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由那不勒斯入继西班牙王时，他已43岁。除了耶稣会士外，整个西班牙都欢迎他，因为耶稣会士对西班牙1750年出售他们在巴拉圭的殖民地给葡萄牙而感到愤怒。在其他方面，他凭着豁免到期未付之税和恢复许多人在菲利普五世中央集权的政策下已经失去的某些特权，而赢得人心。他当西班牙国王的第一年，为其妻之死而悲痛。他永未再娶。18世纪，西班牙波旁王朝诸王对婚姻的专诚和稳定给予欧洲诸位专制君主好榜样，这是他们的一项荣誉。
一位英国外交官画了一幅查理的画像，查理与该外交官在那不勒斯已经有过几次邂逅：
这位国王本人和服饰方面非常奇特。他身材矮小，桃花心木般的脸色。他在这30年内未做过一件衣服，以至于衣服像一只麻袋般地挂在他身上。他的背心和裤子通常是皮革制成的，双腿上穿着一双布护腿。每天，不论下雨或刮风，他都外出做一次游戏或运动。
1761年，布里斯托伯爵增加下列一段：
这位天主教的国王有良好的禀赋，令人愉快（极强）的记忆力和在所有场合的非凡自制力。时常受到欺骗使他变得多疑。他一直喜爱利用温和的方法达到目的，而且有耐心重复告诫而不假借其权力。他以这种最大的温和神态，使大臣和从仆们对他保持最大的敬畏。
他个人对神的虔敬并没有预示出他将攻击耶稣会士或从事宗教改革。他天天听弥撒。他“诚实而固执地坚守他的所有条约、原则和约定”使一位英国敌人震惊。他将每个周日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国事。他在6点钟起床，看看孩子们，吃早餐，从8点工作到11点，参与皇室会议，接待贵客，做祈祷，然后上床睡觉。他的游猎可能是一种裨益健康的措施，目的在于驱散皇室家族中产生的忧郁气氛。
他开始犯下一些严重的错误，原因可能是对西班牙不熟悉。因为他自从16岁那年起就离开了西班牙，他带回两个曾经在那不勒斯侍候他的意大利人作为他的首要助手：在外交政策方面是以格里马尔迪侯爵为助手，在内政方面以斯奎拉奇侯爵为助手。布里斯托伯爵描述斯奎拉奇为“不聪明的，他喜爱商业，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百货公司供他所需，他从不埋怨财产太多。我相信他不可能收受贿赂，但我对他的妻子则没有同样的把握”。斯奎拉奇不喜欢马德里的犯罪、臭气和阴暗，他组织了一支颇富热心的警察和街道清除队，并以5000个灯笼使首都明亮。他使供应该城油、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专卖成为合法。一次，因干旱提高价格，民众要求斩下斯奎拉奇的头。他制定节制教士们的特权和权利的许多法令，因而触犯了他们。他因禁止私藏武器而失去了1000个支持者。最后，他鼓动一次革命，企图改变人民的服饰。他怂恿国王道：遮掩身体的长披肩，遮掩大半脸孔之下翻边的阔边帽使暗藏武器更为容易，使警察更难认出罪犯。一连串的国王敕令禁止披肩和阔边帽，官员们随身携带大剪刀以剪去违者的衣服至合法的尺寸。这种统治超过了骄傲的马德里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在圣枝主日，即1766年3月23日，他们起而反叛，攫取军火厂，腾空监狱而解放囚犯，击溃士兵和警察，攻击斯奎拉奇的家，对格里马尔迪投掷石块，杀害皇宫的瓦伦禁卫军（Wallon Guards），而且给这些被憎恨的外国人戴上阔边帽，高举于长矛上游行示众。暴民烧杀掳掠长达两日之久。查理屈服，取消敕令，并将斯奎拉奇安全送返意大利。同时，他发现了阿兰达伯爵的才能，并任命他为皇室会议的主席。阿兰达采用长披肩和阔边帽作为行刑手的官服，这一革新使旧有的服饰变得不合时尚了，大部分马德里人采用法国服饰。
阿兰达出生于阿拉贡一个古老而富裕的家族。我们已经看过他在法国灌输开明的思想。他也到过普鲁士，在那里，他学习军事组织。他返回西班牙，渴望将他的国家提升至与北部诸国并驾齐驱的境地。他的编纂《百科全书》的许多朋友过于公开地为他获得权力而欢悦，他为他们因此而使他的宦途更为困难这一点感到悲哀，而且希望他们已经学到了圆滑。他将政治上的圆滑定义为：
承认各种不同势力具有的力量、资源、利益、权利及对它们的惧怕、希望，为的是当情况证明其为合法正当权力时，我们可以基于它们如何才能对我们有利，和增加我们的安全，而去绥靖这些力量，分化它们，打败它们或联合它们的一种技术。
国王有意于作宗教上的许多改革，因为他怀疑教士们曾经秘密地对那次反抗斯奎拉奇的反叛有所鼓动。1765年，他曾经允许政府的新闻社印制一篇匿名的《论让渡财产的规则》，该论文询问教会积聚集体财产的权利，并争辩说在所有的世俗事务上，教会应服从国家。作者为坎波马内斯公爵，皇室会议会员之一。1761年，查理发布一道命令，规定教皇在西班牙发行敕书或简报需要国王的同意。后来，他废止该命令，1768年，他又恢复该项命令。现在他支持阿兰达和坎波马内斯进行一连串的宗教改革，这些改革令人兴奋地重建西班牙心智上的新面目达一个世代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