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特蕾莎-奥地利之启蒙运动(1756—1790)

时间:2024-11-21 21:35:01关键词:奥地利之启蒙运动

从战争中我们可以了解她,在战争领域内,其军事上的杰出眼光,其坚持目标的远见和勇于面对失败等方面,仅逊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英国的皮特而已。腓特烈大帝1752年曾说:“除了匈牙利女皇及撒丁岛国王(伊曼纽尔一世)的天才不受教育不良的影响外,欧洲各国君王都是一群出名的蠢货。”在她之前有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在她之后则有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除了在治术方面这两位较她略胜一筹外,找不到比她更优越的女皇了。腓特烈认为她“野心很大,仇心亦重”,但是他敢期望她不因为他蹂躏西里西亚而报复吗?法国小说家龚古尔兄弟(the Goncourts)认为她“头脑超群,心地仁慈,具有高贵的责任感和惊人的工作精力,风仪非凡令人慑服,并有超俗的魅力,真是人民的母仪”。对于未攻击其帝国或信仰的人来说,她是一位很仁慈的女皇,请注意1768年她曾热烈地款待莫扎特一家人。作为其子女的良母,她给他们的信件是母爱和谆谆善导的骈文。假如约瑟夫听她的话,也不会死于失败;假如玛丽·安托瓦内特遵循其忠告,就可望避开上断头台的命运。

玛丽亚·特蕾莎并不是“开明专制君主”,她绝非专制君主。伏尔泰认为“她是以其子孙很少拥有的温柔和声望来作深入人心的统治,她免除宫中的形式主义和过多的限制……她不会拒绝听人诉苦,而且任何人都能满意地离她而去”。她不具有伏尔泰了解的那种开明的特质,她曾发布反犹太人及不宽容新教徒的法令,终其一生始终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深为震惊地发现,来自伦敦和巴黎的宗教怀疑主义竟也渗入奥地利。她以检查书籍和期刊的激烈手段来力挽狂澜,还禁止学习英语,“理由是在有关腐化的宗教和伦理原则方面,这种语言实在具有危险的特性”。

但是,她对大臣及其子的反教权主张,并非毫无所感。他们指出,由于教士暗示,临死的病患者如将财产遗留给教会即可赎免其罪,并邀宠于上帝,因此教士的土地及其他财富的增加极为迅速。长此下去,教会——已成国中之国——不久就会成为政府的主宰。修女院和修道院势必倍增,必有很多男女自动避开世俗的生活,使更多的财产免税。年轻妇女在真正了解贡献一生的意义之前,即会受诱加入修女院,誓奉上帝。教育完全受到教士的控制,成长中的心灵经其陶铸,就会给予教会而不给国家最高的效忠。玛丽亚·特蕾莎认为这些论调很有道理,因此下令做某种实质性的改革。她禁止教会参与遗嘱的订立;减少宗教组织的数目,并下令教会也须纳税;21岁以下的青年男女不得誓言加入修道院工作;教会和修女不得行使“圣殿庇护权”(right of sanctuary)来庇护罪犯;在得到皇帝同意之前,教皇令谕在奥地利境内无效;宗教裁判所须受政府的监督,而在实际上是受到政府的镇压;教育机构在斯维顿(女皇的医生)和劳滕施特劳赫的指导下进行改组,许多教授职务原由耶稣会教士担任的,现改由俗人担任。维也纳大学改由世俗当局和国家控制。该大学及其他大学的课程也经重订,扩充了科学和历史。这位虔诚的女皇多少已经预期其抱怀疑的长子会进行某种宗教改革。

当基督教各国宫廷在多妻多夫制方面,足可媲美君士坦丁堡时,她却是一位遵守道德的典型。教会应该可以利用她作为主张正统论的论据,而排除最力主多元论的波兰天主教君王奥古斯都三世和法王路易十五。维也纳贵族却未追随她。阿尔科伯爵带着他的情妇逃到瑞士;埃斯特黑齐伯爵夫人随舒伦堡伯爵私奔至法国;考尼茨亲王公然在车上偕其最近的情妇出游,而女皇规劝他检点时,他却告诉她:“陛下,我来此要谈的是你的事,而不是我的私事。”玛丽亚·特蕾莎极为嫌恶这种道德上的放纵,她发布严峻的法令,严令其人民遵守上帝的第六诫。她命令,女人的裙子下面必须加长,上衣上面则必须提高。她组成贞洁委员会,该会有权逮捕任何卖娼的疑犯。卡萨诺瓦曾埋怨:“女皇的褊狭行为和狭窄心地,使生活日益艰难,尤以外国人为甚。”

玛丽亚·特蕾莎-奥地利之启蒙运动(1756—1790)

她的统治极为成功,主要应归功于驾下的能臣。她接受了他们的引导,并赢得他们的效忠。虽然“盟友倒戈”(reversal of alliances)政策已成败笔,考尼茨亲王却继续掌理奥地利外交事务,并为帝国服务,颇著绩效,达40年之久。豪格维茨(Ludwig Haugwitz)改革内政,霍泰克(Rudolf Chotek)重建奥地利的经济。这三人对奥地利的贡献等于黎塞留和柯尔伯对法国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比特蕾莎继承的老弱王国强大的多。

豪格维茨的改革自重建帝国军队开始。他相信面对纪律严整的普鲁士军队,奥军早已崩溃,不堪一击,因为奥军是由许多独立的军团联合组成,而各军团又由半独立的贵族募集,并受其指挥,现在经他策划才组成了一支统一训练和受中央控制的10.8万名常备军。为维持这支军队,他建议不仅一般人民,而且贵族和教士也应纳税。贵族和教士提出抗议,女皇不理他们的愤怒,径向他们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腓特烈赞许他这位敌人为行政能手:“她的善理财政为其前代所未曾见,不但通过适当的行政管理,弥补了割土予普鲁士和撒丁岛诸王的损失,还大为增加其收入。”豪格维茨继又重修法律,使司法免受贵族的干涉,并使封建诸侯受中央政府的控制。1768年,一部统一的新法典《豪格维茨试行法典》终于颁布施行。

同时,霍泰克努力促使不景气的经济重振。有利于贵族的专卖政策及1774年以前仍然有效的《基尔特规程》(Guild Regulation),使工业发展受到阻碍。虽然如此,林茨仍有一些羊毛工厂,共雇用了2.6万名员工;维也纳则以玻璃和瓷器的制造,驰名一时;而波希米亚的冶金制造在全国首屈一指。奥地利匈牙利均有丰富的矿产,加里西亚富有盐产。霍泰克利用关税来保护这些工业,因为经常参战的奥地利,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必须力求自给自足;自由企业就像民主政治一样,是安全与和平的奢侈品。

即使如此,帝国仍是农业与封建的国家。与腓特烈一样,女皇在战时不敢攻击防范森严的贵族,以免引起社会混乱。她率先示范,在自己的土地上废止农奴制度,并强令傲慢的匈牙利显贵准许农民随意迁居、结婚、抚育自己的儿女,而且可以不理会领主的裁决,径行诉诸地方法院。纵使有这些舒缓民艰的措施,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农民几乎仍和俄国农民一样贫穷。在维也纳高贵的宫殿、精美的歌剧院、散布希望的豪华教堂背后,低阶级人士仍然过着传统的贫苦生活。

在宫城豪华方面,维也纳渐可以媲美巴黎及其近郊。舒伯鲁宫(Sch?nbrunn,意为“美好的春天”)就在该城外面,包括495英亩的花园,完全模仿凡尔赛宫而建(1753—1775年),具有挺立高耸的围篱、奇特的人工岩穴、匀称的池塘、多纳及贝叶雕就的可爱雕像、一座动物园、一座植物园。而在背面山上,还有由霍亨堡的约翰建于1775年的一座凉亭,另外加上淳朴的罗马式拱廊。舒伯鲁宫本身是拥有1441间厅房的大厦,1695年初由约翰·菲舍尔一手设计,但1705年以前,该宫并未全部完成,玛丽亚·特蕾莎又聘请帕卡锡重新设计,1744年工程又再复工,到了女皇死的那年(1780年),才全部竣工落成。内部有一条大画廊,长141英尺,天花板采用洛可可式的纤巧设置,并由古列尔米在上面作画(1761年)。从春天到秋天,舒伯鲁宫是女皇的行宫。

宫廷现在约有2400人,照顾马匹、车辆的仆从和马夫就有250人。每年维持全宫的各种费用计为430万基尔德。女皇本人崇尚节俭,除非皇家规矩势有必要外,尽量减少宫中的奢华。她以广事慈善来抵消其宫廷的奢靡。一个世纪以后,斯塔尔夫人谈到奥地利时说:“此地慈善事业的基础已经奠定,规模井然,乐善好施;私人和公共慈善业务均具有公正的良好精神……本国的一切皆显示有一个贤明、爱民如子的宗教政府。”

虽然贫穷,几乎见不到乞讨的情形,相比而言,其犯罪率也较低。人们找到了单纯的乐趣,包括互相访问,在广场上摩肩接踵,在阴凉的公园里乘凉,在普拉特游乐场的林荫道上漫步,在乡间野宴,甚或热血沸腾地安排饿兽猛烈的相斗。人们的舞步极为雅致漂亮,尤其是正式的小步舞,跳这种舞,男女之间很少会碰触,每种动作有其传统和规矩,极尽抑制和庄严之能事。在维也纳人的生活中,音乐占有很重要地位。

比较起来,奥地利文学不但平庸而且不成熟。奥地利向来尊重教权,并未参与鼓动日耳曼风潮的“狂飙运动”。玛丽亚·特蕾莎并非学术或纯文学的拥护者。维也纳也无文艺沙龙,也不像法国那样,作家、艺术家、哲学家与妇人、贵族、政治家打成一片。这是一个沉静的社会,其古老可靠的生活方式自有其舒适可爱处,虽然没有受到革命的激荡,却也无法一尝挑战性思想的风味。维也纳的报纸经政府严密监督,反成为思想的阻碍,也许只有创刊于1780年的《维也纳新闻》(Wiener Zeitung)是唯一的例外。维也纳的剧院上演歌剧让贵族和宫廷欣赏,或演出粗劣的笑剧给一般群众看。莫扎特曾写道:“就整体说来,维也纳民众不喜欢严肃或有意义的作品,他们甚至根本不了解它。他们的戏院提供最佳的证据,可资证明他们只喜欢与跳舞、粗俗歌舞、丑剧、鬼剧、魔鬼的古怪动作这类无价值的事物为伍。”莫扎特的父亲对维也纳接待其子的情形很感失望。

位于演员、音乐家、民众、农奴、贵族、廷臣及教士的社团之上的,是伟大的女皇,母仪天下,却寂寞一身。其王夫,洛林的弗朗西斯,于1745年即已加冕为王,但其才华适于商业,而不适于政府。他曾组织制造业,供给奥军制服、马匹和武器,腓特烈与奥地利作战时(1756年),却将面粉和秣料售给腓特烈,尽将国政委予其妻。唯在婚姻上,他却坚守其权利,女皇虽然知道他与人通奸,仍然爱他,替他生了16个小孩。她以母爱和严格管教来抚育其子,经常责备他们,并过分灌输道德与智慧,致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宁愿逃避到凡尔赛宫,而约瑟夫宁愿浸淫在哲学的天地里。其技巧的安排,使其他子女得到安适的归宿。其女玛丽亚·卡罗利娜是那不勒斯皇后,其子利奥波德是托斯卡纳大公,其子斐迪南是伦巴底总督。她尽其所能预为其长子约瑟夫继承她留下的重担做准备,她焦虑地观察约瑟夫在教育、婚姻、哲学风暴及丧失所爱的种种发展,直到此时,他年已24岁,她才让他坐在帝国王座的旁边共同听政,输以感情,教以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