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达离开西班牙之后，有三位才干统治着内阁。何塞·莫尼诺（José Monino）——佛罗里达布兰卡公爵，接替格里马尔迪成为外交国务大臣（1776年），而且支配内阁直至1792年。与阿兰达一样，他也受到哲学家们的影响。他指引国王从事农业、商业、教育、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改良措施；但法国大革命使他惊吓而退居保守，他还领导西班牙参加反抗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次联合（1792年）。坎波马内斯主持皇室会议达5年之久，并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约维拉诺斯，“当时最杰出的西班牙人”，以合乎人道而不受腐化的塞维利亚法官（1767年）和马德里法官（1778年）的身份出现于公众之前。他在中央政府内的大部分活动是在1789年之后才开始的，但他在1787年提出他的《关于农业计划审慎而冷静的报告》而对经济政策做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这一以近乎西塞罗的文雅手笔所写的修订农业法的建议书，使他获得全欧洲的赞誉。此三人和阿兰达为西班牙开明专制和新经济之父。总而言之，依照一位英国学者的评价，他们“永世不朽的成果，足以和其他任何国家在同样短的期间获致的成果媲美。在西班牙历史上，确实没有其他时期能够和查理三世的统治时期相比”。
西班牙在经济改革上的障碍和宗教改革上的障碍同样巨大。不可移转的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受封爵位的家族中或教会团体中，及美士达协会，羊毛生产似乎是经济变革上不能征服的障碍。数百万的西班牙人以游手好闲为荣，对行乞并不感到羞耻，变革被疑为对游手好闲的一种威胁。 钱币被囤积于宫廷的国库和教会的金库中，而不投资于工商业。驱逐摩尔人和犹太人便已废弃了许多农业改良和商业发展的来源。国内通讯和运输的许多困难已经使内陆地区比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和马德里落后了一个世纪之多。
不顾这些阻碍，在马德里及其他中心的人们——贵族、教士和商人们——不分性别地组成许多“农业之友的经济团体”，研究并促进教育、科学、工业、商业和艺术。他们设立学校和图书馆，翻译外国的论文，以奖赏征求论文和计策，并筹款以从事积极的经济事业和经济试验。承认受到法国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的影响，他们咒骂国家的金币囤积是阻滞进步的坟墓，其中一人断言道：“一个拥有最多金币的国家是最贫困的国家……正如西班牙显示出来的一样。”约维拉诺斯高呼“平民经济学”为“真正的国家科学”。经济论文倍增。坎波马内斯的论文《关于工业普遍化的培养》激励了数千人，包括国王在内。
查理进口谷物和种子以供应农业已经衰败的地区，作为经济改革的开始。他鼓励许多城镇将它们未耕种的公有土地以最低的实际地租出租给农民。佛罗里达布兰卡公爵使用得自空缺的教会圣职的皇室岁入在瓦伦西亚和马拉加建立慈善基金，以低利息借款给农民们。为了抑制砍伐森林和土壤侵蚀，查理命令所有的自治村每年种植一定数量的树木。因此，产生每年的植树节，而植树节至今仍为一个有益的风俗习惯。他鼓励对旧有的限定继承财产法的忽视，并劝阻新的限定继承财产法的产生，因而便利了大的地产瓦解成农夫们的财产。美士达绵羊生产的独占特权被大大地减少了，以前由它保留作为畜牧之用的许多大块的土地被开放农垦。外国移民被引至人口稀少的地区居住。所以，奥拉维德于1767年秋季在荒芜而为盗贼和野兽出没之所的西班牙西南部的莫雷纳山区中，建立由法国或德国移入者居住的40个村庄和11个城镇，这些开发地区以它们的繁荣而变得出名。他们广泛地开凿运河以连接许多河流，并灌溉以前荒旱不毛的许多大块土地。曾一度为欧洲最好道路网的新道路网，使许多乡村和城镇之间因获得交通运输和贸易上的便利而联系在一起。
政府对工业也有所帮助。为了消除传统上对工人的观念，一道国王敕令宣布技术性的职业可以和贵族的地位相比，而且宣布自此以后，技术人员可膺选政府职位。模范工厂被设立：设立纺织业模范工厂于瓜达拉哈拉和塞哥维亚，设立制帽业模范工厂于圣费尔南多，设立模范丝织厂于塔拉韦拉，设立模范瓷器厂于布恩·雷蒂罗，设立模范玻璃工厂于圣艾德芬索，设立玻璃、精细家具和绣帷模范工厂于马德里。国王的敕令帮助了大规模资本生产的发展，尤其在纺织业方面。瓜达拉哈拉1780年有800架织布机，雇用4000名纺织工人。巴塞罗那的一家公司经营60个工厂，拥有2162部棉纺织布机。瓦伦西亚有4000架缫丝机，而且得到其出口设备的帮助，正进入里昂的丝织业中。1792年，巴塞罗那有8万名纺织工人，在棉布生产上仅次于英国中部诸郡。
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已经长期享受与新大陆的西班牙的殖民地间受国家保护的贸易垄断。查理三世终止此项特权，并允许各个港口与殖民地贸易。他与土耳其1782年商订一份条约，该条约开放港口以允许西班牙货物进口，结果对双方皆有利。西班牙美洲属地的财富迅速增加，西班牙于查理三世时期得自美洲殖民地的收入增加了8倍，输出贸易为3倍。
政府活动的增加需要税收的增加。这些岁入中有一部分是由国家在白兰地、烟草、纸棉、火药、铅、水银、硫黄和盐的专卖中筹集的。波旁王朝初期，在加泰罗尼亚有15%的销售税，在卡斯提有14%的销售税。约维拉诺斯巧妙地描述销售税：“它们在一种产品诞生时，突袭牺牲者使之感到惊奇，在产品流通时，它们追求它并箝住它，而且永不离其监视或让它逃脱，直至它被消费时。”在查理的统治下，加泰罗尼亚的销售税被废止了，而卡斯提的销售税率减至2%、3%或4%。一项适度划分等级的税按照所得课征。为了运用人民的储蓄以获得额外基金，弗朗西斯科敦劝国库发行偿付利息的政府债券。这些债券跌落至票面额的70%至80%的价值时，他于1782年创设西班牙第一家国家银行——圣卡洛斯银行——以票面额的价格赎回这些债券，而恢复国家的财政信用。
治国之才加上事业的成果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有了实质上的提高。中产阶级获惠最大，因为重建西班牙经济的是他们的组织。在马德里，有375个商人组成5个大的商会，控制了首都的大部分贸易。我们可以从1776年它们借3000万雷亚尔给政府的这个事实来判断它们的财富。
总而言之，政府支持商业阶级的发展壮大，以使西班牙脱离其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经济较为进步的国家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西班牙与别的国家一样，逐渐增加的无产阶级对新增加的国家财富的分享。工资提高了，尤其在加泰罗尼亚，富裕的人抱怨着说仆人很难找到而且很难留下。但是，大体而论，商品价格的上升较工资的提高为速，而劳工阶级在王朝末期和王朝初期一样贫困。1787年游历瓦伦西亚的一位英国人，曾批评存在着“商人、工厂主、教士、军队或有地产的绅士的富裕”和“在街头上可见的贫困、悲惨和衣衫褴褛的人们”之间的对比。所以，中产阶级欢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的曙光（Luces）——开明专制，他们的雇佣者们拥挤于教堂中吻着圣物，以神的慈悲恩典和升天堂的期望安慰他们自己时，处于新经济之下的城市膨胀了。大的海运中心——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塞维利亚和加的斯——有8万至10万人（1800年）。马德里1797年有167607人，加上3万名外国人。查理三世登上王位之际，该城有欧洲最脏的首都之称。在较为贫穷的城区中，人民仍然将垃圾倾倒于街道中，而靠着风雨去冲散它，查理禁止这样做时，他们指责他是一个暴君。他说：“西班牙是小孩子，他们洗澡时总要哭叫。”尽管如此，他的官员们建立一个聚集垃圾和排除下水道中污物的系统，而且清道夫们被组织起来聚集垃圾当作肥料。镇压行乞的一项努力失败了，人民拒绝警察逮捕乞丐们——尤其逮捕那些已经组成强而有力的同业组织的盲人乞丐。
年复一年，查理改良他的首都。水源由山上导引进入700个喷水池，利用720根输水管将水输送到城市的每个家庭。在秋季和冬季的6个月内，街道上从傍晚至午夜点着油灯。大多数街道狭窄而且弯弯曲曲，接连着旧有的偏僻小道，不见夏日阳光。但是有些良好的大街道被铺设出来，人民得以享有许多的空阔公园和具有林荫的漫步场所。尤其受到欢迎的是普拉杜公园，又称“草径”（Meadow Walk），因有许多喷泉和树木而凉爽宜人，而且成为恋人们约会的场所。1785年，比亚努埃瓦开始建造普拉杜博物馆。在那里，几乎每个白天都有400辆马车路过，而每个傍晚有3万马德里人聚集一起。他们被禁止唱下流猥亵的歌曲，或在喷泉中作裸浴，或在午夜过后演奏乐器。但他们可以享受售卖橘子、菩提果和榛果的妇女们那具有韵律的叫卖声。游客说道：“18世纪末，在普拉杜每天可见到的奇景，足以与其他城市中仅在周末和节假日才能见到的奇景媲美。”当时的马德里成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查理三世在外交政策上并不能如内政上一样成功。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叛变似乎提供给西班牙一个报复“七年战争”中遭受损失的最好机会，阿兰达力促查理帮助革命分子。国王于1776年6月暗中送100万英镑给叛变分子。英国海盗船对西班牙船运的攻击，终于导致西班牙于1779年6月23日宣战。一支西班牙武力重新攫取米诺卡，但占领直布罗陀的企图失败了。对英国的一次入侵，虽曾有准备，但由于新教徒之风暴而遭受阻遏。在凡尔赛和约中，西班牙于1783年撤销对直布罗陀的要求，但重获佛罗里达。
恢复西班牙领土完整的失败，使国王的晚年闷闷不乐。战争已经耗费了许多由新经济产生的财富。他显赫的大臣们从未征服两大保守力量——拥有大宗地产的大公们和一心使人民单纯的教士们。查理自己很少动摇其对教会的基本忠诚。他遇到宗教游行行列时，他把马车交给正抬着圣体的高级教士去乘坐，然后步行加入随员行列中。他对宗教的虔敬赢得了人们的爱戴，这是他作为陌生人自意大利来此最初10年统治中，人民抑制而不付给他的情感。他历经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54年的统治，而死于1788年12月14日时，许多人认为他纵使不是最伟大的，也的确是统治西班牙诸王中最仁慈的一位国王。他临死前躺在病榻上，而主教代表询问是否他已原谅所有的敌人时，他的仁慈天性表露出来。他反问：“在宽恕他们之前，我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在触犯我之后已全被宽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