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自传里说他7岁时从梯子上跌下来，头先着地倒栽跟头，昏迷了5个小时之久，头盖骨破碎了。一团大瘤长了出来，经过多次刺破才渐渐减小，但由于失血过多，外科医生认定他将早死，“由于上帝的慈悲”，他幸存了，“但由于这个不幸的结果，他长大后带有忧郁和急躁的脾气”。他得了肺结核病，如果天才是依靠某些身体缺陷的话，那么维科的禀赋特多。
他17岁时（1685年），在瓦多拉（Vatolla，靠近萨莱诺港）充任伊斯基亚岛主教外甥的家庭教师以赚取生活费。他在那里待了9年，同时勤奋地研究法理学、语言学、历史和哲学。他对柏拉图、伊壁鸠鲁、卢克莱修、马基雅维利、培根、笛卡儿、格劳秀斯等人的著作特别着迷，对他的教义问答教学有些损害。1697年，他获得那不勒斯大学的教职，年薪仅100镑，他尚担任家教，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其一女夭逝，另一男孩有邪恶倾向，不得不送入感化院，他的妻子不认识字而且无能力，因此维科必须身兼父亲、母亲和教师。在种种分心之下，他撰写他的历史哲学。
《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1725年）提供了“有关万国通性的新科学原则”，并建议在历史的领域发现能够启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联规律，维科认为他能够辨明各民族历史的三个主要时期：
一、神的时代：在此时期非犹太人的异教徒（同一民族的人）相信他们生活在神的治理之下，每件事都受神的吉兆和神谕控制、指挥……
二、英雄的时代：英雄统治着贵族政治的整体国民，由于他们的天性有某种程度的优异，因此他们处于万民之上。
三、人的时代：在此时代人类天性被承认是平等的，于是第一个有名的国家机构建立了，然后又有王室。
维科把第一个时期仅应用于“异教徒的”和“世俗的”（非圣经的）历史。他不触犯神圣传统，即不能谈论《旧约》犹太人仅相信他们“生活在神的治理下”。由于宗教裁判所（在那不勒斯比意大利北部更为严厉）已指控那不勒斯的学者谈论亚当之前的人类。维科很艰难地把他的说法跟《创世记》配合起来，认为亚当的后代，除了犹太人外，经过诺亚时代的大洪水后，已回复到几乎野蛮的状况，他们居住洞穴，女人共有，并杂乱交配。文明是从“自然状态”第二阶段，由家庭、农业、财产、道德和宗教发展而成。有时，维科谈到宗教是原始时候解释事物、信仰灵魂学说的方法，有时他赞扬宗教是进化过程中的高峰。
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个“自然之道”或解释世界的方法吻合，即神学的、传奇的和理智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自然之道，在幻象（它在理智力最薄弱时显得最强）下，它是富有诗意和创造力的自然之道。我们人类也可称之为属神的，因为它将事实的东西，欺之为神的赋予物。由于同一幻象错误，人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畏惧无比……第二个自然之道是属于英雄的，英雄们自认出身非凡……第三个是人类自然之道，此自然之道是智慧的，因此是适应的、慈祥温和的、理性的，它承认良知、理智和义务是法律。
维科努力将语言史、文学、法律和政府，列入这个三元体系中。在第一阶段，人类用记号和姿势表达意思。在第二阶段用“徽章、比喻和意象”。第三阶段用的是“经人民同意的文字……由此他们可能确定法律的意义”。法律本身也历经相同的发展：首先是属神的，神授的，例如《摩西律法》；其次为英雄式的，例如莱喀古斯；再次是人类的——“完全发展的人类理智指挥一切”。政府也同样历经三个阶段：僧侣阶段，在此阶段的统治者自称是上帝的代言人；贵族政治阶段，在此阶段中的“民权”仅限于“英雄们”的统治命令里；人类政治阶段，在此阶段，“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是在自由的民治城市里的事例……也是在这些君主国，置百姓于其法律下平等的事例”。维科很清楚地忆起柏拉图的政治演化的要义——由君主政治到贵族政治到民主政治再至极权政治。但他把该程式修改为：神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君主政治。他同意柏拉图民主政治导致混乱的说法，而且认为一人专政是民主混乱的良方，“君主政体是最终的政府……在该政府里国家导致安宁”。
社会混乱可能来自道德败坏、奢侈、懦弱、缺乏勇武特质、贪污腐化、财富的分裂再集中或穷人的侵略性的嫉妒心等，这种混乱通常导致极权，如同奥古斯都的统治治愈了罗马共和国的混乱。如果连极权都无法遏止腐化衰败，较为强盛的国家将把它征服：
由于如此腐化的人民已成为他们毫无自制的情感奴隶，上帝作万国自然法敕令他们成为奴隶……他们成为较强国家的百姓。强国征服了他们，并把他们置于属下的省份。因此产生两道自然秩序的火光。第一为：不能自治者必为能自治的第三者统治。第二为：世界总为最能适应者统治。
在这些事例中，被征服的百姓退回到征服者所及的发展阶段。因此，罗马帝国的人民在蛮族入侵后，又回到野蛮时代，而且不得不又回到神权政治——受教士和神学的统治，那即是“黑暗时代”。十字军带来另一个英雄时代。封建酋长相当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而但丁相当于这个时代的荷马。
我们听到维科的理论，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即马基雅维利的“发展与回复定律”。进步的想法在这种分析里受到损害，进步仅循环动作的一半而已，而其另一半是衰退。历史如同生命，是进化也是毁灭，其结果和天数是不能避免的。
维科提出一些惊人的建议，他将古典传奇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贬抑为名称的始祖（eponyms），以先有之名为名者（aftrenames），或事后经过长期不具人格或复性人格过程的人格化。因此，阿波罗之子俄耳甫斯是许多原始音乐家想象的组合，莱喀古斯是综合斯巴达的一系列法律与习惯的化身，罗慕路斯是建立罗马国之人。因此，维科把荷马看成一团谜，在德国古典学者沃尔夫1795年出版《荷马引论》（Prolegomena to Homer）的前半个世纪，维科辩称荷马史诗是由数群和数代史诗创作慢慢累积和合并而成，史诗即是在希腊各邦城为游吟诗人所唱的特洛伊和奥德修斯英勇的冒险故事。而且几乎在德国历史、政治、语言学家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的《罗马历史》（History of Rome，1811—1832年）之前一个世纪，维科反对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第一章，称之为“野史”，“凡是异教徒的历史，其开始部分都如同神话”（维科再度谨慎地避免责难《创世记》的历史真实性）。
划时代的书籍显现了一种强有力但受困扰的心境，致力形成基本观念而免陷入异教徒裁判的禁锢。维科时常言不由衷地声称对教会的忠诚，他感到他应受到教士的赞扬，因为他解释法理学的原则与方法符合天主教理论。我们听到他对宗教的真诚论调如同对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绝对需要的支持：“仅宗教有力量促使人民从事道德工作……”尽管他经常使用“上帝”这一字眼，但他似乎将上帝从历史上剔除了，并将发生的事件贬为自然因果不受阻碍的表演。一位多明我教派学者攻击维科的哲学为非基督教的，而是卢克莱修的。
维科的分析显现出世俗主义，或许与他在意大利不能赢得一桩诉讼有关。而无疑，他工作散乱无秩序和思想的混淆，注定了他的“新科学”胎死腹中。他相信他已写出了一本高深而有启发性的书，但无人同意他的看法。他呼吁让·克勒克（Jean Le Clerc）至少在《共和通信》期刊上提它一笔，但徒劳无功。《新科学》（Scienza Nuova）出现10年后，查理四世帮助了维科，指派他为史官，年薪为100里拉。1741年，维科很满意地看到他的儿子热纳罗继承他在那不勒斯大学的教授职位。他晚年（1743—1744年）心智退化，堕入神秘主义中，濒临疯狂的边缘。
他的一本著作存放于孟德斯鸠图书馆里，这位法国哲学家在其私人记录里，承认他得益于维科的发展与衰退循环理论。而那种得自维科的理论，虽未指明，在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Greatness and Decadence of the Romans，1734年）一出现。此外，维科在法国仍不为人所知，直至1827年米什莱出版一本《新科学》的简译本，米什莱形容意大利“为其第二母亲与保姆，年轻时从维吉尔吸取乳水，年长时维科供以营养”。1826年，孔德开始演讲，这些演讲成为他的实体哲学的教材，其作品各个段落都可感觉出维科的影响，那不勒斯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给维科应得的全面评价，再度建议历史应有其地位，除了科学外，历史是哲学的基础与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