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对意大利仔细瞧一瞧，就会发现她甚至在小睡乍醒、睡眼惺忪之时，仍散发出生命的热情：都灵出了一位伟大的戏剧作家阿尔费耶里；卢卡市出版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利奥波德大公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再度欣欣向荣；贝卡里亚的法律革新让米兰瞩目，帕维亚、博洛尼亚因沃尔塔与加尔瓦尼的实验发明闻名遐迩；威尼斯有探险家卡萨诺瓦的冒险犯难；那不勒斯敢于向教皇的权力挑战；罗马正陷于耶稣会会士的悲剧，以100间音乐培育场所创作出的歌剧，驯化阿尔卑斯山北方居民的野蛮心胸。我们到处可以遇到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在意大利研究、观赏其古物珍藏，成千的游客也于诸名胜享受日光浴。在这一时期，歌德因为受到魏玛显要人物的排挤而赴意大利旅行，以重获其青春的活力，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1786年9月，歌德从阿尔卑斯山进入威尼斯—特里丹蒂纳时的第一个印象是，感觉温和与明朗的气氛，这种气氛“对于生存甚或贫穷而言，均为绝妙的享乐”。其次的印象是无拘无束的生活，“居民经常在户外，而且表现出他们衷心欢愉下的无忧无虑”，只是尽情地生活。他认为肥沃的土壤必然易于供应这些淳朴人民有节制的需要，但贫穷和小城镇里缺乏卫生，则使他感到沮丧不已。
威尼斯却正浸润于其可亲的腐化中。约1778年，卡洛·戈齐以一种适当的夸张，描述他隐约感觉到的一种道德的普遍解体：
女人变成男人的形状，男人变成女人的形状，而男人和女人则又都转变成猴子的形状；所有这些男人和女人都陷溺于时尚的旋涡；彼此之间像犬似的麇集，互相诱入歧途，在他们的欲望上和穷奢极欲上相互竞争，倾向于普里阿普斯神的顶礼膜拜。
1797年，他斥责哲学的崩溃：
对人类的强烈感情能做有益抑制的宗教却成为一个笑柄。我相信绞刑必定有益于社会，作为制裁犯罪和防止有犯罪意图者的一种工具。但是，新崛起的哲学家们指斥绞刑为一种专制的偏见，而由于此种做法，他们已使公路上的谋杀、暴力的抢劫和暴力行为增加了100倍。
将妇女们留在家里以管教她们的儿女和管理家务及经济，被宣称为一种陈腐而野蛮的偏见。顷刻间，妇女们便一涌而出，像一群醉后闹事者，尖叫着“自由！自由！”她们麇集街头……同时她们将空荡的脑子遗弃于时髦之物、不重要的新发明、娱乐、恋情、卖弄风情和各种无聊的事物上……丈夫们没有勇气来反对这种毁灭他们的名誉、资产和家庭的行径。他们害怕被加上可怕的“偏见”一词而受众辱……良好的道德、温文和贞洁却得到偏见的丑名……所有这些所谓的偏见已被驱散之际……下列许多巨大而显著的福祉于焉而生……不信仰宗教，泯灭对人的尊敬和对教士的崇敬，公道被推翻……罪犯受到鼓励而蔓延，激昂的想象、尖锐的感觉、野蛮的兽性、沉迷于所有欲望和强烈的感情、傲慢的奢华……破产……私通等。
但腐化的基本原因仍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威尼斯不再有财富以维持往昔的兵力。相反，它的对手奥地利在兵力上如此强大，控制了所有通往礁湖的陆上路线，并在这个中立而无助的共和国领土上打了几次仗。
1789年3月9日，洛得维克·马宁被选为威尼斯总督——他是自从697年以来就统治着威尼斯的120位总督中最后一位予人深刻印象的领导者。他拥有巨大财富却缺少个性，但贫困和勇气并不能防止其悲剧的发生。4个月后，巴士底监狱陷落，自由的信仰萦绕于法国人的想象中，这种信仰随着拿破仑的军队而到来时，它几乎横扫整个意大利，而使之归于它的旗帜和狂喜下。基于奥地利军队曾占领过威尼斯共和国领土，并基于有报告称威尼斯暗中协助他的敌人，这位胜利的科西嘉人（指拿破仑）以8万军队为后盾，于1797年5月12日强加于威尼斯共和国女王由他命令成立的临时政府。当天，马宁总督辞职，将其官帽传给一位随从，并命令他说：“将它丢弃，我们不再需要它了。”几天后，他去世了。5月16日，法国军队占领该城。10月17日，波拿巴在坎波佛米欧（Campoformio）签订一份条约，该条约将威尼斯几乎所有的领地移转给奥地利，而奥地利让与在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的租借地给法国以为交换。从第一任总督被选举出来统治并维护礁湖地带的威尼斯，到它被割让给奥地利，刚好是1100年。
帕尔马是西班牙的一个保护国，它的公爵菲利普先生，是菲利普五世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所生之子，娶了法王路易十五的女儿路易·伊丽莎白。他承受她的奢华习惯，并将他的宫廷建造成一所小型的凡尔赛宫。帕尔马成为一个文化中心，华丽地掺和着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卡萨诺瓦说道：“我似乎不再是处身于意大利了，因为每件事物含有属于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气息。我仅听到过路人说着法语和西班牙语。”开明的大臣纪尧姆给予这个公国许多鼓舞人心的改革，设立了一些最好的纺织业、水晶玻璃业和彩陶业。
米兰现正经历着工业上的扩展，这一扩展适度地预示出其在意大利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奥地利的统治很少控制地方的能力和事业。佛密恩伯爵，伦巴底的总督，与当地的领袖们合作改良行政，并减低封建男爵们和城市寡头执政者的强权。一群由彼得罗·维里、贝卡里亚和乔瓦尼·卡利所领导的经济上的自由派人士，采行重农主义者的经济原则，废除内部的贸易税，终止收税的承包，对教士的财产课税以增加收入。纺织业成长至1785年，已拥有29家厂商，操作1384部纺织机。进行土地测量，国家经援灌溉计划，农民们依其志愿去耕种。在1749年至1770年的21年中，米兰公国的人口由9万人增加到13万人。就在这个米兰人兴奋得意的时期，社会人士于1776年至1778年建造斯卡拉戏院，该戏院于富丽堂皇的装饰中可容纳3600名观众，并提供音乐、谈话、饮食、玩纸牌、住宿等设备。更值一提的是设计有一座灭火的蓄水池。
这是科西嘉岛的英雄年代。那个多山的小岛已经饱浸历史。来自小亚细亚的福西亚人（Phocaeans），于公元前560年已经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他们为伊特拉斯坎人征服，伊特拉斯坎人又为迦太基人征服，迦太基人复为罗马人征服，罗马人又为拜占庭希腊人征服，而拜占庭希腊人又为法兰克人征服，而法兰克人复为穆斯林征服，穆斯林又为托斯卡纳的意大利人征服，而托斯卡纳人又为比萨人征服，比萨人又于1347年为热那亚人征服。在那个世纪里，2/3的科西嘉岛人死于黑死病。在热那亚人统治下的科西嘉人，苦于传染病的流行和海盗的袭击，被禁止担任重要官职，不堪忍受重税，而沉沦于以暴力的冤冤相报为唯一受重视的法则的一种半野蛮状态中。定期的叛变，皆由于自相残杀而演成的家族世仇和缺乏外力援助而归于失败。与奥地利的军队作战以维护其生存的热那亚，恳求法国的帮助以维持科西嘉的秩序。法国答应其恳求，以免该岛被英国人占领，作为控制地中海的堡垒。法国军队于1739年至1748年占领阿雅克肖（Ajaccio，科西嘉岛一城）和其他科西嘉岛上的据点。局势平稳后，法国人撤退，热那亚人恢复其统治，而历史上的“保利叛变”便开始了。
保利为加里波第丰功伟业奠定了一个世纪的基础。查塔姆伯爵称他为一个除了在普鲁塔克的传记之外，将不再被发现的那些人们之一。1725年，他成为一位科西嘉叛变者之子，随着他的父亲被放逐，跟随那不勒斯的一位自由派的经济学家杰诺韦西研读，随后服役于那不勒斯的军队中，于1755年回到科西嘉而被推举为反抗热那亚的叛军首领。在两年的作战中，他成功地驱逐热那亚人于科西嘉岛之外，除了一些沿海城镇仍由热那亚人占领而外。1757年至1768年，被选为新共和国首领时，他证明自己在立法和行政方面的杰出才能如同他已经在战略和战术上显露的杰出才能一样。他建立民主宪政，镇压家族之间的血仇，废除封建贵族们的强迫性特权，普及教育，并在他的首都科尔特设立一所大学。
因为无法将之征服，热那亚于1768年5月15日将该岛以200万法郎的价格卖给法国。保利现在发觉他自己正和法国军队作战。此时，他的秘书兼助手是卡洛·波拿巴，卡洛之子拿破仑于1769年8月15日诞生于阿雅克肖。1769年5月，保利的军队在蓬泰诺沃为法国军队粉碎，他放弃这一无望的奋斗而避难于英国。在那里，他领受一笔政府的退休金，被博斯韦尔颂扬，而塞缪尔·约翰逊则为其朋友之一。革命法国的国民公会（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将他从放逐中召回，欢呼他为“争取自由的英雄和殉道者”，并于1791年立他为科西嘉岛的总督。但是法国的国民会议（French Convention）裁定他为能力不足的雅各宾派成员，发布一纸诉状将他革职。英国军队协助他，英国将军控制该岛时却将保利遣回英国（1795年）。拿破仑派遣一支法国军队驱逐英军（1796年）。科西嘉岛民众欢迎法军，因为军队是来自“这位科西嘉人”——拿破仑。英军撤退而科西嘉岛臣服于法国的统治。
在1738年继承美第奇家族的哈布斯堡大公爵们的统治下，托斯卡纳逐渐繁荣。既然它名义上的统治者，洛林的弗朗西斯居住在奥地利，且为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政府便委由当地的领袖们来摄政，这些领袖在经济改革方面足以与米兰的自由派人士媲美。杜尔哥在法国从事同样的经济改革的前7年，他们在1767年建立了国内谷物的自由贸易。弗朗西斯于1765年去世时，由他的小儿子利奥波德继承为大公爵，他成为最富进取心、最具勇气的“开明专制君主”。他监督职务上的贪污腐化，改良司法、行政和财经制度，使税收征稽平等，废除苦刑、没收、死刑，协助农民疏浚沼泽地，终止商业上的独占垄断，扩展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经营，允许自治村的自治，而且希望建立一半民主宪政的托斯卡纳公国。对托斯卡纳城市的较为清洁，道路和桥梁的良好情况，及公共工程的美丽和壮观，歌德留有深刻的印象。利奥波德的兄弟约瑟夫，在成为皇帝之际，支持利奥波德废除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封建特权，关闭许多修道院，并减弱教士的权力。
在许多教会方面的改革上，利奥波德和普拉托的主教希皮奥内曾经大力合作。托斯卡纳的风俗要求所有未婚的女人都戴上面纱，希皮奥内赞助利奥波德大公爵提高结婚年龄，并将许多女修道院改成女子学校。将耶稣会学校改为世俗的教育。希皮奥内以意大利语来做弥撒，并阻挠迷信，引起人民很大的不悦。盛传他认为在普拉托的著名的“圣母玛丽亚的腰带”为赝品而要将它除去时，人民发起暴动，并劫掠主教的宫殿。尽管如此，希皮奥内依然召开这一主教辖区的宗教会议，该会议于1786年在皮斯托亚举行，并颁布原则，以唤回1682年的《加利亚条款》（Gallican Articles，法国天主教会于1682年宣布的罗马教皇权力应有限制的原则）：尘世的权力独立于宗教的权力之外（即国家独立于教会之外），甚至在宗教信仰的事务上，教皇仍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利奥波德过着淳朴的生活，并因不摆官架的态度而赢得别人的喜爱。但是，其王权有所进展，而正统派宗教的敌对势力压迫在他身上时，他变得猜忌而疏远人们。他雇用许多密探，不仅监视他的敌人，而且监视他的助手们。约瑟夫从维也纳写信劝告他说：“有时候就让他们欺骗你吧！总比这样无用地不停地折磨自己好得多。”1790年，利奥波德离开佛罗伦萨继承约瑟夫一世的帝位时，在托斯卡纳的反动力量达于高潮。1794年，希皮奥内被教皇庇护六世判罪，而于1799年至1805年被监禁，直至他收回其异教思想。1800年，拿破仑政府的来临，才恢复了自由派人士的权势。
歌德匆匆地穿过托斯卡纳，到达罗马。他于1786年11月1日记述如下：
最后，我到达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首都……我实际上越过蒂罗尔诸山脉……我如此地急于到达罗马，以至于想要停歇于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事。甚至在佛罗伦萨，我仅停留了3个小时。现在……就像与事实相似，我将平和地安度我的整个人生。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说，一个人一旦用自己的双眼目睹以前他仅仅部分听到过或获悉的事物时，一个新生命便开始了。我现在可以亲眼看到年轻时的所有梦想在我的面前实现。
18世纪的罗马城，到处群集着乞丐和贵族、红衣主教和阉人、主教和妓女、修道士和商人、耶稣会会士和犹太教徒、艺术家和罪犯、受雇的凶手和圣徒，及白天寻求古董而晚上寻求高等妓女的外来客，它是一个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综合体啊！在这里，城墙12英里内有异教徒的圆形剧场和凯旋门，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宫殿和喷水池，300所教堂和1万名教士，17万人口，而在天主教梵蒂冈城的四周，有基督教世界中最骚乱、最目无法纪而反教会的暴民。反教会的粗野无礼的小书册被散发于街道四周，小丑们在公共广场上嘲弄最神圣的弥撒仪式。温克尔曼些许夸大其词地说道：
在白天，罗马城出奇的平静，但是到了晚上，它如魔鬼放荡般地混乱。由于这里盛行的极度自由和缺少警察，在所有街道上的打斗、射杀、施放烟火和烽火持续着整个晚上……人民不驯服，而总督却厌倦于将他们放逐和绞杀。
与巴黎相比，罗马是一个更加世界化的城市。在罗马，艺术家、学生、诗人、游客、高职位的教士和公主出入艺术展览所、艺术品陈列馆和剧院。在此处，温克尔曼和安东·拉菲尔·门斯正欢呼着古典风格的复生。也是在此处，受到困扰和包围的教皇们一直在奋斗，以利用面包和特别祝福的仪式来缓和赤贫的民众，驳斥大使们的力促废除耶稣会，并使基督教这座综合大厦免于在科学的进步和哲学的攻击下粉碎。
但是，让我们继续随着歌德的足迹到达那不勒斯。他认为他未曾见过如此欢乐的生活。他说：
假如在罗马一个人能够容易地致力于研究，这里一个人除了生活以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你忘了自己和世界，去和只知享乐而不想其他的人们周旋在一起，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奇异的感觉……这里的人们彼此不相知。他们甚少观察到别人也走在他们走的道路上，和他们并肩行走。他们整天驰骋于天堂中，而不去观察他们周围的事物。假使隔壁的地狱开始张开利口和发怒时，他们便求助于圣詹纽阿里斯。
卡洛斯先生在1759年离开那不勒斯赴西班牙之际，已经遗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给他8岁大的儿子斐迪南四世，并以坦努奇侯爵为摄政官。坦努奇继续其于卡洛斯之下即已开始从事的反教会战争。他镇压许多女修道院和修道院，而且乐意遵循西班牙王查理三世驱逐耶稣会会士的训令。1767年11月3日与4日，午夜过后不久，士兵们逮捕所有该王国内的耶稣会会士，并在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不带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护送他们到最近的港口或边境。然后从那里，他们被驱逐到教皇国。
1767年，斐迪南四世16岁时，他终止了坦努奇的摄政。一年后，他娶了玛丽亚·卡罗利娜——玛丽亚·特蕾莎的忠实女儿。她很快地支配了她的丈夫，并领导了反抗坦努奇的反教会政策的运动。这位侯爵的许多改革已经强化了那不勒斯君主制度，以对抗封建男爵们和教会，但它们在减轻人民的无望和贫困方面，少有助益。
西西里的发展曲线和那不勒斯相似。对于人民而言，1782年至1802年，巴勒莫大教堂的兴建远比卡拉乔利尝试着驯服控制土地的贵族们的努力重要得多。他已经担任那不勒斯驻伦敦和驻巴黎大使多年了，而且已经听到新教徒们和哲学家们的言论。1781年，他受命为西西里岛总督，对这些大地主缴征重税，减低他们对其农奴们行使的封建特权，并终止他们选举地方行政长官的特权。但他敢于监禁一位庇护盗匪的亲王，而且发布减少纪念巴勒莫的守护神圣罗萨里亚的两天假期的敕令时，各个阶级的人士起而反抗他，而他于1785年在战败中回到那不勒斯。哲学家们尚未证明他们比教会更能了解人们的需要和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