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基督教可以说被夹在伏尔泰和穆罕默德之间，也就是启蒙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虽然自1683年索别斯基（Sobieski）在维也纳击退土耳其人后，伊斯兰世界的军事力量已开始衰退，但它仍然统治着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阿拉伯、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小亚细亚、克里米亚、南俄、比萨拉比亚、摩达维亚、瓦拉几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蒙特尼哥罗、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希腊、克里特、爱琴海群岛、土耳其等地。除了波斯外，其他完全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的领域范围内。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他们的势力已经触及亚得里亚地区，直接面对天主教国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控制了黑海的唯一出海口。同时，可以随时封锁，使俄国无法进入地中海。
横越匈牙利后，即进入伊斯兰世界，我们觉得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并无显著不同。在此地，同样有一群淳朴而虔诚的贫民，在精明而多疑的富人阶级的监督下，翻耕土地。但是，一过了博斯普鲁斯，经济景象就不同了。在那边，可供耕种的地区还不到15%，其余都是沙漠，或是藏有矿源和长了牧草的山脉。最大的特色是那里的游牧民族皮肤黝黑，因为受到阳光的炙烤，他们总是将全身包覆着，以防风沙和热气。那些沿海的城市或稀稀拉拉的小镇上，虽有贸易和手工艺，但是比起基督教世界来，生活显得非常悠闲。妇人都留在家里，或者头顶物，面覆纱，庄严地走过街道。男人则在街道上来来往往，行色毫不匆忙。工业几乎全是手工艺，工匠的店面就是住屋的前缘。工匠们一面工作，一面吸烟闲谈，有时和闲逛的顾客共享咖啡和烟袋。
一般说来，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文明非常满意，因此，他们世代安居，无法忍受任何太大的变迁。传统，一如在罗马天主教义之下《圣经》一样的神圣。宗教在伊斯兰世界比在诸基督教世界更具有权力，影响范围更广泛。《古兰经》既是福音，又是法律。神学家是法律的公认解释者。每年有大批信徒前往麦加朝圣，沿途形成动人的景观。但是在上层阶级中，8世纪穆尔太齐赖派所持理性主义者的异端思想，经由“信仰时代”的伊斯兰诗人和哲学家的流传发扬，已秘密地得到广泛的支持力。1719年，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在君士坦丁堡做了如下的报道：
受尊敬的绅士们（指士人）……不太相信穆罕默德的启示，正如不相信教皇绝无谬误。他们彼此坦承是自然神论者，或对他们信得过的人宣称他们所持的这种信仰态度，他们绝口不提他们的法律（《古兰经》的戒律、命令和一切传统），只是将它看作一种早就由政客们与狂热者倡导，目前仍适合一般明智人士遵守的政治体制。
正如西方的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也分裂成逊尼和什叶两派。18世纪，又兴起一个新教派，这一派由内志（Nejd）部落（在中部高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沙特阿拉伯）的酋长穆罕默德·伊本·阿伯德·阿尔·沃哈伯（Mohammed ibn-Abd-al-Wahab）所创。就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天国并非想象，而是如同他们居住的风沙和烈日的世界一样的真实。
教职人员把持教育，认为要公民良善或族人忠诚，最好是施以纪律约束而不让其有心智上的自由。中世纪，在伊斯兰世界，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经一度大放异彩，但终被教职人员打败。星相学、化学、医学、历史沦为占星术、冶金术、巫术和神话。但是在许多穆斯林眼中，无言的智慧取代了教育和学识。正如睿智而能言善道的道蒂（Doughty）描写的：“对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而言，人们的面孔就是书本……他们那个东方世界中流传的一般格言和不少古老智慧箴言，就是书本的注解。以这种书本和注解，他们接近了人世间的真理。在对待年轻人的政策上，他们是道地的老人作风，而对无所学的人，更是如此。”1717年，玛丽·蒙塔古女士在给约瑟夫·艾迪生的一封信中，保证“土耳其的重要人物，就其言谈看来，实与我在意大利接触的人一样文明”。智慧是不分国籍的。
伊斯兰世界一向不缺乏诗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漠，辽阔无际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彩的繁星之夜，撩起各种想象和宗教信仰，还有那受压抑的欲望使他们的心境理想化了，妇女们的面巾遮饰与羞答答的态度益增其妩媚。1774年，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在《阿拉伯诗评》（Commentaries on Arabic Poetry）中，提醒西欧人士认识伊斯兰教诗中具有的大众性、优雅和热情。18世纪奥斯曼最伟大的诗人是尼迪姆（Nedim），他在艾哈迈德三世那个时代，即1703年至1730年，写了下面这首诗：
恼人的爱情，我心灵的企盼终成泡影……
我一切的苦心坚忍只落得一场虚空
我乍见她那动人的酥胸，
我原有的宁静安详，
顿变为兴奋飞扬……
她那黑痣、秀发、明眸，散发出慑人的芬芳……
我敢说，她那无比美丽的胴体是一种魔咒。
她许我亲她的粉颈，吻她的酥胸，
伤心啊！因为她已许身于人，
她卸下覆发的轻纱，风姿是多么婀娜，
任谁一睹芳泽，无不瞠目惊讶……
无情的你啊，令天下男士悲绝哭泣……
你优美的胴体，比香水还浓郁，比颜料还艳丽；
仿佛你是在玫瑰芳香的蕊瓣中成长……
你一手捧着玫瑰，一手握着酒杯款款前来，多么甜美；
啊！我不知该选取何物——玫瑰，酒杯，或是你。
看啊！我目睹你轻盈的体态，
就仿佛有一股狂流自生命之泉中涌现。
女人必须尽量利用她们娇美的身段，因为有朝一日花容消逝，她们就会永远被深藏在闺房的深处。18世纪，闭锁生活仍是女人的命运，她们也许可以外出，但是必须要全身裹覆，只留一双迷人的眼睛（1754年后才可免）。除了父亲、兄弟、丈夫和儿子外，任何男人都不能踏进闺房一步。得救的女人有其乐土，不能和男人混在一起。得救的男人所前往的是有美女服侍的天堂，这些美女是天上的女神，她们能定期重获童贞。女人主动进行诱引的通奸行为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不过这种情形很少发生。阿拉伯人以“我的女人的名义”所做的发誓是最为安全可信的。玛丽女士曾报道，她会见的土耳其女人对她们受到的隔离并不抱怨。她觉得那些女人中，有些身材甚佳，面目姣美，同时举止形态都非常优雅，如同“我们最令人赞誉的英国美女”一样。玛丽女士也获准进入许多公共浴室，在其中，她发现她们甚至不着衣装时都非常美。最吸引她的是亚得里亚堡一所浴池内的女人，她们邀请她卸装与她们同浴，不过她谢绝了。“她们非常殷切而热心地鼓励我，最后我不得不打开衣衫，亮出胸衣；如此她们就非常满意了，因为她们相信我是被那副枷锁锁住，无法以己力解开它，而她们将那副枷锁归咎于我的丈夫。”其中有一位说：“你看可怜的英国女人受到丈夫如此对待，好残酷啊！”
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公共浴池非常自豪，他们总是自认为比基督徒更为洁净。许多上、中社会阶层的人，每周泡“土耳其浴”两次，大多数人也每周一次。入浴时，他们直到痛快地出了满身的汗为止，然后侍者松弛每一关节，按摩身体，用一块较粗糙的布轻揉、擦洗。因此，在土耳其，我们很难看到有人患有关节炎。但有些病症颇为流行，尤其是眼疾，因为风沙和苍蝇很容易令眼睛感染上病菌。不过教导欧洲人进行天花预防注射的，也是土耳其人。
他们承认奴隶在伊斯兰世界较为普遍，但他们认为基督教世界的农奴或仆婢如同土耳其的奴隶一样，实际上没有差别。玛丽女士同意这一点。他们喜爱花，照顾花，其热心的程度，和我们相当。艾哈迈德三世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也有狂热的郁金香栽种竞赛。郁金香、含羞草、栗花、东方水仙和毛茛显然是通过威尼斯、维也纳和尼德兰，由土耳其人将其介绍给基督教欧洲的。
艺术在大部分基督教世界渐趋没落，在土耳其也是如此。土耳其人自认他们在陶器、棉纺、地毯、装饰，甚至在建筑上都是一流的。他们相承的艺术传统，在抽象的绘画中，含有逻辑、思想的沟通和相当的意义。彩陶的光彩（正如艾哈迈德三世时代君士坦丁堡的喷泉一样），琉璃瓦永不褪色的光芒，细致而耐用的织品，坚韧而夺目耀眼的地毯，都令他们引以为荣。这一时期，安那托利亚和高加索最负盛名的是绒毛光泽而且带有几何图案的毯子。尤其是祷告用毯，毯上所现的纹路和突起的弓状，使弯下身的祷告者自然面向指示麦加方向的壁龛。土耳其人比较喜欢圆顶、覆瓦和有尖塔的清真寺，对尖顶、拱门和肃穆而庄严的哥特式教堂并不感兴趣。他们仍然兴建一些雄伟的、壮观的清真寺，比如怒里奥斯曼尼清真寺（NuriOsmanieh，建于1748年）和拉勒利珈密斯清真寺（Laleli-Jamissi，建于1765年）；艾哈迈德三世在1729年建立的皇宫，就是采取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的风格。君士坦丁堡虽然街道凌乱，贫民区也很喧哗，但与欧洲诸国的首都相比，堪称最宏大、最壮观的首府。居民共有200万人，这一数字是伦敦的2倍、巴黎的3倍、罗马的8倍。玛丽女士从英国大使的官邸眺望这个城市与港埠时，她认为“若就它的一切说来，它也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观”。
日渐式微的苏丹统治这一广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涵盖了整个幼发拉底河流域直至大西洋沿岸。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它衰落的原因，此处再略述一下：西欧向亚洲的商业发展经非洲海岸的海路渐渐取代经埃及或西亚的内陆路线，忽视并破坏了灌溉运河的建设，帝国过度扩张使中央无法有效统治，帕夏（Pasha，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的尊称）的相继独立和各行省的分离，中央政府为贪污、无能和因循守旧的作风腐化。禁卫军或军队不时叛变，纪律涣散，使帝国的基础为之动摇。落后而信从宿命论的宗教控制了思想，主宰了生活，耽于逸乐的苏丹沉迷于女人的诱惑而抛弃了战争的声威。
艾哈迈德三世在登基之初即允许军人有干预任免首相的权利。他带着20万土耳其军与彼得大帝3.8万人的部队在普鲁特河会战时，首相接受了23万卢布的贿赂，放走了已经陷于四面楚歌的沙皇（1711年7月21日）。威尼斯煽动黑山人（Montenegrin）叛变时，土耳其向威尼斯宣战（1715年），征服了克里特岛和希腊。于是奥地利参加了战争，土耳其向它宣战（1716年），但在皮特沃登为尤金（18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将军，萨伏依选帝侯）所败。依据《帕斯若沃蒂兹条约》（1718年）的规定，苏丹撤出匈牙利，割让贝尔格莱德和瓦拉几亚的一部分给奥地利，把阿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一些重要据点划归威尼斯。为了弥补这些损失，土耳其人对波斯大肆蹂躏，但引起更恶劣的反效果。在兵荒马乱之间，一位浴池侍者带动一群暴民，杀死了易卜拉欣，并逼迫艾哈迈德三世退位（1730年）。
艾哈迈德三世的侄儿马哈茂德一世，和西方再起战端，为了解决税赋和神学规条的问题。其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从俄国取得奥查克沃和科普润，另一支军队则从奥地利手中收复贝尔格莱德。但在穆斯塔法三世的统治下（1757—1774年），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又衰落了。1762年，保加利亚自行宣告独立。1769年，因为俄国势力向波兰扩展，土耳其趁机向俄国开战，由此展开了两者之间的长期斗争。俄女皇叶卡捷琳娜的军队在这一过程中，重创土军，挫败了土耳其人。穆斯塔法殁后，其弟阿伯达尔·哈默德一世签署了丧权条约，即《凯纳甲湖条约》（1774年）。据此，土耳其在波兰、俄国南部、摩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影响力告终，土耳其也失去黑海的控制权。阿伯达尔·哈默德一世于1787年又兴战事，但惨遭败绩，忧郁身死。土耳其只好等待凯末尔帕夏来收拾残局、结束两个世纪的混乱，创造现代化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