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年，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查理二世在其逝世之时，将西班牙及其在全球的帝国遗留给哈布斯堡王朝之世敌——法国波旁王朝。以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名扬于世的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勇地作战以维持其帝国不受任何减损，几乎整个欧洲以武力起而阻止波旁王朝的危险性扩张。最后，西班牙必须将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割让给英国，将西西里岛割让给萨伏依公国，将那不勒斯、撒丁岛和比利时割让给奥地利。
甚至，海权的丧失使西班牙仅能岌岌可危地掌握那些滋长其商业和财富的殖民地。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每亩生产的小麦数量，等于西班牙本土所产小麦数量的5倍至20倍。从那些有阳光的土地，出产水银、铜、锌、砷、染料、肉类、兽皮、橡胶、胭脂（洋红）、糖、可可、咖啡、烟草、茶、奎宁及其他多种药剂。1788年，西班牙向其美洲殖民地出口价值1.58亿雷亚尔的货物。而从那里进口价值约8.4亿雷亚尔的货品。这一贸易逆差由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而消除了。菲律宾群岛输入胡椒粉、棉花、蓝靛、甘蔗等货品。18世纪末，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估计菲律宾人口有190万人，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有1690.2万人。西班牙本国1797年有1054.1万人。上述的最后一个人口统计数字两倍于1700年的570万人，是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美誉所在。
地理位置仅仅有助于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在北部，土地是肥沃的，常有降雨和比利牛斯山的融雪以资灌溉；灌溉运河（大多数是由摩尔人遗留给他们征服者的）已经使瓦伦西亚、穆尔西亚和安达鲁西亚被开拓成为耕地，不再是干旱的不毛之地了，西班牙其他区域皆为令人沮丧的崇山峻岭或干旱之地。天然的惠赐并没有因经济事业而有所发展，大部分富于冒险精神的西班牙人远赴殖民地。西班牙喜爱利用其殖民地的金子和本国的银、铜、铁、铅矿的生产所得来从国外买进工业产品。仍旧停滞于同业公会组织或国内企业阶段中的西班牙工业远远落后于勤勉的北欧国家。其许多丰产的矿区由外国经营管理，由德国或英国的投资人获取利润。羊毛的生产由美士达协会（the Mesta）垄断，该协会由政府特许，由来已久，由一群贵族和僧侣控制。竞争被遏制，改进迟缓。贫乏的无产阶级在城镇中痛苦地度日，做大官们的家仆或在行会中做工。一些黑人或摩尔族的奴隶服务于富有的家庭（当家仆，以壮富有家族奴仆众多的声色）。一小群中产阶级依靠政府、贵族和教会生活。
51.5%的农田大片大片为许多贵族家庭拥有，16.5%为教会拥有，32%为城镇或农民所有。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增长，被旧有的、限制继承财产的法律阻碍，该法要求一块房地产应该原封不动地遗留给大儿子继承，而且它的任何部分不应被抵押或出售。历经该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除了巴斯克（Basque）人居住的诸省份外，3/4的土地由佃农以纳租、缴费、服役、贡粮给极少碰面的贵族地主或教士地主的方式耕种。因为租税依照农田的生产力提高，因此佃农无发明创造或勤勉不懈的动机。地主们宣称，累进的货币贬值迫使他们提高租税，才能抵偿价格和费用的增加而维持现状。同时，诸如肉类、酒、橄榄油、蜡烛和肥皂，这些生活必需品的销售税重重地压在那些花用其大部分所得于此的穷人身上，而在富人们那里，负担远较穷人们轻得多。这些法律手续、世袭的特权和人类能力的天然不平等产生的结果，是财富集中于上层阶级，而下层阶级一代复一代地处于忧郁苦闷的贫困中，只能靠超自然的慰藉来缓和与求助。
贵族被分成许多等级。1787年，有最上层的119位大公——西班牙大公。我们从当时英国旅行家约瑟夫·汤森（Joseph Townsend）可能夸大其词的报道中推测出三大贵族——奥苏纳公爵、阿兰达公爵和梅迪纳塞利公爵的财富。他们三人几乎拥有了整个安达鲁西亚省，梅迪纳塞利公爵每年仅仅从他的渔业中就有100万雷亚尔的收入，奥苏纳公爵每年有840万雷亚尔的收入，阿兰达伯爵有近乎160万雷亚尔的年收入。在这些大公之下是535位提图洛斯（Titulos）——在缴付半数所得给国王的条件下，由国王授以世袭官衔的那些人。在这些人之下为卡伯勒斯（Caballeros）——由国王加衔成为西班牙的四大军事骑士团——圣地亚哥（Santiago）、阿尔坎特拉（Alcántara）、卡拉特拉瓦（Calatrava）和蒙特萨（Montesa）。最低级的贵族为40万西班牙士绅（Hidalgos），他们拥有不大不小的一块土地，免服兵役并免于因债务所受的监禁，有夸示纹章的权利，而且被称为先生（Don）。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穷人，有些甚至加入街头的乞丐行列中。大部分贵族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被提名为市政府官员。
作为社会等级神圣保护人的西班牙教会，分享优厚的国民总收入。西班牙一个官方人士计算教会的每年收入，扣除税缴之外，有11.1753亿雷亚尔，而国家的收入为13.71亿雷亚尔。它的岁入当中有1/3来自土地，大额的收入来自什一税和初次收成，少量的现金来自洗礼仪式、结婚仪式、丧葬仪式和为死者举行的弥撒仪式，及出售僧衣给那些虔诚信奉的民众——他们想到假如他们穿着此类道袍死去，可能毫无疑问地进入天堂。修道院的托钵僧们为教会增加了5300万雷亚尔的额外收入。一般的教士当然是贫困的，部分原因由于其人数众多。西班牙在所有的教团中共有91258人，其中16481人为教士、2943人为耶稣会士。1797年，6万名僧侣和3万名修女住在3000所僧院和修道院中。塞维利亚的大主教和235位副手享有年收入600万雷亚尔；托利多的大主教拥有600名副手，年收入900万雷亚尔。在西班牙，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一样，教士的财产并不引起人民的反抗。大教堂是他们的创造物，而且他们乐于看到它被装饰得富丽堂皇。
他们的虔敬为基督教树立了楷模。18世纪，没有其他地方如此完全地信奉天主教，或如此狂热地遵守天主教的仪式。宗教的信奉成为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它超过了对面包的追求，可能也超越了性欲方面的追求。人民，包括妓女，一天中作十几次膜拜。信奉圣母远超过对耶稣基督的崇奉，她的画像到处都有，妇女们虔诚地为她的铸像编织衣袍，并加冠新鲜的花朵在她头上。在西班牙，更重要的是兴起一种普遍的要求，将她的“纯洁无疵的观念”——她免于玷污原罪的自由作为人生信仰中确切而必需的一部分。在虔诚的信奉上，男人几乎和女人平等。许多男人和女人一样，每天听弥撒。在宗教游行中（直到1777年被禁止），下层阶级的男人们以带刺的鞭子来鞭笞自己，他们声称这样做是证明他们对上帝、圣母玛丽亚或一位妇女的虔敬。一些人认为这种流血对健康有益，而且能使爱神永留世间。
宗教游行是频繁的、戏剧化的、多彩多姿的。有人抱怨道：在马德里，假使不参加这一庄严的仪式，就无法前进半步；而且，游行行列通过之时不跪伏在地，就有被逮捕或被伤害的危险。萨拉戈萨的人民在1766年起而叛变，到处掳夺，而一队宗教游行行列由一位主教在他们面前执圣体出现时，反叛者脱下帽子并跪在街道上。随从人员经过之后，他们才恢复对该城的抢劫。在圣体节的盛大游行中，政府各个部门都参加，有时由国王带领。复活节的前一周（Holy Week），从头到尾，西班牙的所有城市中，人们穿上黑袍，戏院和餐馆关闭，教堂挤满了人，而临时附设的祭坛在公共广场上建立起来，以适应过多的虔敬的人们。在西班牙，耶稣基督是王，玛利亚是皇后，而在任何时候，都有神存在的感觉，这构成了生活的部分实质内容。
在西班牙，两个宗教教团特别兴盛。耶稣会士通过他们的学问和传道统御教育，成为王室听告解的神父。多明我教派控制了宗教裁判所，虽然宗教裁判所的全盛时期已久逝，它的力量仍然强大得足够威吓人民和挑衅政府。一些犹太教的残留分子出现在波旁王朝的松弛时期时，宗教裁判所以公开焚烧异教徒来消灭他们。在7年中（1720—1727年），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判决了868人的罪，他们当中的820人被控以秘密信奉犹太教的罪名；75人被焚烧，其余的人被送上绞首台或接受鞭笞。1722年，菲利普五世借着主持一焚烧异教徒的盛会来表明其采行西班牙的宗教方式。在此次焚烧中，9名异教徒在庆祝一位法国公主莅临马德里的庆祝会中被活活烧死。他的继任人斐迪南六世，表现出一种较为温和的精神；斐迪南六世在位期间（1746—1759年），仅有10个人——皆为累犯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
宗教裁判所对所有出版物行使其扼杀性的检查权力。多明我教派的一位修道士认为西班牙在18世纪的印刷品较16世纪少。大部分书籍是有关宗教的，而且人民非常喜爱它们。下层阶级的民众大都是文盲，并感到无须阅读或写字。学校在教士们的掌握中，但成千的教区根本没有学校。一些往昔曾经不错的西班牙大学，除了正统的神学外，其他方面已经沦落而远逊于意大利、法国、英国或德国的大学。医学学校是贫困的。教职员阵容不佳，设备简陋；治疗依靠放血、通大便、圣徒遗物和祈祷；西班牙内科医生的做法对人类的生命是一种危害。科学是中世纪的，历史是传说，迷信滋长，惊异的事物和奇迹甚多。巫术的迷信一直到18世纪末，并出现于戈雅所画的恐怖事迹中。
来自法国的波旁王朝诸王统治下的西班牙，即是这种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