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接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个国王，将其王位遗留给这位大君主的孙子去继承时，一位驻凡尔赛的西班牙大使兴高采烈地欢呼道：“现在再也不属于比利牛斯的统治了！”但是，那些阴暗的弥撒形成了顽固的障碍物，而且作为对抗少数热心人士将西班牙心智欧洲化的一种象征。坎波马内斯于1774年至1776年，以《技艺者的教育普及及其培养的审慎》一文，而使旧思想下的西班牙人士感到震惊，该文认为平民教育的推广是国家的活力和成长不可缺少的基础。一些高级教士和大地主觉得以不必要的知识来干扰人民，会导致宗教上的异端和社会上的叛乱，这一点是不明智的。无视任何阻碍，约维拉诺斯努力传播教育的信念。他写道：“导致社会繁荣的源流甚多，然而所有的源流有其同一的源流，即为大众教育。”他希望教育能够教导人们获得理性，而理性能使他们脱离迷信和不宽容，并希望由这些人发展而成的科学，将利用自然资源征服疾病和贫穷。一些贵族夫人接受这种挑战，组成一个妇人财团（Junta de Damas）资助初级学校。查理三世花费大量的金钱设立义务小学。许多私人参与创设研究语文、文学、历史、艺术、法律、科学或医药的学院。对耶稣会会士的驱逐，迫使并促进了中级学校的重建。查理命令在这些学院中扩增科学课程，并命令将它们的教科书现代化，允许凡俗人士作为它们的教职员。他捐助许多学院，并给予杰出教师们年金。许多大学被说服允许教授牛顿物理课程，允许教授笛卡儿和莱布尼茨哲学课程。萨拉曼卡大学拒斥这种说服，其理由是“牛顿和笛卡儿学派的原理，和上帝启示的真理相像的程度，不如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但大多数西班牙大学接受国王的训令和指示。瓦伦西亚大学有2400个学生，当时（1784年）是西班牙最大、最先进的教育中心。几个教团在它们的学院中采用近代哲学。赤足的圣衣派的教长敦促圣衣派教师们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培根、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洛克、沃尔夫、孔狄拉克等人的作品，这里没有圣者的控制。奥古斯丁修道派的一个支派研究霍布斯，另一个支派研究爱尔维修。这种研究总是受到驳斥，但热心的人们已经失去其驳斥敌人的信念。
虽然花费其最后的47年（1717—1764）生活在奥维耶多的一所圣本笃教团的僧院中，著名的修道士费尤·蒙特内格罗设法研究培根、笛卡儿、伽利略、帕斯卡、伽桑狄、牛顿和莱布尼茨。他带着惊疑和惭愧发现，自塞万提斯以来，西班牙是多么地孤立于欧洲的主要思潮之外呀！从他的小密室中，他于1726年至1739年一连出版了8册书，他称之为《思想批判》（Teatro Critico）——非戏剧性的批评，而为一种思想的严谨审查。他攻击当时在西班牙被传授的逻辑学和哲学，称赞培根，恳求当时的人采用归纳科学，对许多学界的科学家们的发现作一摘要，讥讽魔术、占卜、伪造的奇迹、医药方面的无知和普遍的迷信，创下历史可信的许多法则，而毫不怜悯地刺穿国内的许多传说，要求普及各阶级的教育，并提倡妇女们在教育和社交上更为自由和大众化的生活。
一群敌人聚合起来攻击他的书，指责他没有爱国心，指责他的大胆无耻。宗教裁判所传唤他到法庭接受审判，但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异端。1742年，他恢复其运动，而以5册的第1册《博学而好奇的信函》，指出每一作者具有使其著作清晰的道德义务。他创造出一种好的风格。大众如此迷恋他的教导和勇气，1786年，他共出版了《思想批判》和《博学而好奇的信函》两的15种版本。他未能将迷信驱出西班牙，巫术、鬼怪和魔鬼仍然嚣张于尘世而惊吓人们的心灵；但是已有了开头，而且这种开头是由一位居处于质朴的密室中、直至他88岁那年（1764年）去世皆免受干扰和折磨的修道士创始，实为其教团的一项荣誉。
另外一位教士写出18世纪西班牙最著名的散文作品。正如同圣本笃教派的教友们所见到的，没有任何伤害能危及费尤，所以耶稣会会士们保护他们之中的一位教士，其主要作品为一首关于传教的讽刺小说。伊斯拉·约瑟·弗朗西斯科本人是一个雄辩的布道士，但在起初，他从一些布道士在教堂和公共广场中用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为金钱而演说的技巧、文学上的自负、演戏和滑稽当中取乐，后来却受到它们的困扰。1758年，他在一本叫作《著名的布道家佛瑞伊·吉朗的历史》的小说中，大大地嘲弄这些福音传播者。伊斯拉神父说道：
吉朗弟兄（弟兄为传教士之间的互称）总是以一些格言、酒店中的谐语开始他的布道，而这些片断的奇怪语句，乍听之下似乎矛盾、毁谤或不敬神而令人脸红，直至最后，使听众们在惊异之中等待一会儿后，他完成其语句而出现一种解释，使发生的一切减到仅为一种玩笑。因此，一天他传道中解说“三位一体”时，他开始其布道：“我否认上帝在本质上存在于一个整体，而在形体上为三位一体。”然后停了一会儿，听众当然左顾右盼地亟欲知道此种异端的毁谤将以什么来结束。最后，这位传教士认为他已经相当地控制他们的心思之后，他继续说道：
伊比奥尼教派（the Ebionite）、马吉安教派（the Marcionite）、阿里乌斯派、摩尼教（Manichean）和苏塞纳斯教派（Socinian），是如此说的。但是我从《圣经》，全基督教会议和教父们来证明这些教义所言皆非。
一天中，这卖了800本。布道的传教士们认为它鼓励人们对教士不尊敬而攻击它。伊斯拉被传唤于宗教裁判所之前接受审判，而他的书被定罪（1760年），但他自己未受处罚。同时，他加入到正在流浪中的耶稣会会友们的队伍中，但在途中罹患麻痹症。他在博洛尼亚靠着西班牙政府给他的微薄津贴来度过晚年。
几乎每个能写作的西班牙人都写诗文。1727年的一次诗文竞赛中，有150位竞争者参加。约维拉诺斯作为法律学者、教育家和政治家而外，还从事诗文和戏剧方面的活动。他位于马德里的住所成为文学家们的一个聚会场所。他以尤韦纳尔的文章风格来写作讽刺诗，斥责他发现的政府和法律方面的腐化。而且，与城市的其他居民一样，他唱出乡村平静的那种喜悦。莫拉廷写出一篇抒情诗来盛赞西班牙国会的丰功伟绩，据说这是“18世纪中西班牙产生的同类诗文中最高尚的一篇”。一位奥古斯丁教派的修道士，迪亚哥·冈萨雷斯写出活泼而高雅的诗文，比他所题献给约维拉诺斯的教诲性的《人类的四个时代》这首诗，更为受到欢迎。伊里阿特在他的《论音乐》（“On Music”）一诗中也有沉迷教诲的倾向。1782年，他所写的寓言尤佳，这些寓言揭露空谈家们的缺点，而为他赢得了迄今仍然存在的声名。他翻译伏尔泰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他取笑统治天堂和2/3西班牙的修道士，他被宗教裁判所检举，他正式撤回其讽刺作品，1791年41岁时死于梅毒。
1780年，西班牙学院举行一次庆祝田牧生活的田园诗竞赛，并给予优胜者奖品。伊里阿特赢得第二名而心有不甘，因为胡安继续成为当时西班牙首要诗人。胡安恳求约维拉诺斯让他去萨拉曼卡大学开人文科学讲座（1781年）。在那里，他首先赢得学生们，然后赢得教职员们接受一项更为冒险的课程，甚至阅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授课之余，他写了一册抒情诗和田园诗——如此精致、娴雅的诗文，又生动刻画了自然景色。这种诗文，西班牙人已经一个多世纪没有阅读了。约维拉诺斯继续提升胡安成为萨拉戈萨的法官和巴利亚多利德平衡法院的法官，而其诗集随着政治变故而风格大变。约维拉诺斯于1798年被放逐时，胡安也被放逐。他转其笔锋指责侵入西班牙的法国人，尤其是约瑟夫·波拿巴。但1808年，他回到马德里，在约瑟夫·波拿巴之下接受官职，并作诗来谄媚他的外国主人们，使西班牙人震惊。在罢黜约瑟夫一世的解放战争中，这位诗人的房子被法国士兵抢劫，而他本人被一群愤怒的暴民攻击，而从西班牙逃命。在越过毕德索山脉（Bidassoa）进入法国之前，他接触到西班牙最后一块土地（1813年）。4年后，他在默默无闻和贫困中死于蒙彼利埃。
西班牙在这一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戏剧家，因为波旁王朝诸王皆倾心于戏剧。导致其衰微的因素有三：伊丽莎白·法尔内塞强烈地爱好歌剧，而菲利普喜爱法里内利；戏院必然依赖大众，而大众的掌声是对滑稽剧、魔术、传奇和口技而发的；比较严谨的戏剧家们局限于创作将情节、地点和时间三者统一起来的剧本。该世纪最受欢迎的戏剧作家为克鲁兹·雷蒙，他写了大约400出小滑稽剧，讽刺中下层阶级的态度、思想和言论，但以一种宽恕的同情描述平民的罪恶和愚行。约维拉诺斯从事于喜剧的编写，而以1773年的《光荣的罪犯》一剧赢得了观众和许多批评者的称许。该剧为一个西班牙绅士一再地拒绝决斗后，终于接受一位不放弃的对手的挑战，但在一次公平的决斗中杀死他的敌人后，竟被对手的法官父亲判处死刑。始终是一位改革者的约维拉诺斯，目的是利用他的戏剧来减轻规定决斗判处死刑的法律条文。
情节、地点和时间单一性的运动由诗人莫拉廷领导，而由他的儿子莱安德罗继续领导成功。莫拉廷的早期诗文取悦了约维拉诺斯，以致他为莫拉廷在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找到一份差事。莫拉廷在那里与哥尔多尼交往，而哥尔多尼使他改写剧本。莫拉廷走了运，他以公费被送往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研究戏剧。返回西班牙时，他得到一份闲职，使他有时间创作文学作品。他的第一出喜剧于1786年提供给马德里剧院，但是由于经理们和演员们争论这一遵循亚里士多德和法国戏剧原则的戏剧，是否能赢得西班牙观众，因而迟延了4年之久。它的成功是温和的。莫拉廷发起攻击，在1792年的《新喜剧》（Comedia Nueva）中，他取笑流行的喜剧，以致观众自此接受了刻画人性和启发生命的戏剧。莫拉廷被誉为西班牙的莫里哀，而且支配马德里剧坛一直到1808年法国入侵。他同情法国和政治上的自由思想引导他像胡安和戈雅一样，去和约瑟夫·波拿巴的政府合作。约瑟夫失去政权后，莫拉廷间不容发地逃脱监禁。他避难于法国，于1828年死于巴黎。同年，自我放逐的戈雅也死于波尔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