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宗教非常盛行，信仰也非常虔诚，因为劳苦大众贫穷得很，贩卖他们“希望”的商贾门庭若市。只有懂法文的上层阶级是怀疑论者的信徒，互助会的信徒不断地增加。乡村地区和大部分的都市居民，却生活在因畏惧而生的虔敬信仰中，在其信仰的世界里，处处充满着各种魔鬼。他们每天念祷文，双手画十字几十次，他们恳求圣人的慈悲，他们朝拜古迹，他们敬畏各种奇迹，他们在各种征兆出现时颤抖不止，他们拜倒在神像前，他们从宽阔的胸膛中吟出阴郁低沉的圣歌。教堂的钟声既洪亮又异常有力。伯尔斯·戈东诺夫曾造一座28.8万磅重的钟，但安娜·伊凡诺夫娜（Anna Ivanovna，1730—1740年的女沙皇）因造了一座43.2万磅重的钟而胜过他。教堂总是挤满人，比起罗马教廷来，这里的宗教仪式要严肃多了，但信徒们更为狂热。在俄国，每个教士等于一个教皇，他们留着慑人的长胡子和飘逸的长发，身着长触及地的黑色道袍（因为露出腿部在其眼中有碍神圣）。他们很少与贵族或宫廷人士交往，但他们的生活相当简朴，在寺院里的过着独身生活，在教区里的则可以结婚。大修道院院长与副院长统领诸修道士，女修道院长则统领修女们。入世的教士受主教统领，再上为大主教，而后为省区大主教，然后才是莫斯科大主教，整个教会承认世俗君王为最高权威。教会以外，有几十个宗教教派，在神秘说、虔诚和赎罪这几个方面，互相对抗、竞争。
宗教传播道德法典，这正可用来在初民强烈的自然冲动中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秩序。宫廷里的贵族们的道德、仪态行为和语言与法国贵族无异。他们的婚姻是一种交易行为，但幸好其不美满能在情妇与女侍中找到慰藉。宫廷里的女人比男人受到更好的教育，但在情绪冲动之际，她们口中也会迸发出泼辣的言辞，也会做出凶狠的行为来。一般百姓的话是粗鲁的，暴力事件时有所闻，残暴的程度与人们身躯的强悍相同。虽然方式不同，人人聚赌、酗酒。同时，也依各人的方便地点行窃。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慈善待人，同时在款待客人方面，小棚舍里的招待比宫殿里的招待更加热情。残酷与和善可谓普天下皆然。
服饰方面则各色各样都有，有宫廷里的巴黎款式，农民用的毛皮帽子、羊皮衣和厚厚的毛手套；有贵族的丝袜，也有奴隶用以裹足与覆腿的毛带子。炎炎夏日，村野农夫每每在溪流中沐浴，不分性别。俄罗斯浴和土耳其浴一样，形式夸张，又非常普遍和流行。在其他方面，俄罗斯人不很注重卫生，保健也是原始的。只有贵族修饰仪容，彼得大帝的敕令虽然禁止过，一般人仍然留着胡子。
一般说来，家家户户都有三弦琴（俄式三弦琴，琴身为三角形）。在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圣彼得堡即有从意大利和法国两国输入的歌剧。当时有名的作曲家与指挥家，最好的歌唱家与音乐名手也都来过。音乐教育获得优厚的财政支持，而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了不少音乐天才，证明这些钱没有白花。他们从全俄国挑出一些极具潜质的男性，送到首屈一指的教会中加以训练。按希腊礼俗，唱诗班和歌唱队不准有乐器伴奏，因此歌唱时可自由发挥，他们那种一致而协调的程度，全世界各地都难以和他们较量。高音部的都是男孩子们，但是令许多外国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的低音部，他们的声音可以低到非常低沉的音度，他们感应的幅度更是良好，从柔和的耳语到喉音的声浪，都可以感觉出来。
俄罗斯唱诗班唱出的动人乐曲到底是何人所作呢？非常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乐曲的大部分竟是由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教士所作。在18世纪，有两位显得较为突出。一位是索斯诺韦兹·别列佐夫斯基。他本来是乌克兰的一个少年，但天生有一副赞美上帝的嗓门。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他送到意大利接受最佳的音乐教育，所有的经费由国家支出。他在博洛尼亚过了几年，拜在巴德雷·马蒂尼门下，学习作曲。回俄罗斯后，便开始创作宗教乐曲。这些曲子中既有俄罗斯的强烈气氛，又有意大利的文雅风味。他一直想改革唱诗班的歌唱格调，但遭到正统派的反对，因此显得郁郁寡欢、落寞不群，终于在32岁自杀身亡（1777年）。另一位更有名的是迪米瑞。他仅仅7岁时，就进入宫廷教堂唱诗班。伊丽莎白女皇召请意大利的加卢皮来教他。加卢皮回意大利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命迪米瑞与他同去威尼斯。到了威尼斯，他再投师于巴德雷·马蒂尼门下，然后到罗马和那不勒斯去。在那里，他谱成了一些意大利格调的曲子。1779年，他回到俄罗斯，不久任宫廷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一直任职到去世（1825年）。他曾为了唱诗班，谱出1首希腊弥撒曲、45首赞美诗、4部合唱及8部合唱的配乐。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的精心训练，唱诗班的水准达到最高超、最完美的境界，创造了音乐界的一个奇迹。1901年，圣彼得堡盛大庆祝他的150周年诞辰。
俄罗斯的艺术受到法国强烈的影响。但是，在俄罗斯执牛耳的人物是来自意大利的弗兰西斯科·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Rastrelli）。他父亲卡尔洛曾受彼得大帝之召到俄罗斯（1715年），替彼得铸了一尊骑在马上的青铜像，还铸了皇后安娜的全身雕像。拉斯特雷利秉承他父亲从法国带来的路易十五式的风格，又加上他自己得自日耳曼和奥地利的巴尔塔萨·纽曼和费舍·冯·埃尔拉赫的巴洛克作品的一些灵感。他将这两者巧妙和谐地与俄罗斯的需要与风味调和，成为伊丽莎白女沙皇时代最受欢迎的建筑师。1741年至1765年，几乎所有俄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都出自他或者他助手的设计。在涅瓦河左岸，他建立起有名的冬宫（1732—1754年）。冬宫虽然1837年曾遭火灾，后来还是遵照原来的设计恢复建造。这一闻名的设计由无数宏伟的窗子和圆柱组成，共分3层，最上端冠以许多雕像和城垛。此外，坐落于圣彼得堡南方15英里处小山上的特萨瑟克·瑟洛宫（Tsarskoe Selo，沙皇乡居所在地），更令伊丽莎白赞赏不已。在其左边，他也建了一座教堂。特萨瑟克·瑟洛宫的内部，正面看来是一座大典仪式用的梯阶，通往一处巨大的长廊，这个长廊白天被从恢宏大窗子射入的日光彻底照亮，夜间则被56根大烛台点缀得瑰丽辉煌。宫厅的最深处是王座所在的房间和皇后的闺房。宫内有一个中国厅，用以表示对中国艺术的敬意。琥珀厅里镶饰着琥珀饰物，这是腓特烈·威廉一世赠予彼得大帝的，因为他从彼得那里得到56名身躯高大的步兵。绘画陈列室内则陈列着皇家的艺术收藏。宫内的装饰大都是洛可可式的，有位英国旅客曾称它为“野蛮和壮丽的融合表现”。叶卡捷琳娜二世性好纯洁，因此她将宫廷正面的一切金色雕饰全部移去。
文学的发展远不及艺术快。读者出奇得少，产生不了激励作用；又受到教会与政府严格的检查制度的钳制，因此文学才华无法表现，而且俄国语言本身无论在文法上还是语词上，都尚未净化到可以作为良好文学工具的地步。虽然如此，在伊丽莎白继位（1742年）以前，还是有3位作家在青史上留了名。第一位是塔季谢夫（Vasili Tatishchev）。他不仅是思想家，还是哲学家。他热爱俄国，但也深羡西方在思想学术和经济上的发达。彼得派了一批有为青年前往国外师习思想学术时，他就是其中的一位。但他带回的是危险的思想，他直接或间接地读过培根、笛卡儿、洛克、格劳秀斯、贝尔等人的著作。他对正教的信仰减退了，他支持教会，因为他认为那是政府的一股助力。在替彼得大帝打过几次危险的战役后，他成为阿斯特拉罕城（Astrakhan）的长官，后被控盗用公款。他漫游俄罗斯时，收集了大批有关俄罗斯地理、种族和历史的资料，这是他日后写《俄罗斯史》（History of Russia）一书的根据。该书触怒了教会，一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早期及较自由的年代，才有人敢付印。
第二位是坎泰米尔（Antioch Cantemir）。这位才子继而起来反抗神学。他是摩尔达维亚公国统治者的儿子，3岁时就被带到俄罗斯去，学会6种语言，后服务于伦敦和巴黎大使馆，遇到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和莫佩尔蒂。回国后，他写了许多讽刺“泛斯拉夫”爱国主义者的文章，讥讽那些反对俄罗斯生活被西方观念感染的人。下面是他的诗《致我心灵》的片段：
勤研多载而仍不成熟的心灵，
静下来吧！
不要激荡自己去握笔杆……
当今的荣华并不难得，但是
九位裸足姐妹（缪斯女神）的路最是难随……
当你刻苦，你辛劳奋力时，
人们却视你为瘟疫，人们避开你、嘲骂你、讨厌你……
克里图（Crito）手持玫瑰花圈，如是怨道：
“埋首书本的人就成异教徒。”
而她又提醒，求知欲带来多大的危险啊！
我们的子孙读起了《圣经》，
教会为之悚然，
他们辩论一切，追问一切，
他们竟不信教士……
他们在圣像前竟不燃烛，
他们竟不理会仪式……
哦，我的心灵啊！
做个庸碌的凡人，免受煎熬吧……
不要抱怨你的默默无闻……
大智大慧若使你体会出个道理……
那就不要向人解说吧！
翻译了丰特内尔的《宇宙多元论》后，坎泰米尔更加触怒了教会，因为这被认为是哥白尼式的叛逆教徒理论，充满异教徒的思想和亵渎上帝的言论。但是，坎泰米尔36岁壮年时即死（1744年），使那些迫害所谓“异端学说”的人，无法将他“正法”。不过，直到1762年，他的讽刺书才告问世。
女沙皇伊丽莎白在位期间，俄国文学渐渐开始强调自我性，而不再只是法国文学的翻版。17世纪青史留名的第三位文学家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更是受德国的影响。他在马尔堡和弗赖堡读过书，与德国小姐结婚，并将她连同一大堆科学知识带回圣彼得堡，后成为学院名人。他博通各门学问，甚至饮酒也有相当见地，但是他不希望专精于某一门即告满足。因此，他成为冶金家、地质学家、化学家、电学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演讲家。普希金称他为“俄国第一所大学”，而他更称得上是一位诗人。
在当时能和罗蒙诺索夫一样，获得俄国知识分子热烈喝彩和赞誉的，只有苏马罗科夫（Alexis Sumarokov）。他出版一本自己写的抒情诗集，也出版一本罗蒙诺索夫写的诗，以炫示他比罗蒙诺索夫更高明（但是他们两人的差别，实在微不足道）。其实苏马罗科夫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在于他建立了一座俄国的国家剧院（1756年）。为了庆祝，他也写了一些戏剧，但都是模仿拉辛和伏尔泰两人的作品。伊丽莎白强迫宫臣观剧，但他们不买票。苏马罗科夫抱怨道，他5000卢布的年薪不足以维持其本人和剧院。“由于我的细心栽培，雅典曾经有过的且现在巴黎才有的盛况，在俄国也有了……在德国一大群诗人所为的比不上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1760年，他对这个劳心又劳力的工作感到厌倦，于是迁往莫斯科。但惯于争吵的本性，使他落得身无分文。他请求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公费派遣他出国，并向她保证：“若由我这支大笔来描绘欧洲的一切，30万卢布的支出应该算不得什么。”但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在他醉死时（1777年），也没有欣赏过他。
行文至此，让我们谈谈一位公主的罗曼史，这或许更有趣味。纳塔利·勃尔斯恩·多尔格鲁卡是元帅勃瑞斯·彻瑞莫特依伯爵（也是彼得大帝的亲密战友）的女儿。17岁时（1729年），这位“美若天仙”和“俄国最伟大的女继承人之一”，被许配给沙皇彼得二世最宠爱的臣子瓦西里·卢基奇·多尔戈鲁基。不幸，在他们结婚前，彼得驾崩了，他的继位者将瓦西里放逐到西伯利亚。纳塔利坚定信心和他结婚，并跟随他流亡西伯利亚。他们在托博尔斯克（Tobolsk）住了8年，生了两个孩子。1739年，她丈夫被判死刑。经过3年的放逐生活，她获准回到俄罗斯。在她两个儿子完成学业后，她进入基辅的一所修道院。在修道院中，由于她儿子米哈伊尔的央求，她开始写回忆录（1768年），后来由她的孙子，即诗人艾温·米哈伊尔洛维奇·多尔戈鲁基于1810年出版。有3位俄国诗人曾对她的回忆录大加赞赏，俄国也因其英豪的气概和坚定的贞节，将她奉为和革命相映生辉的无数俄国女性的典型。
总之，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冷酷无情的压迫，虔敬中夹带着暴力，祈祷神祇而又亵渎它们，充满着音乐却也非常粗俗，忠诚而又残忍，一副奴隶似的卑微又时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这个民族无法发展出和平的美德，因为面对着漫长的冬天和等不到黎明的冬夜，他们必须战斗，而这是一场苦斗，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凛冽极风。他们从未闻及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因此，除了在刻意人为装饰的首都以外，全俄国人民仍然被禁锢在中世纪的一切束缚中，唯一能安慰他们的是种族的骄傲和信仰的坚持。但这并不是根植于土地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狂热的信心，他们坚信，西方沉沦于科学、财富、异端学说和信仰的失落时，“神圣的俄罗斯”对初始的基督教仍然忠心如昔，这当然会更受耶稣基督的恩宠，有朝一日他们将会统治世界、解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