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是一位革命分子吗？不，他甚至于连一位共和人士都不是。在他的艺术作品或言谈中，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出他期望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度。他把自己和他的产业附属于查理三世、查理四世、戈多伊和约瑟夫·波拿巴身上，并欢愉地和贵族们及宫廷中人结交往来。但他已经知悉贫困的存在，他也看到他周围的贫困状态，他憎恶民众的赤贫，憎恶他们的无知和迷信，及憎恶教会接受的一种看法——群众的贫困是人类天性和不平等的自然结果。他的半数艺术作品颂扬富人，另外半数作品高喊着为穷人主持正义，反对野蛮的法律、宗教裁判所和战争。就他所作的人像画而言，他是一位忠君爱国者，就其所作的水彩画而言，他是一位天主教徒；就其所作的素描画而言，他是一位叛逆者；在素描画当中，他以一种近乎野蛮的力量，表现出对于反启蒙主义、不公道、愚行和残忍的厌恶。他的一张素描画描绘着一个人平身躺于拷问台上，附上插图说明：“因为他发现地球的运动。”另外一张画了一位上了手镣脚铐的女人，因为“她对自由派人士的目标显露出同情”。
这些自称为自由派人士的西班牙人是哪些人呢？显然，他们是第一个使用那个名称的政治党派。他们用它来表示象征他们对自由的期望——心智免受检查的自由，身体免于腐化堕落的自由，灵魂免于专制的自由。他们欢迎由法国启蒙运动进入西班牙的曙光。他们欢迎一股法国力量于1807年进入西班牙，的确，半数的人民将它视作一批拯救者来欢迎。查理四世退位而由他的儿子斐迪南七世在缪拉（法国将军）的军队保护下即位时，听不到有反抗之声。戈雅为这位新的统治者画了一张人像画。
但拿破仑召唤查理四世和斐迪南七世至贝约讷，罢黜他们两个人，一个放逐意大利，另一个放逐到法国，并立他的兄弟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之时，西班牙人民和戈雅的心情转变了。一群愤怒的群众齐集皇宫之前，缪拉将军命令士兵们去肃清广场，群众逃逸，但重新聚合2万名壮汉于梅尔广场。法国军队开往广场时，他们受到来自窗户和拱廊的火器的攻击，在愤怒中，他们进入房子，不分青红皂白地肆意屠杀。军队和暴民群众进入全天候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五月的僵持战”（Dos de Mayo）——1808年5月2日，数百名男女倒地死亡。从一处附近的有利位置，戈雅目睹部分屠杀。5月3日，30名由士兵押解的囚犯被一支射杀队处死。现在几乎整个西班牙都处于反抗法国的声浪中。一次解放战争由一省蔓延到另一省，双方皆因野兽般的暴行而蒙羞。戈雅目睹一些暴行，而这些暴行的印象常萦绕其心直至死亡。1811年，因为害怕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他立了遗嘱。1812年，其妻去世。1813年，威灵顿占领马德里，斐迪南七世再度成为西班牙国王。
戈雅画了两张他最杰出的画来庆祝西班牙的胜利（1814年）。一张为《五月的僵持战》，是他以对马德里人民与军队的会战所见、所闻、所想为依据，组合成的一张画。他将部队放在中央，因为他们参与其事在西班牙人的记忆中激起了最狂热的怒潮。我们无须询问这张画是否表现精确的历史，它是一幅光辉夺目而且强而有力的艺术作品，从跌倒的马匹身上的各种深浅明暗不等的闪烁色彩，到人们处于杀人或被杀的抉择下表露的惊悸而残忍的脸孔上去评价都是一样。而更为生动的是其姐妹画《五月三日的射杀》——一队法国的来福枪手处决西班牙的囚犯们。那次处决屠杀的中心表现出来的恐怖和挑衅的对比表情，给予戈雅无比深刻的印象。
仍然是一位领受年金的宫廷画家，而不再是宫廷中的宠儿的戈雅，由于失妻、沉默无言和耳聋，退居于他的艺术园地中。约1812年，他创作出最具威力的雕刻画《巨物》（The Colossus）——具有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一文中的丑陋、野蛮而残忍的奴隶面孔的海格力斯坐在地球的边缘，一位古罗马战神在胜利的战役之后，在旁边休息。1810年以来，他一直就在画小张的素描画，后来加以雕刻并印刷，而他赋予这些素描画的名称为《西班牙和波拿巴之间流血战争的致命结果，及其他的幻想画》。他不敢出版这85张素描画，他遗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卖给圣佛伦多艺术学院，而该学院于1863年以《战争的悲剧》（Los Desastres de la Guerra）为名，出版这些素描画。
这些素描画并非普通的宣传英雄主义和荣耀的战争景象，它们是恐怖和残忍的时刻。着火的房子倒塌在居民身上；妇女们以长矛和枪支冲锋在战场上；妇女们被强奸；男人们被绑在火刑队前面的柱子上；男人们缺了一条腿，一只手臂或一个头；一个士兵正割下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尸体被刺插于尖削的树桩上或树的分枝上；死去的妇女们仍然抓住她们幼儿的胸脯；小孩在惊恐中瞪视其父母亲被屠杀；成堆的死人被丢入坑穴中；兀鹰饱食死人的尸体。在这些图画底下，戈雅加上讽刺的插图说明——“这就是你诞生的目的”“我所见的就是如此”“它所发生的就像这样”“埋葬死者而保持缄默”。末尾，戈雅表示出他的绝望和希望：第79号素描画描绘一个处于掘坟者和牧师中间的垂死妇人，而加上“真理死亡”的插图说明；第80号素描画却显示她放出光芒，而问道：“她将再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