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河以南，沿着亚得里亚海及横跨亚平宁山脉地带是基督教城邦——费拉拉、博洛尼亚、弗利、拉韦纳、佩鲁贾、贝那芬托、罗马——构成了“魔靴”（Magic Boot）的中心及其最大部分。
费拉拉被并入罗马教皇城邦时（Papal States，1598年），其埃斯滕泽公爵们即以摩德纳为家，并将档案文件、书籍、艺术品等集存于此。1700年，教士、学者、法学博士穆拉脱里成为这些珍藏的主人。经过15年的心血，他从上述珍藏中汇编成28卷的《意大利史实作家》（Rerum Italicarun Scriptores，1723—1738年），后来他增加了10卷意大利古迹与古碑。与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古董专家，而他12卷的《意大利年鉴》（Annali d’Italia），不久即被取代。不过，他在文件与碑文方面研究的成就，使他成为意大利近代历史著作之父。
除了罗马之外，这些城邦中最繁盛的当推博洛尼亚。当地著名的绘画学校继续在克雷斯皮的主持下。此地的大学仍是欧洲最著名者之一。贝维拉瓜宫殿（1749年）曾是18世纪最宏伟的建筑之一。以博洛尼亚为中心的一个显赫家族，使剧院建筑与布景绘画进入了现代的最高境界。斐迪南多·贾利·毕比恩纳在曼图亚建了一座里尔剧院（1731年），并撰写了一些有关建筑技术的名著。他生了三个儿子，继承了他浮夸奢华的装潢雕饰的技艺。其兄弗朗西斯科在维也纳、南锡、罗马等地设计剧院，而且设计了维罗纳的费拉莫尼柯剧院——成为意大利第一流的剧院。斐迪南多之子亚历山德罗成为巴拉丁选帝侯的首席建筑师。他的另一个儿子朱塞佩设计了拜罗伊特的一座歌剧院内部（1748年），“这是现存此类工程最壮丽的一个”。其三子安托尼奥则为博洛尼亚的大众剧院绘制建造蓝图。
那间剧院及巨大古老的圣彼得罗尼欧教堂（Church of San Petronio）是意大利乐器演奏的场所，因为博洛尼亚是当时意大利音乐教育与理论的主要中心。马蒂尼在该地以适度而严峻的态度主持音乐，是欧洲最受推崇的音乐教师。他拥有一座1.7万册书籍的音乐图书馆，曾撰写一些关于旋律、对位法、音乐史等各方面的高水准教科书，与十余个地方的百余名人保有联系。多年来，他曾任院长的费拉莫尼学院的爵位授予师，这个位置备受所有音乐家的钦羡垂涎。孩提时代的莫扎特曾于1770年来此接受指定的测验，罗西尼与多尼泽蒂也曾在这里执教。由成百件乐器组成的学院管弦乐队，每年的新作品演奏会，即为意大利音乐年最重大的事情。
吉本曾估计1740年罗马的人口有15.6万人之多。在回忆罗马帝国往日的光辉、忘却罗马的乞丐与奴隶之余，他发现这种天主教首都的魔力特质，并不合他的兴致：
在奥勒留王朝城墙内的广大区域中，七座山丘的最大部分满布着葡萄园与古迹废墟。这一现代都市的优美与华丽当可归因于政府的恶习弊端及迷信的影响。每个王朝（几乎鲜有例外）都具有一个新家族暴发兴起的特征，无子嗣的教皇以牺牲教会与国家的利益而使其财富增多。教皇这些幸运子侄的宫殿是高雅与劳役最昂贵的纪念碑，完美的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已因其用途而受到玷污。他们私有的画廊与花园装饰点缀着最珍贵的古画与古董，这种兴致或者虚荣心，驱使他们大肆搜集。
这一时期的教皇，以具有崇高的道德而显赫一时。其权势衰落时，他们的道德训诲却高升了。他们都是意大利人，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天主教王朝愿意让其他任何人攫取罗马教皇的职位。克莱门特十一世（约1700—1721年）因改革罗马的监狱而得以名正言顺。英诺森十三世（1721—1724年），依据新教徒兰克的评判：
具有令人钦羡的精神上、世俗上统治的资格，唯有身体极端纤弱：罗马皇室跟他联合，曾想借他而获提升，却发现他们完全受骗，甚至连他的侄子也不能毫无困难就获得享受每年1.2万杜卡特，虽然这笔钱早已成为一个侄子的通常收入。
本尼狄克特十三世（1724—1730年）是“一位伟大的个人虔诚者”，不过（据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他“给予卑贱的心腹们过多的权力”。克莱门特十二世（1730—1740年）使他的佛罗伦萨友人布满整个罗马城，他老迈眼瞎之际，竟让其侄子们掌握大权，统治一切。他对统治的厌倦，进一步加深了法国耶稣会教士与詹森派教徒之间的冲突。
麦考利认为本尼狄克特十四世（1740—1758年）是“圣彼得的250位继位者中最优秀、最贤明的一位”。这是一种将其统治的各方面概括无遗的评断，不过，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称赞本尼狄克特博学、可爱的性格及完美的道德。身为一个博洛尼亚的大主教，他觉得每周到歌剧院三次与严谨认真执行其主教职务两者之间并无矛盾抵触之处。同时，他以教皇的身份，使其个人生活的纯洁、幽默和欢愉、言论自由及甚至几近异端的对文学与艺术的欣赏方面获得协调。他的才智可与伏尔泰媲美，但是，这并未阻止他成为一位谨慎的治理者和有远见的外交家。
他发现教廷的财政颇为混乱：有半数的税收竟在运送途中遗失，罗马人口的1/3由教士构成，远较教会事务所需者为多，而且耗费繁巨实非教会所能负担。本尼狄克特裁减自己的职员，解散大部分的教皇军队，结束教皇的族阀主义作风，降低税金，推广农业改革，鼓励工业。其刚直诚正，对经济与效率采取的有效措施立即为教皇的财政带来了盈余。他的外交政策对狂暴的国王做了温和友善的让步，他与撒丁岛、葡萄牙、那不勒斯、西班牙签订了协定，允许他们天主教的统治者向主教辖区提名人选。他以松弛地执行反詹森教派的《唯一诏书》的方式，奋力平息法国的教条狂热。他这样写道：“既然不诚实的现象天天发展着，我们首先必须问明人们是否信仰上帝，再问他们是否接受该项敕令。”
我们已注意到他诚挚地接受伏尔泰《穆罕默德》（Mahomet）一书的奉献，虽然这部戏剧在巴黎曾遭受基督教士的攻击（1746年）。他指派一个委员会修订每日祈祷书，并删除其中较不可信的传说。然而，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并未付诸实施。他靠个人的活动获得了达朗贝尔的支持而进入了博洛尼亚协会。他劝阻轻率的禁书行动。他的一些助手劝其指责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一书时，他答复说：“难道你们不该避免告诉我愚人的胆大无耻吗？”他还说：“你们知道，教皇仅有祈福的自由。”他在1758年修订颁布的《禁书索引》（Index Expurgatorius）即避免涉及非天主教文学。除了少数例外，这一指示仅限于禁止天主教徒作家所写的某些书。除非发现作者获有为其自身辩护的机会，否则决不应予以谴责；有关学术性题目的书籍，除非事先与专家商议，否则不应受到批评谴责，科学家与学者应随时允准阅览禁书。这些规则在其后各版的指示表里也均予以遵守，同时也经教皇利奥十三世于1900年予以确认。
教皇发现治理罗马与统治整个天主教世界同样困难。罗马民众可能是意大利，也可能是全欧洲最粗鲁、最狂暴的。任何原因都可能导致贵族之间的决斗，甚至造成圣城分裂地区爱国帮派之间的流血冲突。在剧院，观众的批评可能苛酷而毫不仁慈，尤以在批评错误时更甚，我们可以举作曲家佩尔戈莱西作为例子。教会企图以节庆、游行、放纵与嘉年华会来平和民众的情绪。在基督教四旬斋期之前的8天中，人民获准穿着色彩鲜艳夺目、富于幻想的服饰与装扮在广场上嬉戏。贵族们更以装饰得美丽堂皇的马匹或马车载着打扮得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美女及技术熟练的骑师参加游行行列以取悦民众，妓女们抬高价格，戴着假面具的男女调戏嬉闹使一夫一妻制的紧张暂时得到数小时的松弛。待嘉年华会一过，罗马城又恢复其虔诚与犯罪的不平衡状态。
信仰衰退之时，艺术也不再兴盛。建筑方面仅有微小的贡献：伽利莱为拉特拉诺的圣乔瓦尼古老教堂建造了一个值得骄傲的教堂正面，斐迪南多·富加给予圣玛利亚神像一个新的面貌，弗朗西斯科将庄严、宽敞的西班牙阶梯的形式，自西班牙广场移升至圣第西玛的孟第神庙里。雕刻也为其增添了一座著名的纪念碑——特雷维之泉。这座“三道出水口之泉”具有一段长远的历史。贝尔尼尼可能留下这一建筑的蓝图，克莱门特十二世曾为此展开了一场竞争。巴黎的艾德姆·布沙东、南锡的亚当提出了构筑计划，迈尼被选为工程设计人。彼德罗·布拉奇则雕刻海神（Neptune）及其同伴的中央部分（1732年）。菲利普·瓦勒塑造肥沃之神与医疗之神，沙尔维提供建筑的背景。潘尼尼终于于1762年完成这一杰作，这种由无数心血与双手历经30年合力营造的情形，也许可以表示意志的动摇或资金的短缺。不过，这阻止了任何认为罗马艺术业已逝去的想法。布拉奇因雕塑詹姆士三世的郁郁寡欢的王后玛丽·克莱门蒂娜（Maria Clementina Sobieska）的陵墓，而声誉卓著。菲利普·瓦尔遗留在圣伊格那修大教堂内一件刻得极为精巧的《报喜图》浮雕，堪比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杰作。
绘画在这一阶段的罗马没有任何突出成就，但皮拉内西使雕刻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他出生在威尼斯附近的一个石匠家庭，曾阅读过建筑家帕拉底奥写的书。因此，他憧憬着宫殿与神庙。威尼斯有比金钱更多的艺术家，罗马则有比艺术家更多的金钱。因此，皮拉内西迁居罗马并在那里开辟建筑家的天地。但建筑物并非当时所需。他还是进行设计，甚至绘出他知道无人愿意建造的想象中的构图。他于1750年出版了《建筑作品种类》（Opere Varie di Architettura）、《监狱》等绘图，人们抢购这些作品的热烈程度有如争购谜语与神秘故事一般。皮拉内西以更高尚的情操将其技巧转向雕刻古迹名胜的蓝图方面。他对此颇为爱好，如普桑一般。他眼见这些古典遗迹由于掠夺或疏忽而日渐腐蚀碎裂，颇为感伤。25年来，他几乎从未间断地每天外出将这些遗迹描绘下来，还因此废寝忘食。甚至他即将死于癌症之际，仍不停地描绘、雕塑和镌刻。他的《罗马古迹》（Roman Antiquities）与《罗马风光》（Views of Rome）印成画片风行全欧，并分享了建筑方面古典风格复兴的荣耀。
这种复兴强烈地受到赫库兰尼姆和庞培两座古城的发掘的刺激——这两座城镇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埋没于地下。1719年，有些农民报称他们曾经发现许多雕像深藏在赫库兰尼姆城的地下。但经过19年后，才筹备了资金以供有系统地发掘这一古迹。1748年，类似的发掘工作也开始，并揭开了异教之城庞培的奇观。1752年，巨大而庄严的古希腊培斯顿神庙自丛林中被发掘出来。于是，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考古学者们纷纷涌来研究并描述这项发现，他们的绘画激起了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不久，罗马和那不勒斯云集了特别是来自德国热衷于研究古典艺术的专家们。门斯于1740年到来，温克尔曼则于1755年来此地。莱辛渴望前往罗马：“在那里至少停留一年，如可能的话，永远留在那里。”还有歌德——不过，详情经过留待以后再叙。
安东·拉菲尔·门斯的籍贯真不易确定，他出生于波希米亚（1728年），主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作，但他又选择以罗马为家。他父亲是德累斯顿一位画小型人像的画家，以柯勒乔和拉斐尔两人的名字为他命名，而且决定帮助他从事艺术工作。这个孩子显露出艺术天才，父亲在他12岁那年就带他到罗马。据悉，他父亲在那里天天把他禁闭于梵蒂冈，让他以面包和酒充当午餐，还告诉他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及古典世界的遗迹作为其余两餐的食物。在德累斯顿做了短暂停留之后，安东即回到罗马，并以一幅《神圣家庭》的油画赢得人们的注意。他为了画这一幅画把玛格丽塔·瓜齐——“一位可怜、善良、美丽的少女”——当作他的模特儿。他终于在1749年跟她结婚，并一起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他又在德累斯顿被指定为奥古斯都三世的宫廷画家，每年有1000泰勒的薪俸。他同意为德累斯顿的一座教堂绘两幅画，但他请求这位选帝侯允其在罗马作画。1752年，他24岁时，就在那里定居。26岁时，他担任梵蒂冈美术学校的校长。1755年，他遇见了温克尔曼，并同意他的看法，认为怪异的巴洛克式是错误的，艺术须以新古典形式来自我炼洗。大约就在此时，他完成了色粉自画像，目前为德累斯顿美术馆收藏——少女的脸与发型，眼中却射出男人的自信，这已能预示他的成就将震撼世界。
腓特烈大帝将奥古斯都逐出萨克森之际（1756年），门斯的皇家薪金也被停止了，必须靠着意大利提供的少量费用过活，他试图赴那不勒斯发展，但当地艺术家依照古老的那不勒斯习俗，视之为外国入侵者因而威胁其生命安全。门斯立即回返罗马，他以一度闻名的壁画装饰阿尔巴尼别墅。尚可见到的有《巴纳撒斯灵山》（Parnassus，1761年），体现出其技巧的高超、冷静的高雅及情感的木然。但驻罗马的西班牙公使感觉他正是装饰马德里皇宫的适当人选。查理三世派人召请门斯，每年允付2000金镑，外加房屋和马车，并免费从那不勒斯搭乘西班牙战舰。1761年9月，门斯抵达马德里。
