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腓特烈大帝说：“在所有普鲁士的邻国中，俄罗斯最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是最危险的一个国家。它不但强大，而且邻近我们。谁将来要治理普鲁士，谁就必须同我一样，多多培养与这些蛮族之间的友谊。”
一提到俄罗斯，我们自然想起它的国土面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它的领域包括爱沙尼亚、立陶宛、芬兰（一部分）、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18世纪中，其国土面积从68.7万平方公里增加到91.3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从1722年的1300万人增加到1790年的3600万人。1747年，伏尔泰估计日耳曼或法国的人口，比俄罗斯的人口都稍多一点。但是他提醒道，俄罗斯比两者中任何一国，在土地方面要大3倍之多。时日一久，俄罗斯人的后裔会满布这一广袤的空间。
1722年，97.7%的俄罗斯人口是农业人口。1790年，农业人口也还占全国人口的96.4%。工业化的进展非常慢。1762年，农民占90%，其中农奴占52.4%。半数土地为数十万贵族所有，其余的大部分属于国有或东正教教会，只有一些为半自由但仍须向地主服劳役和效忠的农民所有。地主的财富以农奴的多寡来评定。例如，我们说彼特·彻瑞莫特依伯爵有14万农奴的财富。99.2万名农奴是教会最主要的财富。1762年，总共有280万名农奴在俄皇的土地上耕作。
军事上的领导阶层和经济上的各种组织，都由贵族充任。贵族可以免除服役，但是他们经常自动献身，以期政府的恩惠。对农奴，贵族有司法权，可以处罚他们、出卖他们，或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但是，一般说来，贵族让农民通过村落组织或公社（Mir，革命后实施集体农场制度以前，旧有的村落组织），自行治理内部事务。依照法律，贵族要提供农奴耕作的种子，在饥荒时节，也要供养他们。一个农奴可以向他的主人购取自由，也可因从军而得到自由，但这都要经主人的同意。自由农民可以购买农奴。这些享有自由的人叫作库拉克（Kulaki），其中有些控制了当地的村落事务，而且放高利贷，他们对农奴剥削的苛刻程度，甚至超过了地主。主人和男人非常强悍，体格健壮。他们一起开垦和耕作土地，共同忍受残酷的时局。有时，生活艰苦的程度实在令人忍受不了。因此，在俄罗斯，时而闻及农奴抛弃家园大举逃亡，流落在波兰、乌拉尔山或高加索各地，成百上千的人死于沿途，或被军人追捕。反抗地主和政府的农民武装叛乱也时常发生，而且死命和军队战斗。这些事件差不多都失败了，叛乱失败的幸存者只好“爬”回他们的工作岗位，以他们的血汗灌溉土地，以他们的精力抚养妻子。
有些农奴受到各种技艺的训练，以满足他们主人的需要。在一次为叶卡捷琳娜二世举行的欢宴中（据法国的一位伯爵塞居尔的记述），所演出歌剧的作曲者和诗人，建造剧厅的巧匠，装饰它的画家，剧中的男女演员，跳芭蕾舞的名伶，管弦乐团的乐师，都是彻瑞莫特依伯爵属下的奴隶。在漫长的严冬里，农人织衣制物，以备来年所需。城市工业的发展非常迟缓，一方面由于家家户户本身就等于小工厂，另一方面因为交通困难，运输不易，交易范围通常只限于邻近地区。政府鼓励私人工业，对最有希望者给予垄断权，有时也提供资本，还允许贵族参与工商业。于是，在矿业、冶金业、军火上，在生产棉纱、木材、糖和玻璃的工厂里，呈现出一种雏形的资本主义形态。企业家们可以买进农奴，以“装配”工厂。这些“被占有的农民”的决定权落在企业家手中，不再由其主人处置。这是因为政府1736年的一道命令，规定他们和其子孙永留在他们工作的各自的工厂内，除非为官方所许，否则不准离去。在很多工作单位里，他们住在营区内，被迫与家人隔绝。每人每日的工作时间是11至15个小时不等，中间只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男工工资每日只有4至8卢布，女工则仅为2至3卢布。但是有些雇主供他们膳宿，替他们纳税。1734年以后，工厂里“自由”工人（非奴隶工人）激增，因为工人受到更多的鼓励和照顾，雇主也因之获利更多。劳工廉价得很，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根本无法推行。虽然如此，1748年，普尔扎奴还是在他乌拉尔山的铁工厂里，启用了一部蒸汽机。
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一小群中产阶级逐渐形成，他们在政治上毫无力量可言。1725年，商人约占总人口的3%，这些人包括村镇或市场里的商贾，进口中国茶叶和丝织品的商人，进口海外的糖、咖啡、香料和药材的商人，进口西欧的精良棉纺、陶器和纸的商人，出口木材、松节油、松脂、动物脂、亚麻和大麻的商人。陆地商队经西伯利亚或里海到达中国，商船则由里加（Riga，今拉脱维亚首都）、瑞尔（Revel，爱沙尼亚首都，又名塔林）、纳尔瓦（Narva，爱沙尼亚中部沿岸一港口）和圣彼得堡出海。总而言之，河流和运河的交通或许比陆运和海路还要发达。
莫斯科是内陆商业的中心。就外表看来，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街道既宽又长，484所教堂林立各处，城内也坐落有近百宫殿，还有数不尽的棚舍。1780年，共有人口277535人。在该城，俄国人、法国人、日耳曼人、希腊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和亚洲人都有，他们都说他们本国语言，同时自由信奉他们的神祇。圣彼得堡是政治上的首府、法国式的贵族政体和文学艺术的重镇。但莫斯科可以说是宗教和商业的中心，生活起居带有东方和中古色彩，而且存有一股自觉的、善妒的斯拉夫爱国狂热。俄罗斯文明就在这两个相对的轴心上发展，有时整个国家形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如同细胞的分裂一样；有时，则形成一个紧紧的复合体。在该世纪结束以前，这一复合体每每成为欧洲的恐怖之源，还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
这一民族如此毫无生气，如此受尽自然煎熬，如此缺少沟通与交通，生活不安全，很少有教育的机会，也许除了在极端与外界隔绝的小村子外，根本不可能享有民主的特权，更不可能担得起民主的风险。经济上，它总是免不了有几分封建色彩，就中央的统治而言，也总是带有某种君王体制的形式。它总是认为，君王会经常被控制军队的贵族集团推翻。因此，君王统治必须要绝对专制，宗教也要用来协助军队、警察和司法力量，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内部的和平。
行政上的每个系统都腐败不堪，甚至君王左右富有的贵族，也可以用“馈赠”来买通他们。卡斯泰拉曾说：“即使俄国真有人不为谄媚所动，也不会有人不为金银所诱。”贵族控制了皇宫的警卫权，可以册立或罢黜“皇上”。在军队里，他们也组成军官阶层。元老院也由他们充任，这个机构在伊丽莎白时代甚至是一个立法机构。他们操控各个部门，由此操控外交关系、法院、工业、商业和财政。他们任命推动官僚制度的公务人员。他们左右了治理分裂帝国的“格勃尼依”（guberniyas，俄国行政区域，和西方的省或州同等）的首长，1761年后，他们甚至选派各省的长官。虽然帝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多为中产阶级）潜伏在各个政府部门，暗中调查并处罚贪污者，但是不管这些工作人员如何卖力，其努力与工作总是受挫，因为君王若将每位受贿官员开除的话，国家这部机器就要停顿。税收人员也很刁钻，他们搜刮的民脂民膏在送抵国库时，还不到原来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