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终于渐渐知悉其在知识上的不成熟了。大批作家谦虚地翻印外国作品，或将一些在法、英或德成了名的作品翻成俄文。叶卡捷琳娜亲自拨出5000卢布，来推动这一外来文学的传入。她本人即翻译过马蒙泰尔的作品。由于俄国人对这一伟大事业的热心，坦波夫的一位地主拉克玛尼诺夫也翻译了伏尔泰的作品。喀山学院的院长韦廖夫金（Verevkin）则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译成俄文。也有人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希腊或拉丁古典文学作品、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等译成俄文。
加夫里尔·罗曼诺维奇·杰尔查文是叶卡捷琳娜为政期间最成功的诗人。他出生在东部的奥伦堡，家世寒微，身上流有鞑靼人的血液，在普罗伯拉岑斯基军团中服务10年，亲眼看到叶卡捷琳娜起而主政，当军官后参加平定普加乔夫之乱，然后力争上游，在参院占了一个席位。他发现叶卡捷琳娜在她的作品《卡哈尔王子》中，替一个善良的公主取名弗丽特娜，于是在他的一首很有名的抒情诗中，也给这位“吉尔吉斯哥萨克游牧部落天仙似的皇后”取了同样的名字，同时他恳求这位皇后：“告诉我如何找寻不带刺的玫瑰……如何追求享乐但要确切而实在地过着日子。”这位诗人称弗丽特娜是一个“从她笔下流出全人类的万般幸福”的人时，他事实上是在颂赞叶卡捷琳娜。他责难自己“昏睡至午后，吸浓烟，饮咖啡……使眼前的现实世界在我面前抖颤不已”，或者沉溺于“金银餐具，亮光闪闪的豪华宴会里”时，朝廷上下都知道这是对波得姆恩的抨击。此外，杰尔查文更是狂喜万分地赞道，弗丽特娜“女皇”“在黑暗中创造光明”，未害过任何人，宽恕小过，让百姓自由言谈，“写寓言故事教导其属民”，“教导卡哈尔学习字母”（卡哈尔暗指叶卡捷琳娜之孙亚历山大）。最后，这位诗人下了这段结论：“我祈求我伟大的先知，愿我能触摸你的足尘，愿我能享有你的言语、你的容貌的甘美泉源。我恳求天上的神祇伸展他们蔚蓝的双翼，暗地里护你……你的事迹你的声名，在子孙后代里闪耀着光辉，如同天上的星光永远灿烂。”杰尔查文曾抗议道，他这番颂赞与美言，并不是为了得到任何报酬，但叶卡捷琳娜仍提升他。不久，他能接近她而也能发现她的缺点了。他不再写任何赞言。他转向更高一级的帝位，撰写一篇“上帝颂”，赞美“三位一体”，赞美上帝将上天治理得如此美好。他常常攻读哲学，附和笛卡儿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式：“我的确是存在，因此你也是。”他的抒情诗在俄国称霸半个世纪之久，一直到普希金出现，才有人能和他媲美，并驾齐驱。
维辛的两部喜剧《旅长》（The Brigadier）和《未成年人》（TheMinor），令首都人士为之惊讶。《未成年人》十分成功，以致波得姆恩劝作者“现在即刻就死，或者以后永不要再写”，意即后来的作品会减低他的声名。维辛漠视这一忠告，结果眼睁睁地看到预言不幸言中。他在晚年旅游西欧，写了几篇精彩的信笺，其中一篇有过如此狂傲的预言：“我们（俄人）正要起步，他们（法人）却要告终了。”
在叶卡捷琳娜主政期间的文学界，最有趣的人物莫如尼克莱·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了。自从因怠惰与落伍而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后，他渐渐成为一个活跃的知识界的人物。刚满25岁（1769年），就在圣彼得堡主编杂志。杂志名《雄蜂》（The Drone），恶作剧地用来对抗苏马罗科夫的杂志《工蜂》（The Industrial Bee）。诺维科夫以生动的笔调，攻击流行于政府上下的贪污。他批评上层阶级那种伏尔泰式的非宗教作风是对道德与人格的破坏。相反，他赞颂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认为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和堪供效仿的道德典范。他说：“古老的俄国统治者似已预言过，通过艺术与科学的介绍表现的，俄国最珍贵的宝藏——他们的道德将会丧失，无可挽回。”就这点而言，卢梭与伏尔泰观点不同，他们曾互相辩驳。叶卡捷琳娜对《雄蜂》杂志投以几分怒色后不久，杂志于1770年停刊了。1775年，诺维科夫加入了“互助社”，而该社在法国的会员虽已在进行革命，在俄国却转化成神秘主义、妄信主义与神秘狂。1779年，他改往莫斯科负责大学出版业务，在他负责之下，该社出版了一大批书籍，3年内的出版总数比该社24年来出版的还要多。由于得到友人的财政支援，他又接管更多的出版业务，后更组成出版社，并在全俄开设书店，宣扬他的宗教与改革的理念。他兴学校，建医院，设诊所，创建工人的模范住宅。
法国大革命使开明君王叶卡捷琳娜一变而为惊慌的专制君主时，她担心诺维科夫的行径会颠覆现行的社会秩序。她指令莫斯科大主教普拉顿调查诺维科夫的思想。大主教报告说：“我恳求全能的慈悲上帝，不仅在这些由上帝托交给我的人民中，就是普天之下，都有如同诺维科夫这种基督徒。”然而，女皇怀疑不安，命令逮捕诺维科夫将其监禁在斯兹卢兹堡（1792年）。他就在那里被监禁到叶卡捷琳娜逝世为止。保罗一世释放他后，他隐居到他在提克文的田庄里，在虔诚的信仰与善行中度过余生。
拉季谢夫的一生却充满坎坷。叶卡捷琳娜派他到莱比锡大学留学，他阅读了一些哲学家的作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雷纳尔对欧洲剥削殖民地和奴隶买卖的残酷所做的报道，使他深受震动。他回到圣彼得堡，心中燃烧着社会理想。由于他被安排在海关工作，他必须学会英语以与英国商人交谈，因此他又博览英国文学，其中受斯特恩的《感伤之旅》影响最大。1790年他出版了一本俄国古典文学，名为《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之旅》（Journey from St.Petersburg to Moscow）。他强调正统，攻击教会欺骗民众的轻信。他不反对君主制，但主张若统治者毁弃超越一切法律的“社会契约”，则人民有权叛乱。他也描述征兵使家庭破亡及奴隶受到主子虐待的情形。他说，在某个地方，他曾听说有一位地主竟然强暴过60个处女。他也抨击出版物的检查制度，要求出版自由。他不鼓吹革命，但他要人宽大地了解革命倡导者的立场。他向政府和贵族呼吁解放奴隶：“让你们生起恻隐之心吧！你们这些铁石心肠的人，打破你们兄弟同胞的镣铐吧！打开监禁奴隶的地牢吧！给我们健康和生命的农人，有权控制他们耕作的土地吧！”
奇怪的很，书竟然能通过检查而出版。但1790年，正是叶卡捷琳娜担心她的子民会效尤法国大革命之时，于是她交代属下惩罚那位强暴60位处女的地主，但她也下令拉季谢夫要依叛国罪审判。官员们在他的发现了许多处记载各城堡正酝酿风暴，而军士们正图起义以打倒残酷的沙皇的情形。同时，对英国人抗拒一个不公正国君的事迹，则有诸多赞词。参议院判作者死刑，女皇将罪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10年。后来保罗一世允他回来（1796年），亚历山大一世邀他到圣彼得堡（1801年）。在那里一年后，他自杀，不为任何理由，或许只是认为他将会再度被放逐吧！他与诺维科夫的命运可谓这一灿烂辉煌的执政期间的众多污点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