慈，但他们通常更像是专制君主。农奴不但要交给他们要求的生产量，同时每周要在田庄内工作两三天，作为对主人恩德的报答。幸好，波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民尚能糊口。但是，库克西形容他们“比我在旅游中见过的所有百姓还要穷困、贫贱和悲惨”。他们的主人只是低阶的贵族或乡绅（Szlachta）而已，他们还要向他们头上的几百位拥有或控制广大地区的大地主效忠，绅士阶级充任国家行政机构的大部分职位。理论上他们也控制国会，事实上，波兰的政治是由大地主或其家族控制的，他们以经济上的影响力或直接以贿赂手段，操纵绅士阶级彼此明争暗斗。
在波兰，家族仍然保留其超越国家的原始优先权，拉德兹维尔、普土克斯、卡扎托斯克斯三大豪门，其个别的家族情感紧密结合的程度，胜过任何国家民族的同属感所能产生的联结力。在此意义下，爱国心的表现成为对父亲的尊重，尤其是对族中长老的尊重。家族如同机构一样地刻板，因为那是经济生产和道德纪律的单位。因而，在此制度下从来没有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没有子孙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为政的情形。一般说来，孩子们都留在祖产的事业上，而只要其父仍在，就完全听命于父亲。家族因为权威的统一而飞黄腾达，缺少这种统一性的，则势力日减。所有家族的财富都由父辈们集中管制，很多家族由于其产物与出口的再投资利润，财富不断累积。结果，竟有一些家族在财富方面超过国王。18世纪，波兰20大家族每一家族每年在家务开支上，都要花上20万利维尔，权势赫赫的家族将自己的家当作宫廷，既有家臣、私有军队、无数的侍仆，又有类似皇家的排场。比如卡诺尔·拉德兹维尔，他的领地有半个爱尔兰那么大，在1789年一次4000名宾客的大宴中，就花了100万马克。
波兰最有名的家族是卡扎托斯克斯，家喻户晓，被直称为“大家族”。自15世纪以来，它一直占有王侯之位，同时与1384年至1572年统治波兰的乔治尔奥家族联婚。立陶宛副首相卡斯米尔兹·卡扎托斯克斯亲王与伊莎贝拉·莫施蒂因的婚姻（1741年），也使这一家族吸收了法国文化。她带给他3位有名的孩子，其一为弗雷德里·米西尔，后来成为立陶宛的首相；其二为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后来成为“红俄罗斯”有王权的亲王；其三为康斯坦蒂娅，她与斯坦尼斯拉斯一世结婚后，生有一子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个孩子后来成为波兰历史上最富悲剧性的人物。
卡扎托斯克斯家族另一渐趋明显的特色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其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衍生。他们很早以对俘虏行人道的待遇而闻名。当时一位人士说：“若我生而为奴隶，我愿意做亚历山大·奥古斯都·卡扎托斯克斯亲王的奴隶。”他们建学校给小孩子们就学，供给他们教科书，建教室、医院和模范乡村。他们召来老师与学者，在其位于普劳维（Pulawy）的田庄与别墅里，为国家教导出生于任何阶级的有为青年。政治上，他们极力反对自由否决权的行使，因为他们主张建立有效率的政府。但是，许多家族反对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否决权是他们防止君主集权专制的唯一方法。其中最强硬的反对派是普土克斯家族，这一家族的领导人物弗里希·波托茨基侯爵，在乌克兰有300万英亩的领地，他巡视时，可以从任一方向行30英里，而不出其领域。
16世纪，工业与商业曾使波兰国家壮大，城镇繁荣，然而地主与受地主摆布的国会两者的敌视，导致其发展停滞不前。很多城市恰好坐落在封侯的私有领地内，而这些封侯力赞农业反对工业，因为他们唯恐独立的中产阶级会因之兴起。此外，庄园内的农奴手工业的竞争，使城镇的工业受挫。安东尼·波托茨基于1744年写道：“城市荒芜得很，我们只要一望即知，除了华沙一地外，全国第一大的城镇大概只有盗匪巢穴一般的规模而已。”利沃夫（Lvov）的街道杂草丛生，有些广场已成旷野。克拉科昔日为欧洲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沦落为只剩9000居民的寂寞小城，显赫一时的大学，也只剩下600个学生而已。
城市的荒废部分归因于叶卡捷琳娜的再度征服。许多被驱逐的新教徒以前都是商人和工艺匠人；除了波兰西部（那里无数日耳曼人留了下来），波兰新教人口的锐减使波兰土地尽归地主所有，这些地主若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就是居于东方的东正教徒或唯一神教派教徒（承认教宗的最高权威，但仍保留其东正教仪式的教徒）。占全国总人口8%的异教徒包括新教徒、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被排除在政府公职与议会之外。所有对他们的诉讼都由天主教徒组成的法庭判决。宗教仇视已达到顶点。1724年，在多由新教徒居住的地区托伦城，民众因为愤懑一个耶稣会学生的行为，而污辱圣体，践踏圣母像。9个滋事者被判处死刑。波兰的新教徒于是向南部的普鲁士求助，希腊正教教徒则向东方的俄国求援。俄普两国都伸出援手，因此步向入侵与瓜分波兰之途。
波兰人的德行在桌上宛如德国人，在床上则一如法国人。农民因需要照顾其土地和妻子，所以长久习惯于一夫一妻制。但在首都，这一制度实难以维持，因为女人既美又富“诱惑的仪态”，而她们又不许她们的良好教育来收敛她们的魅力。据说，华沙的女人在性生活方面的放纵，堪与巴黎女人相比。波尼托夫斯基向我们保证过他到22岁时仍是处男，但他又补充说明，有这样的操守在他那个阶层里实属例外。酗酒不分阶级，普遍流行。在农民中，它可带来暂时的遗忘，忘掉贫穷、艰苦与寒冷。在贵族中，则可安慰他们的孤独与烦恼。所有阶级的男士都视酗酒为一种成就而非罪恶。潘·库玛西泽乌斯克能够一次饮尽一大桶香槟，而面不改色、神志清醒，这使他深以为荣。波尼托夫斯基更被警告说，除非他一周醉酒两次，否则将失去民心。好客的风气全国盛行，但好客程度的高低全看被款待客人的酒量而定，有时，竟需以一大片土地或以一个城镇作抵押以备盛宴之需。
受过教育的波兰人，更以其服饰来点缀周围的景观。农民在夏天，随便穿着以粗亚麻做的衬衫与膝裤，既无袜子又无鞋子；在冬天，则裹着厚厚的衣服，从不讲究颜色，也没有时间修饰。为数72.5万人的绅士阶级则不然。他们脚穿马靴，头顶羽帽，身着丝制或绣花边的彩色袍子，腰际系着一条宽大有图案而且色彩鲜艳的织带。这一身神气十足的民族服饰是立陶宛人在乌克兰与土耳其人接触后而引进的打扮。这也可代表波兰人与土耳其人为对抗奥地利或俄国而行的临时结合，它也许表现出波兰人的行为举止与性格带有某种亚洲的风味。
具有文化传统的波兰在1697年至1763年，却因其萨克森诸王对斯拉夫文学与艺术的不关心和两次蹂躏全国的大战，而毫无进步。天主教会不但是首要的艺术赞助人，而且也是教育的教导者和知识与文学的主要来源。它处心积虑地将波兰带到西方的科学与哲学运动的洪流之外；不过，在这一范围内，它也推广了知识，教化了民众。基辅主教约瑟夫·扎鲁斯克在华沙替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的图书馆收集了20万册的书卷，1748年，他将该馆开放给大众使用，并送给国家。而他自己生活俭朴，在力保波兰独立的战争中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促使年轻而热切的教士斯坦尼斯拉斯·卡纳尔斯克改学历史与法律的，也正是这位基辅主教。卡纳尔斯克编纂的从卡西米尔大帝到他那个时代的波兰法典，在1732年出版了四卷中的第一卷。对于他而言，这些和其他一些研究，显示出波兰很可悲地漂浮在文艺复兴的潮流之外。他深信，若要再生，必须从上层做起，因此他在华沙建立一所贵族学院（1740年），家世上等的青年可在那里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仅学数学、古典语言与文学（耶稣会教士在这方面的教育是颇有成果的），而且研习自然科学与现代语言。这真是值得称赞的创举，因为他既无财源，又无教科书，师资与学生俱缺，然而在15年的辛劳耕耘后，贵族学院成为一所有名望而为人赞誉的学校，更成为波尼托夫斯基执政期间文化兴盛的源泉，也是1791年开明宪法诞生的主力。他呼吁改革波兰语言，剔除拉丁字句和华而不实的修辞。但全国都表示反对，仍旧照学传统语言不误。卡纳尔斯克于1760年至1763年出版了波兰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论著，标志着其事业与声名达到最顶峰。该论著虽称为《论辩论的有效行使》（On the Effective Conduct of Debates），表面上看来毫无政治色彩，其实是对自由否决权的口诛笔伐。对否决权虽然另有许许多多的抗议，但1764年后，国会还是被自由否决权瓦解了。波尼亚托夫斯基改革的波兰宪政是由于得到卡纳尔斯克的助力而开始的。
在波兰逐渐苏醒并重见光明之前，它一直要在萨克森王的统治下，痛苦地度过67年的混乱、屈辱和败亡的苦痛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